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爱民

中国科学院院土陈凯先

2020年，是“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下称“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收官之年。专项于2008年启动，实施期限为2008年到2020年。

截至2019年7月，专项累计139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其中1类新药44个，数量是重大专项实施前20年的8倍;截至2018年底，累计超过280个通用名药物通过欧美注册。

“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增强医药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是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目标之一。专项实施12年后，中国医药企业的整体研发能力如何？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都缺乏抗病毒特效药，这对于中国制药行业有哪些警醒与提示？

近日，《财经》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他是中国药物分子设计前沿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之一，长期致力于新药发现和药物研究开发，曾担任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所长、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上海巿科协主席等职。

《财经》：中国医药创新目前整体处于哪个阶段？

陈凯先：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药物研究和医药工业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基本处于“跟踪仿制”阶段;从90年代至今，总体上处于“模仿创新”（Me-too， Me-better， Fast follow）为主的阶段。2008年以来获批的50多个一类新药，大多属于模仿创新，比如我国研发的抗肿瘤靶向药、PD-1/PD-L1抗体等。

我们今后要努力迈向“原始创新”，加强“First-in-class”创新药的研发。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后就不需要重视“模仿式创新”的药物研发了，国际上不断有新的前沿出现，有新的靶点、新的机制发现，我们也要跟上去，继续开展Me-too、Me-better类新药的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