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王文平

在近几年的高考试卷中，文言文板块选材十分讲究，命题偏重思想道德内容的遴选，进一步突出国家提出的“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并充分发挥道德品质在教学中的引领作用。因此，在命制文言文试题时，除了在文言句式、重点实词、虚词和古代文化知识等方面夯实基础、培根固本外，强化传统道德对学生的教化和熏染显得十分必要。

一、试卷文本的分析与备考材料的选择

卷区2017年2018年2019年全国卷Ⅰ《宋书·谢弘微传》《晋书·鲁芝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全国卷Ⅱ《后汉书·赵憙传》《后汉书·王涣传》《史记·商君列传》全国卷Ⅲ《宋史·许将传》《宋史·范纯礼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三年高考，九篇选材，分别取自“二十四史”的《宋书》《后汉书》《宋史》《晋书》和《史记》。虽然都是节选，而且有一部分进行了改编，但“正史”特征犹在。尤其是2019年的三套全国卷，全部取材于《史记》。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比较和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材料有相同的特点：1.所选文章都属传记；2.所选传主不是文臣就是武将；3.文章一般从介绍传主的身世入手，进而略述人物性格；4.详述具体事例，彰显传主个性特点；5.对传主进行直接或间接评议，表明作者态度。

针对这一显性的变化，我们不仅要关注和思考，而且要结合教学实际，制订相应的复习备考策略。在试卷命制过程中，教师应选择合适的训练材料，从不同的角度体现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学生既重视基础，又重视精神传承，比如奋斗精神、爱国情怀、精神学养、尊老爱幼、忠孝节义等。这些传统美德已经积淀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既是当今高考选材的重点，也是在教育实践中熏陶、引领学生积极向上的绝佳素材，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作用无法估量。

二、文言文传记的个性化与复习备考的具体化

文言文传记材料的内容基本上是按照介绍传主、陈述事例、评说功过的顺序来写的，并涉及影响个性形成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因素。这是《史记》叙事的典型模式。但是，在叙事角度、事件内容、人物功过和价值取向上，不同的历史材料又有不同的特点，每一篇材料都有其不同的个性化呈现。

例如2017年全国卷Ⅰ文言文节选自《宋书·谢弘微传》，主人公谢弘微从小好学，一心读书，其他全不放在心上。他为人审慎，清正廉洁，治理家业井井有条；讲究孝道，兄弟和睦，举世莫及。真实地展示了传主在精神学养、忠孝节义方面的突出表现。2017年全国卷Ⅱ节选自《后汉书·赵憙传》，赵憙性情耿直，为人磊落，从小讲究气节操守；他忠于朝廷，制止祸患，大力推举义行，而且忠于职守。全国卷Ⅲ节选自《宋史·许将传》，许将不仅善于治理，更熟悉兵部事务，抵御外侮，尤其是做人做事都能够秉持公正，反对无德之举。这显然都是对传主人品、人格的客观褒扬。

2018年全国卷Ⅰ节选自《晋书·鲁芝传》。鲁芝洁身自好，为人清心寡欲，与人和睦而不苟同，任职到老，以礼始终。全国卷Ⅱ节选自《后汉书·王涣传》。王涣扫除积弊，使得境内风清气正。他办案严谨公正，治事宽猛相济，力求探寻本来面目。全国卷Ⅲ节选自《宋史·范纯礼传》。范纯礼敢于抗言，受到韩琦赏识；关怀下属，处分重在惩戒；坚毅刚直，但不幸遭人算计。

由此可见，教师在命制文言文板块的试题时，要注重突出传主对学生的道德引领，将材料中人物的道德言行按照类型进行归类，如：进取精神、自强不息的意志等，抓住重点，进行具体化的训练，从而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

三、材料中体现的典范性及复习备考的道德引领

在高考中，文言文材料的典范性考量十分重要。2019年三套全国卷的文言文不仅全部出自《史记》，而且每则材料都充分体现了典范性这一特点。追本溯源，其背后有深刻的原因：《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中，将《史记》列入了学生课内外的重要读物；在“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中，《屈原列传》《报任安书》位列其中。《课程标准》的方向性和这些史学名篇无可替代的典范性告诉我们，文言文不仅要重视语言基础、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重视精神涵养、传统道德的弘扬。

《史记》开拓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它的文章技巧、风格和语言所体现出的杰出才华，对后世文人影响颇深，特别是《史记》中许多人物所体现出来的道德主张，影响了无数人。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因此，按照这样一些典范性的体现，教师在选材和命题的过程中，特别要做好三个方面的选择。

1.文言材料的取舍，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

2019年全国卷Ⅰ文言文阅读中，传主贾谊初入仕途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热心政事，但遭到权要忌恨。梁怀王堕马而死，贾谊觉得自己身为太傅未能尽职尽责，罪不容恕，悲泣过度而死。文中，贾谊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职业责任感不仅让人肃然起敬，而且给人一种巨大的暗示。人物传记中，传主的道德魅力可以使学生的道德境界由低级转向高级，并逐渐趋于“至善”。因此，挑选人物传记材料时，要注重传主的品性、道德等。

在教学考试杂志社组织的某次原创研发项目中，笔者所在小组的文言文选材就十分符合这个标准，该文言文节选自《后汉书·张奂传》，这篇文章叙事清晰，语言简洁，笔法精妙，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传主张奂的道德言行。他少游三辅、才能出众；他胆识过人、足智多谋，面对匈奴的入侵，临危不乱，运筹帷幄，以弱胜强；他爱惜百姓、体恤民情，移风易俗、轻徭薄赋，深得民心；他洁身自好、品德高尚；他厌恶邪恶之人，面对他人的贿赂亦能做到毫不动心。这样的品性和道德，不仅能够感动读者，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促进学生道德情感达到至善境界。

2.选取嘉言懿行的故事引领学生的道德审美。

2019年全国卷Ⅱ的文言文阅读中，传主商鞅厉行法治，铁面无私，不徇私情，无论何人犯法，均按法律施以刑罚，全国上下无不震慑肃然，因而变法卓有成效，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百姓安居乐业。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博弈场上，商鞅的结局虽然悲惨，但他推行法治的功业和“执法必严”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

在《史记》等历史著作中，嘉言懿行、睿智勇敢的故事浩如烟海，如负荆请罪、管鲍之交、卧薪尝胆等，这些故事代代相传，是开启智慧的重要资源。故事中性格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能激起读者的真情实感，也能唤起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欲望。

在2019年教学考试杂志社的另一原创研发项目中，文言文的材料选自《魏书·高道悦传》。传主高道悦家族世代为官，他本人也深受器重，很早就成为帝王侍从，但因忠心规劝太子遭受忌恨，被太子杀死。英年早逝固然可惜，但他不畏权势、直言敢谏的精神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在担任谏议大夫之时，他态度严肃、一身正气，多次上书罢免那些拖延事务、办事不力的官员，成为人们尊崇的道德标杆。

这样的材料不仅在文言句法、重要词汇上能训练学生的基本功，提高他们的作答能力，在道德审美方面也能起到引领作用。学生可以从人物身上既看到审美的标准，又看到价值的取向，使他们在现实生活和未来的人生选择中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3.让“君子道德”引领学生追求人性良知。

苏霍姆林斯基说：“道德是照亮全面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光源。”在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孝敬心”“同情心”“关心人”“责任感”“义务”“劳动”“羞耻心”等，都是一位“君子”必不可少的品格。这些优良品格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它已经内化为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性格、精神特质。当然，这也离不开《史记》等历史著作中众多人物所体现出的“君子道德”风尚的长期熏陶。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评价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后人皆服。司马迁这种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个性风格就是一种典型的“君子风格”。

2019年全国卷Ⅲ的文言文阅读中，传主吴起作为一名将领深深懂得带兵打仗，怜恤士卒非常重要的道理。他屡次劝说魏侯，修德重于据险，并带兵屡建奇功，声名渐起，遭到公叔嫉妒。后来吴起来到楚国，为楚建功，反而受到祸害。文中吴起屡挫屡战、愈挫愈勇的顽强意志和不懈的追求精神，包括“修德重于据险”的重要理念，都是后人学习的典范，能够激发青年学生对人性良知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