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华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风东渐，西式服装传入我国，国民渐尚西服，在此变局下，来自宁波的中装裁缝抓住历史机遇，改从西服，逐渐形成以宁波人为主体的西服行业群体，民间遂称之为“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的称呼源于民间，迄今尚未见有关对红帮裁缝之“红”字进行确切解释的文献记载，只在民间流传着有关它的种种说法。通过大量民间走访与调研，笔者大体将这些民间传说归纳为三种：

一、“红帮”与“奉帮”谐音说

旧宁波府下辖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其中来自奉化的裁缝有“奉帮”裁缝之称。经过田野调研，可知红帮裁缝多来自奉化西坞镇的泰桥、东陈、顾家畈等村；奉化江口镇的王溆浦、蒋葭浦、前江张家浦、新桥下等村；鄞县姜山镇的张华山、陈家团、姜山头、侯家等村；以及鄞县茅山镇的孙张漕、周家埭、孙家山、孙家庄、蔡郎桥等村（图1）。

通过对这些村落地理环境、人文风俗等实地考察，发现它们虽被划属奉化与鄞县两个不同的县区，但却山水相连，村落之间仅一江之隔，多分布于“奉化江”两岸，民风民俗、语言特征等极为相似。在家族、同乡相互提携帮助下，村民纷纷到异地谋生，有些甚至整个村子的年轻人都在外从事西服业，从而形成了红帮群体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来自奉化的裁缝在西服业的名声较大、地位较高，因此“奉帮”自成一派，“奉帮”裁缝的行业称呼也由此而来。有关“奉帮”就是“红帮”的说法，主要源于宁波方言中“奉”字与“红”字发音较为相似。根据鄞州姜山一带的方言，“奉”发音为“voŋ”，“红”发音为“hoŋ”，①两个字的声调及韵母都一样，只有声母存在微小差别。对外地人而言，很难分清两者发音，再加上“奉帮”裁缝名声在外，将两者视为一体，也在情理之中。

但从地域角度分析考量，除了奉化地区，红帮裁缝的籍贯还包括其他五个县，特别是鄞县籍裁缝的数量也很庞大，因此“奉帮”之名很难涵盖“红帮”的全意。因此，“奉帮”即“红帮”之说，虽反映了红帮裁缝的地域性特点，但两者尚难等同。

二、“红帮”乃“红火”之帮说

图1：鄞县与奉化地区红帮村落，宁波服装博物馆藏

裁缝自古有之，却很难和“红火”之意相联。《周礼·天官·缝人》：“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贾公彦疏：“云掌王宫之缝线之事者，谓在王宫须裁缝者皆缝人缝之。”②《周礼·天官·序官》“女工八十人”， 汉郑玄注：“女工，女奴晓裁缝者。”③最早裁缝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群体，王宫中皇亲国戚的衣服主要由做针线活的女奴完成，民间百姓衣服的缝补，则由家庭中的女性承担。无论王宫还是民间，缝补之活都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繁杂琐事。

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缝制衣服逐渐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由于需要抛头露面，从业者基本为男性，被称为“成衣人”。清代顾张思《土风录》卷六：“成衣人曰裁缝……盖本为裁剪缝缀之事，后遂以名其人”④，而裁缝所从事的行业也被称为“成衣业”。这些从事成衣业的裁缝，大都是贫苦出身的农民，多因家中地少人多，走投无路而从事手工业。他们辛苦经营但收入微薄，每天走街串巷，仅勉强度日，社会地位低微，所以“裁缝”被视为贱业。而从事西服业的“红帮”裁缝，处境却与之大相径庭。虽然都是裁缝，但所缝制的服装种类与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变化，红帮裁缝制作的是“西服”，其结构特点与缝制方法和中国传统服装具有本质差异。西服缝制的技术含量较高，占据绝对的市场竞争优势；并且当时穿着西服的人，除了洋人就是非富即贵的国人，西服的制作费用相当高，红帮裁缝的收入颇丰，一些西服店的大老板还跻身于富商巨贾之列，整个群体的社会地位逐日提升。能为洋人服务，又与权贵相交，生意如火如荼，“就连出师门不久的红帮小师傅，养活一家老小衣食无忧都不成问题。女孩子不愿意嫁给裁缝，但若知道是红帮裁缝，却愿以身相许。”⑤于是民间就传言“红帮”裁缝的“红”字就是“红火”“走红”的意思，所谓“红火”之帮乃名副其实。

“红火”之说反映了红帮事业的兴盛程度，其生存状态已与传统裁缝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仔细推敲，当时红火的产业不只西服业，其他行业也有兴旺发达、生意红火的现象，为何单单称西服业的裁缝为“红帮”裁缝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字具有兴旺、发达、吉祥的象征意义，“红火”之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

三、 “红帮”为“红毛”服务之帮说

有关“红毛”的叫法最早源于广东、福建一带民间对“荷兰人”的称呼。16、17世纪是西方航海殖民势力纷纷由大西洋向印度洋和太平洋扩张的时期，有“海上搬运马车夫”之称的荷兰⑥，在17世纪初期摆脱西班牙统治后，便迅速踏上东征的道路，1600年范·内克（Van Neck）舰队的广东之行揭开中国与荷兰关系的第一页。

明朝时中国人对荷兰基本上一无所知，广东人刚看到荷兰人时颇为惊诧。郭棐在万历《广东通志》中记载“红毛鬼，不知何国。万历二十九年，二、三大舶顿至豪镜之口。其人衣红，眉发连须皆赤，足踵及趾，长尺二寸，形壮大倍常，似悍澳夷。”⑦由此可知，荷兰人的红色毛发搭配红色衣服的样子，形象怪异，色彩刺目，人种又比亚洲人大一号，且来意不善，引起当时中国人心理上的巨大震颤，竟称之为“红毛鬼”。自此与荷兰相关的事物和“红”字有了不解之缘，如福建人张燮《东西洋考》说：“红毛番，自称荷兰国，与佛郎机邻壤，自古不通中华。其人深目长鼻，毛发皆赤，故呼红毛番云。”⑧1624年荷兰占领台湾后，重建“安东尼堡”，台湾人称之为“红毛城”，意指荷兰人所建。随着19世纪以来西方人来华数量的逐渐增加，“红毛”一词的影响范围不断加大，“红毛”的内涵也随之扩展，由特指荷兰人扩大到其他国家的人，后来泛指西方人及其相关事物。如19世纪英国人麦都思在其《福建方言字典》中，记录闽南语“红毛 âng mô”指英国人，说明此时福建一带也开始称英国人为“红毛”。随着闽南移民迁徙南洋，“红毛”一词也传遍了南洋，尤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广泛使用。新加坡英语中的“Ang Moh”就是“洋人”的意思，源自闽南语，代替英文“Westerners（西方人）”，说明“红毛”成为“西方人”的代称。

图2：红帮裁缝之“红”字的三种说法关系图解（自绘制）

20世纪以来江浙一带百姓习惯于在“渐趋欧化”的行业之前加“红帮”二字，据1935年的《鄞县通志》记载：“自海通以还，工人知墨守旧业，不足与人相竞争，于是舍旧谋新，渐趋欧化。若成衣、若土木、若铜铁、若机械、若绘图（俗曰打样）等，成衣、土木名之曰‘红帮裁缝’‘红帮作头’。”⑨在《乡风》一节中又记述：“南乡……大率农服先畴，工习‘西帮裁缝’。”⑩从同一本地方志的两处记载中可以明确推断，“红帮”与“西帮”意思相同，指为西方人服务的行业群体。而在裁缝群体之前加“红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缝制长袍马褂的传统裁缝相区别，“西服业是当时新兴行业，红帮裁缝之称可以明显与传统本帮裁缝区别开来。”⑪于是，“红帮”就成为区别中国传统与西式新行业群体的称呼前缀。与前两种传说相比，“红帮”之“红”字本意源于为“红毛”服务，具有鲜明的新型行业的特点，这种说法较为令人信服。

四、结论

根据以上对红帮裁缝之“红”的考证，第一种“红帮”与“奉帮”谐音说，这种说法证实“奉帮”是“红帮”群体有力的组成部分，由于他们知名度较高，导致一些人误认为“奉帮”就是指“红帮”。但“奉帮”不能涵盖“红帮”的整个群体，“红帮”的内涵也不应只局限于地域概念，因此，“红帮”即“奉帮”谐音说不能成立。但“奉帮”无疑是红帮群体中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成功有力提升了红帮裁缝的知名度。第二种“红火”之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使得广大百姓对“红帮”一词的接受度远远超过“洋帮”或“西帮”，因此“红帮裁缝”成为家喻户晓、喜闻乐见的一个民间称呼，有着积极的心理暗示作用。第三种“红”字即“红毛”说，“红”字与西方文化有直接关联，最符合中国近代日渐西化的社会形态特征，也最接近红帮裁缝之“红”字的本义。虽然前两种说法不是红帮之“红”字的本义来源，但它们都和红帮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图2）。可见，“红”字除其本义之外，其他不同的解读都是随着红帮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后，民间赋予的一些新内涵。这从一定角度上反映了这个群体的某些特点，并对“红帮裁缝”这个称呼的流传以及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因此对其文化内涵的研究仍不可忽视。

注释：

① 肖萍、郑晓芳著：《鄞州方言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奉”的国际音标“voŋ”，“红”的国际音标“hoŋ”，音调均为13。

②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王辉点校：《仪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③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王辉点校：《仪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④ [清]顾张思著，曾昭聪，刘玉红点校：《土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第269页。

⑤ 笔者采访上海“培罗蒙”西服号总经理戴祖贻（时年91岁），2010年11月1日上午9点至下午3点，上海戴祖贻家中。

⑥（法）莫里斯·布罗尔[Maurice Braure]著、郑克鲁等译：《荷兰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页。

⑦ [明]郭棐：《广东通志》卷六十九《外志·番夷》，万历三十年刊本，第70页。

⑧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六《外纪考》，《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6页。

⑨ [清]《鄞县通志》，《文献志》中《工业》章节，1935年。

⑩ [清]《鄞县通志》，《文献志》中《乡风》章节，1935年。

⑪ 笔者采访上海“鸿祥”时装公司老板金仪翔之子金泰钧（时年84岁），2011年12月13日上午9点至12点，上海金泰钧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