李冠骏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福州 350202)

从《俺爹俺娘》开始，焦波的摄像机就锁定了乡村，直到现在，从未离开。他的乡村影像以独特的视角、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非虚构的情节温润了这个情感稀薄的社会，同时以舒缓的方式关照了这个时代的乡愁。然而，导演的镜语却有更深的意味：在与城市的碰撞融合中，乡村内部的原始结构开始解体，乡民们一方面向往城市的召唤，另一方面又无法彻底割裂与土地的联系，在两难选择中，“乡村身体”(乡民)彷徨着，也思索着。本文将以《乡村里的中国》和《出山记》为例，深入研究焦波纪录影像中的身体转向。

作为“自然意志”的共同体，乡村在匆匆行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会获得多重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来自与之日渐断裂的都市丛林，还包含横跨整个历史语境的哲学凝视。“一般来说，乡村社会是封闭的、内敛的，并保有一种持续的耐心。乡村生活被安静地束缚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人们根据这片土地确定自己的认同，确定自己的语言、风俗和起源。”在城乡边缘逐渐模糊的状态下，乡民们必然会发生变化。《乡村里的中国》与《出山记》忠实地记录了这种变化，呈现出了最真实的乡村图景。

一、分裂与抵牾的身体洞察

《乡村里的中国》与《出山记》都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乡村，山东淄博的杓峪村和贵州遵义的大漆村，用一整年的时间，静静地记录了村庄与村民的变化。两部影片聚焦了乡村内部形态的变化过程：原始的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逐渐被篡改，乡土固态化的农耕生活开始被迫松动。空间形态的变化抽离了“身体”原有的安全感，使他们被四处安放，在熟悉又陌生的乡土环境中游荡、躲避，在迷茫与矛盾中被迫接受身体转向。急剧的社会转型引发了乡民的群体性退缩，不得不割裂与土地的亲密关系，陆续进入光怪陆离的都市。导演通过摄影机镜头由点及面，拓展了乡村的多维空间，用粗粝又密实的生活质感包裹乡村身体，客观呈现他们的浮沉与挣扎。

“界定身体的正是这种支配力和被支配力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力的关系都构成一个身体——无论是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身体。任何两种不平衡的力只要形成关系，就构成一个身体。”《乡村里的中国》注视着三户人家，分别是“文化人”杜深忠一家、大学生杜滨才家以及村支书张自恩家。这三个家庭在杓峪村颇具代表意义，分别标志了乡村的文化、情感与政治三条线索。《出山记》在异地扶贫的背景下，突出了申学王与申学科两家。然而，这些人物的身体空间均体现出了分裂与抵牾：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都市快速转动产生的离心力瓦解着村庄内部的固有价值观、生活方式与社会经验，内部的乡村身体憧憬着也在观望着，前进着也在胆怯着。环境使它们逐渐分裂为两极，同时这两部分又难以统一，相互抵牾。

《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杜深忠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农民。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身上有农民的固有品质，踏实本分、勤劳节俭。但同时，他也是村民眼中的“异类”——怀揣梦想的“文艺大叔”。在两种力的共同作用下，其身体开始呈现分裂状态。影片伊始，俯拍镜头拍摄杜深忠在落日形成的阴影里写字，侧逆光形成的人物剪影将一个体现文化气质的“身体”推至大众视野，与农民身份形成反差。作为全村唯一一个看新闻联播的人，在杜深忠的身体里孕育着一个文化场。而他的妻子张兆珍则拥有与之截然相反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张兆珍对杜深忠看似“好高骛远”的想法嗤之以鼻。影片的张力在这对相互对抗又互相依赖的夫妻身上形成，导演理性地呈现着，通过镜头找寻着一个又一个“杜深忠”式的乡村他者，以期打破观众对农民与乡村的刻板印象。

《乡村里的中国》里的杜滨才与《出山记》中的申周是年轻身体的代表，也是“希望”的具象表达。传统农耕方式对他们的影响几近为零，他们是最有希望依靠自己离开土地，走向城市的人。地缘没有禁锢住年轻身体外出找寻自身价值的脚步，而来自家庭谱系的血缘却让他们无法前行。影像给了年轻世界多个横断面展示，每一个截面都鲜活、勃发却又充斥矛盾与无奈。杜滨才母亲远嫁他乡，父亲精神错乱，这使他的情感世界自幼年就开始断裂与塌陷。申周渴望通过搬迁摆脱贫穷，进入城市获得身份认同。代际矛盾引发了他们伦理情感的疏离，年轻身体在追梦与留守间两难，其实这也是乡村转型中的两难：一举打破藩篱，还是保守驻足观望？这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场域对接中无法绕开的问题。

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是政治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两部影片中，底层政治景观均有体现。《乡村里的中国》中杓峪村的经济发展面临各种问题，张自恩作为村支书，一方面要配合外派来的“第一书记”发展乡村经济，另一方面，他还要做好村民情绪的安抚工作。因为“第一书记”作为一名下乡干部，体现了国家意志，常会与村民的个人意志发生碰撞。乡村的经济发展与乡民的情感关照拉扯着张自恩，使他时常焦虑且迷茫。《出山记》中作为政治线的承担者，申修军奔波于不同自然组之间，做着异地搬迁的说服工作。在整部影片中，他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然而抛开其政治身份来说，摄影机记录下的还有申修军作为一名普通乡民的情感起伏——面对制度与情感不可调和时的无奈与困惑。“整个农村最需要的就是了解而非想象，它不代表桃花源，也不代表脏乱差，那片土地，我觉得大有希望。”这是焦波对农村现状的描摹。在这片大有希望的土地上，一个又一个乡民喜忧参半地生存着，他们曾力图保持身体的独立性，对城市丛林嗤之以鼻，却又基于生活现状不得不向它靠近，他们在自我审视中亦步亦趋。当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生产方式产生分野时，分裂的依旧分裂，身份认同的焦虑成为他们身体抵牾的根源。

二、分解与重置的乡村话语场

作为身体主动发声的产物，话语成为连接意识与肉体的重要纽带。乡村话语脱胎于乡土空间内部的历史性积累，带有强烈的自我标志性。然而，当某种力量呼啸而来，改变着乡民们熟悉的生活场景时，乡村话语场也处于一种更迭状态：在语词的不断分解与重置中，无限的可能性应运而生。

对于没有编剧与剧本的纪录片，生活无疑就是最好的编剧。《乡村里的中国》中，伴随着情节线索的展开，人物语言也体现出了独特旨趣。“文化人”杜深忠在收拾旧物时偶然又看到了自己当年创作的文章，沉默许久后他对妻子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紧接着，同一个长镜头中，他又对儿子杜海龙说：“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当多元性的文化逐渐流入村落，与土地具有疏离感的杜深忠最先看到了新的可能。土地在他的意识中已经抽象为一个符号——一个昭示陈旧与落魄的符号。旧有的文化积淀使他成为少有的能够将个人视域成功与新的文化修辞对接的农民，在这一点上，他有某些语词重构后的骄傲。同样，对土地缺乏归属感的他颇有生不逢时的无奈，所以，下一代成为他修补文化断层，实现昔日梦想的希望。杜滨才，出生于一个复杂的家庭环境，对于“家”的描述，他曾经面对镜头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真的不愿意回这个破家，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本来，作为封闭性空间的“家”对于传统且保守的乡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此，青年语词中的“破家”实际指涉了他家庭情感的缺位。家庭带给他的无力感成为催化剂，强化了杜滨才远离故土的速度，失温的家庭斩断了他的情感供给，使他的乡愁无处安放。《出山记》中申周的话也反映了代际观念冲突，他曾对父母说：“我也晓得你们辛苦，但你们不改变，我想改变下，我和你们不一样。”伦理情感淡漠以及渴望命运的改变，成为乡村青年向往城市的源动力，驱使他们离开土地，寻求更多的生命体验。除此之外，基于乡土语法体系的谚语在转型的乡村中也延伸出了新的意趣，在一次次的重构中表达了个体面对转型乡村的独特空间体验。比如在看到村里古树被卖到城市里用于绿化时，杜深忠形容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在脸上”，张兆珍则回应他“人都富得哼哼，你还穷得吱吱，人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没钱的君子下流坯”。幽默的调侃体现了夫妻二人还未被完全同构化的语词，富有创造性的俚语也使观众感受到了他们面对乡土社会逐步瓦解、城市化进程逐渐加速的恐慌。

三、边界模糊的城乡空间

西美尔曾经指出：“城市化是现代时期最令人难忘的事实之一，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都市人来源广泛、背景复杂、兴趣殊异、流动频繁，因此，主宰着民俗社会的血缘纽带、邻里关系和世袭生活等传统情感不复存在。”城市，作为现代性生活的空间范式，它所涵容的日常生活几乎彰显了所有的现代性经验。“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当城市的边界急速扩张，内部相对静止的乡村必然会受其影响，逐渐进入到过渡形态的“伪都市化”之中。城市与乡村的标志不再固定化，城乡空间边界模糊，城乡文化相互渗透。

物欲充斥的城市空间一方面会使乡村中的年轻身体感到新奇与向往，加快他们脱离土地的速度，趋向于这个他们思维当中的“异质世界”。但是，这种身体转向却并不能提供给他们长久的安全，单纯性模仿都市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会使他们生活于城乡夹层中，无法自在喘息。在《乡村里的中国》中，对于离开乡村外出打工的人，杜深忠曾经这样评价过他们：“拿着人肉换猪肉吃。”远赴贵州打工的张自军从高架上摔落，不治身亡，撇下了白发双亲与年幼儿子。下葬时，他的幼子指着墓坑问道：“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这一句看似童真的问话却放大了乡民生活的悲剧性，似乎无法真正掌控自身命运的悲怆感使他们不得不为了生活砥砺前行。《出山记》中的申周最终虽然如愿以偿地搬到城市居住，但想要真正读懂城市规则与实现立足，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面对城市，年长的乡民们则会选择固守土地。这也是对宗族与父权的守护。在乡村场域中，他们拥有绝对话语权，如果选择进入城市，这种权力将被搁置，或被想象性地重新读解。他们与乡土的感情绵长且醇厚，这是城市碎片化与快餐式文化所无法体悟与包容的。所以，他们选择逃避。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了二元文化的交融，却逐步将乡民们推至陌生境地，使他们必须整合过往生活经验，迅速适应新的生活，真正实现意识与肉体的双重转向。

乡愁，永久蛰伏于每一个流民心中。焦波的纪录影像通过呈现极具生活质感的乡村图景，满足了城市身体与乡村身体的双重幻想。这幅图景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村的缩影，也是整个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情感图谱的写照。它在影像上表现出了一种客观与冷静，情感上却导向一种温暖与震撼。它将亟待转型的村庄推至公众视野，至此，村庄已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承载着它的流民在城市化进程中驻足观望、诚惶诚恐而又翘首期待的符号。在转型中，每一个乡村身体都试图收起破碎与凋敝的旧貌，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向都市边缘移近，即使迷茫、焦虑与不安。由此来看，这些纪录影像更像是呼号，在现实中呼吁关注，在关注中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