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炀

一、缘起

本文的撰写缘起于笔者主持《时尚·道法自然》（Fashioned from Nature）一书的翻译工作，《时尚·道法自然》是2018年4月至2019年11月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下简称V&A博物馆）举办的时尚文化年展。近年，V&A博物馆举办的系列时尚年展往往把目光集中在时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并将服装置于历史的语境下研讨。《时尚·道法自然》具有高度的议题性与学术性，其主题围绕近年时尚领域的热点—时尚与自然的关系展开，此次3,000余件展品多是V&A博物馆的收藏品（图1）。通过展品的特殊材料与其中包含的大量技术信息，展览深度追索了从17世纪至今四百余年间近现代时尚与自然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时尚发展对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向时尚行业发展如何减少消耗地球资源这一问题发起挑战。展览在过去的事物中探索历史与当下的密切相关性，以及时尚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时尚·道法自然》一书是与展览同名的论文集，艾德文娜·埃尔曼（Edwina Ehrman）既是策展人又是该书主编，作为资深策展人，她曾策划过不少极具影响力的时尚展，包括：《裸体：一部内衣史》（Undressed: A BriefHistory of Underwear）和《从1775年至2014年的婚纱礼服》（Wedding Dresses 1775～2014）。《时尚·道法自然》一书反映了她一贯以来对时尚问题的社会性思考。埃尔曼女士对展览的立意不仅是向给予人类时尚文化持久影响的自然致敬，而且她希望引导每位时尚文化关联者去思考，怎样使时尚可持续发展。

图1：Fashioned from Nature 展览海报与展览橱窗，展览橱窗笔者摄于展览，V&A博物馆

2018年，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笔者在伦敦时装学院访学的一整年间，曾深度参与了该校与V&A博物馆联合策划的此次展览与时尚文化研究工作，并受邀主持《时尚·道法自然》一书的中文译介。随着对时尚与自然关系及时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深入，笔者越发意识到其复杂性与重要性。这些工作与科研经历也引导我，作为一位时尚文化研究者，从更具社会责任感的角度重新思考时尚的历史、内涵与未来发展问题。我们或许该摒弃以往仅从美学、设计学、营销学等角度片面地挖掘时尚形式的变化带给人类的审美愉悦与商业价值，亦或应避免仅从历史学的角度狭隘地探讨时尚生活曾带给历代人们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享乐，而应投入更多精力来思考和研究那些由时尚发展对生态文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二、研究时尚与自然关系史的意义

时尚关乎每一位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人，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在一生中会平均花费287天来决定穿什么①，而男性在着装上花费的时间也与其社会地位成正比，服饰着装是人类向世界展现自我的基础。时尚行业对社会发展来说也极具重要性。2016年，全球时尚行业的总产值已超过2.4兆美元，如果将各国的GDP做一个排名，全球时尚产业已代表世界第七大经济体。②

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尚行业却始终以自然为基础。从获得生产原材料到发掘设计灵感，再到加工制作和消费使用的各环节，陆地、水、空气等自然因素和人类共同构成了时尚的供应链。展览主题中作为动词的英语“Fashion（ed）”一词，来自拉丁语facere，③其含义为从自然中塑造或制作某物。从词源义看，自然是塑造时尚的物质基础。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程角度看，萌芽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近现代时尚也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认知不断加深基础上的，生产力变革、社会结构变化与货币经济繁荣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此外，自然为时尚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创作灵感，服装的面料、色彩，甚至版型设计均受到自然的启发，人类从自然界中收获的各种情感也同样被展示在服装中。

但在时尚与自然的关系中，将自然仅定义为时尚的物质资源与扮靓素材的观点似乎过于草率，这种观点的根源反映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近现代时尚发展的几个世纪中主导着时尚与自然的关系。在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里，圣经也似乎申明了这一点。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上帝使人类“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行的一切爬行动物。”⑤神授人权统治自然的思想信仰和人类理所应当利用自然的权利意识成为现代社会追逐经济利益和物质享乐而无度发展的基础。

如今，时尚生产已继石化工业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污染产业。在高度浪费的生产状态下，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亦然成为时尚发展中的常态问题，时尚正以不可逆的方式不断从自然中汲取养分。这样的形式要求我们回望历史，反思时尚与自然的关系史，并在人类时尚史发展的各阶段语境中重新思考“自然”的内涵。

中文“时尚”一词是“时”与“尚”的结合体：时，即时间，时下；尚，即崇尚，风尚，品位。时尚，即当时的风尚；实兴的风尚。⑥顾名思义，时尚具有时间性。时尚受表面概念的支配：款式的搭配、主色调的改变、面料的转换等，这一季广受好评的风格或许在上一季常被贬损。然而，时尚使我们可以从个人、地域和全球各层面观察到渗透在生活中的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变化。在时尚文化不断变化的语境中，从自然中撷取的时尚材料的内涵也会不断变化。某些制造时尚的奢华原材料逐渐变得富有争议性或被认为违背伦理道德，如象牙和动物标本；某些用于体现社会地位与财富的时尚材料逐渐失去其原有的象征意味，如皮革和珠宝；某些流行观念使原材料的价值与意义变得违背常理或颠覆传统，如做旧牛仔和破烂装。随着时尚观念的不断变化，时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梳理时尚发展史和时尚与自然的关系史，特别是那些曾引发争议的时尚发展问题与那些至今已渐趋变化的时尚观念，是为了将今天制定的环保法律、环保思想和时尚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置于历史的文脉中去合理地研究和探讨。

三、撷取与挥霍自然：17～18世纪宫廷时尚的奢侈化与珍稀化

17～18世纪，源于欧洲宫廷的时尚文化处于启蒙阶段，皇室贵族和富裕的资产阶级精英阶层主导着时尚的品味，时尚是其强调身份与炫耀财富的手段，“极繁服饰”风格盛行，服饰往往采用珍贵奢华的材料，并耗费大量人工制作成本。截止到18世纪末，以法国为代表，欧洲达到了一个奢侈品消费的历史巅峰。18世纪下半叶，纺织技术进步和轻质面料流行使消费者更重视设计的新颖性，服饰与面料的翻新率提高，欧洲宫廷开始有计划地定期更新和淘汰服饰面料，时尚形成规律的流行周期，这些现象加剧了时尚取材自然的速度。

第一，时尚从自然中撷取丰富多样的原材料。近现代早期，以棉毛丝麻为主的天然纤维是制作服装的主要面料。丝绸是主供皇室贵族使用的奢华面料，在宫廷宴会和正式社交场合中穿着的男女宫廷礼服消耗大量丝绸。植桑养蚕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土地、水分与适宜的气候，而从遥远的东方进口生丝则需要消耗运输燃料。羊毛纤维因价格亲民而成为此期欧洲最典型的服饰面料，毛料服装最初主要在非正式场合穿着。自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朴素化的男装流行用非常细腻的单色毛料制成三件套装。供应羊毛的畜牧养殖业需要大量草皮绿地，羊毛的精练、漂染和机械化生产动力都需要丰富的水资源。亚麻纤维以其良好的韧性、吸水性和散热性而广泛用于制作各类服饰，如：女式长袍衬裙、男式马裤衬里，以及围裙和蕾丝手帕等配饰；耐洗涤性使亚麻也广泛用于制作贴身衣物，如：男式衬衫和女式内衣。17～18世纪，欧洲社会富裕阶层与时尚人士喜爱穿着经过漂白，质量上乘的麻织物，但麻纤维在精梳和漂白过程中需消耗和污染大量水资源，长达6～8个月的亚麻漂白复杂工序非常依赖生态系统。乳品生产中的酪乳与亚麻晾晒场沙丘中的矿物质结合在一起才能使麻布呈现纯度极高的白色。⑦17世纪荷兰画家雅各布·范·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 1628～1682）的画作就描绘了沙丘上的亚麻漂白场（图2）。由于棉纤维导热系数较低，棉布具有冬暖夏凉的着装功效，再加上柔软轻便、易洗涤等特性使棉布在服装中应用广泛。但棉花种植、纺纱与印染等生产环节也非常依赖自然资源。在蒸汽动力广泛应用于纺织生产的19世纪之前，只有河流湍急的地区才能建造水力纺纱厂。从原材料种植到制作完成，纺织生产中的多道工序都会导致水污染，如使丝绸脱胶的过程需要将其置入肥皂水中煮沸至少三个半小时，然后放入明矾水中清洗和拍打，这些混合着皂液、明矾、丝胶的污水都会被排放到河流中。在溪流中使亚麻杆脱胶以分离出纤维会导致木质腐烂而产生刺鼻气味，这也会影响水流与水质。因以福蒂斯水、重整酶、绿矾等有害化学物质做染料或媒染剂，纺织品染色环节对水质的破坏最为严重。

动物皮毛也是服饰面料的重要来源。动物皮毛柔软奢华，动物野性而不易被驯服的天性使皮草服饰充满感性的原始吸引力。用整张动物皮毛制作服饰能够凸显其高昂价值而备受上层社会青睐，女性还喜欢用皮毛动物的身体，如头部、爪子和尾巴制作配饰。用水分、热量和压力对海狸贴近皮肤的底层绒毛进行缩绒、加固和定型处理，能得到18～19世纪欧洲上层社会男士流行佩戴的高圆筒毡帽，但用于制作毡帽的野生海狸数量的逐年下降使欧洲和北美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17～19世纪，欧洲上层社会女性的紧身胸衣和裙撑多采用富有弹性的鲸骨塑型（图3）。鲸骨来自须鲸上颚角质板，轻盈而坚韧的特性使其也被广泛用于制作伞骨、马鞭和贵族女性流行佩戴的“折蓬式大檐帽”的帽脊。鲸骨的售价取决于鲸鱼供应的情况，1736年《伦敦报》报道：“由于荷兰人今年在格陵兰海岸捕获的鲸鱼数量不到去年的一半，在短短的时间内，鲸骨价格就已增长了30%。”⑧除了鲸骨的使用价值，鲸鱼体内的油脂还可用于燃烧照明、制作肥皂、润滑机械，抹香鲸的颌骨还可以用来制作拐杖。也正因鲸鱼珍贵的应用价值，其遭到人类持续捕杀。过度捕捞使鲸鱼的数量越来越少，生存圈逐渐缩小。除了服装，还有很多动物的身体被用于制作配饰，比如：象牙、龟甲和珍珠母。可以用于制作首饰、扇骨、手杖的象牙是欧洲与亚洲、非洲间进行跨洋贸易的主要商品，广东是18世纪最重要的象牙贸易与加工中心。经雕刻和抛光后的珍珠母拥有多变的色彩和光泽而被广泛用于制作发饰、鞋饰和扇骨。珍珠母大部分产自南海，印度洋和波斯湾等水域中也出产珠母贝。“龟甲”更准确地说是龟壳（也称做“玳瑁”），取自热带和亚热带的某种海龟背甲。龟甲的装饰价值在于它的颜色、透明度以及抛光后呈现圆润的手感和神秘的光泽，其广泛用于制作首饰盒、鼻烟壶和手杖。无疑，这些时尚原料的取材过程也是对动物进行捕获、虐待和杀戮的过程。

图2：雅各布·范·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位于哈勒姆的布料漂白工厂，油画，1670～1675，瑞泰斯皇家美术馆藏

图3：紧身胸衣，表面与内里，丝绸为面，亚麻为里，鲸须为骨，英国，18世纪80年代，V&A博物馆，库存编号：T.56-1956

图4：女装袖子（局部），单色丝线绣花亚麻布，英格兰，1610～1620，V&A博物馆，库存编号：T.11-1950

图5：威廉·基尔伯恩（William Kilburn）绘制的印花棉布手稿，纸上水彩，V&A博物馆

第二，地理空间拓展为时尚提供更稀有的原材料。近代早起，欧洲主要国家以争夺商业霸权为目的的地理探索、领土拓展、殖民战争与国际贸易使自然界中未曾被开发的领土和动植物资源被载入史册，也使源自亚洲、非洲和美洲的稀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整个世界都成为欧洲时尚的供应站。纺织品与时尚原材料也是早期全球化贸易的主要商品，其在近代世界史进程中的作用无可替代。欧洲从中国和土耳其进口富含经济价值的丝绸与生丝，从南美洲波托西地区进口织入丝绸中的银纱和用于染色的胭脂虫，从俄罗斯、北美和波罗的海各国进口动物皮草，从非洲和东南亚进口象牙和珍珠母，从加勒比海进口龟甲。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印度进口的原棉、纱线和彩绘印花棉布销往欧洲各国，这些色彩亮丽、纹样时尚的印花织物很快替代了丝绸和羊毛织物在欧洲服饰中的主流地位。英法等国还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殖民地上开辟了从纽芬兰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新贸易线路，这些贸易路线不仅使欧洲获得利润丰厚的动物皮毛、靛蓝染料、珊瑚玳瑁等珍贵的时尚原材料，而且使欧洲成为亚洲、北美与北非之间的贸易中转站。⑨

第三，自然赋予时尚设计灵感与创作素材。新开发的领土与逐渐拓展的自然知识以图像的形式被刊发在世界地图、科普读物和旅游探险手册上，这些新奇的知识激发了欧洲人探索自然的热情。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母亲，奥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对植物学的兴趣促成了邱园（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at Kew）的建立。欧洲上层社会女性热衷研习动植物学被认为是修养的体现。⑩她们订阅《英国飞蛾与蝴蝶》和《昆虫采集家》等动植物学杂志，并以其中的图像为元素进行绘画或织物创作（图4）⑪。17世纪末期，以自然科学发展为基础，被称为“群芳谱”的植物花卉图册已广泛地被用作织物图案设计的参考书。威廉·基尔伯恩（William Kilburn）是18世纪欧洲时尚面料的顶尖图案设计师。作为奥里利安植物与昆虫学会（Aurelian Society）⑫的成员，他同时也是杰出的植物学家，他在作品中精细地表现了其对海草等植物的了解（图5）。不仅植物学家以田野考察为主要研究方法，服装与面料设计师也通过田野考察、采集标本、栽培植物等方式从自然中获取创作灵感。17～18世纪，几乎所有欧洲纺织品图案设计的灵感皆源于自然。⑬

第四，时尚对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被掩盖。18世纪末，时尚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过度猎杀对生物种群造成的影响开始被认知。以狄德罗、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率先呼吁人们关注自然环境，斥责工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卫理公会教徒倡导从宗教、道德以及政治角度探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谴责人类对动物的残忍行为。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则更激进地提出应该通过立法保护动物不受虐待。⑭尽管先锋人士的观点颇具影响力，但对于时尚生产商和能够享用时尚的小部分社会精英来说，这些“微不足道”的负面影响都会被时尚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感官享乐所掩盖。⑮

四、改造与替代自然：19世纪资产阶级时尚的艺术化与批量化

19世纪是时尚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欧洲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收入各异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迅速崛起，时尚行业潜在消费者数量增长了三倍。⑯时尚系统发生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成衣生产批量化与营销规模化、流行周期年度化、设计师职业化等方面。时尚潮流虽仍被贵族和精英主导，但越来越多社会其他领域的名流和机构获得时尚话语权，包括歌舞剧女演员和以沃斯（Worth）、杜埃利特（Doueillet）为代表的高级时装屋，时尚文化日趋多元化。除了专为皇室服务的裁缝，高级时装屋和百货商场也为不同阶层消费者提供服务，消费购物已成为一种大众休闲活动。批量化生产与产品快速迭代推动时尚高速发展，大量自然资源被使用和开发。

第一，科技助力时尚替代和改造自然原材料。由于蚕微粒子病⑰等家蚕养殖问题，欧洲丝绸生产经常出现原材料供应不足，所以人们开发人造玻璃纤维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寻找一种丝绸的替代品。玻璃纤维有许多优点：价格低廉、不会褪色或失去色泽，不易受虫蛀霉变的影响。用玻璃纤维织造的玻璃薄绸华丽轻薄，被广泛用于制造女装。⑱19世纪30～40年代，全面机械化生产使棉织物成为欧洲主要的服饰面料，多种档次的棉织物能满足人们对平价时尚的大量需求。同时，化学漂白方式的应用将漂白棉布的时间从几个月缩短至几个小时，这项技术进一步加快了棉织物生产。为了补充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3～1856年）期间对英法等国切断供应的麻纤维，欧洲各国掀起了一股开发植物纤维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菠萝纤维（Pineapple Fibre）⑲。菠萝叶中的粗纤维可以用来制作麻线，而其中含有的白色细纤维则可以单独织造或者与其他纤维混合织造成菠萝布。除了不断研发天然纤维的替代品，大量新材料也被应用于时尚制造。新古典主义时尚风格的流行使蕾丝花边在19世纪中叶重回时尚舞台，19世纪80年代水溶蕾丝的发明使蕾丝行业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橡胶和化学染料的应用表明科技对提升时尚产业经济效益的价值。橡胶主要源于从巴西三叶橡胶树树干中提取的乳状树液，这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雨林的植物。1823年，英国设计师查尔斯·麦金托什（Charles Macintosh）发明了用萘（Naptha）溶解固体橡胶的方法，并把液体橡胶均匀涂抹在两层织物之间，研发出真正意义上的防水面料。这种面料最初主要用于制作雨衣雨鞋等户外服饰，直到19世纪60年代，小孔织造技术被研发，以及廓形宽松的服饰风格流行，使橡胶涂层面料闷热不透气的缺点得以缓解。这种兼具功能与美观的面料使19世纪的大量女性有机会参与到户外活动与工作中来。硫化橡胶的研发则改善了针织类服装、松紧带等所使用的弹性纤维的质量，这项技术使服饰舒适地贴合人体，“并制造出令人赞叹的着装人体的弧线”。⑳自如地把握和运用无数色彩的能力是保持时尚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化学染料的研发帮助时尚实现了这种能力。煤焦油是天然气的副产品，也是制作人造苯胺染料的必备成分。苯胺染料比传统天然染料更便宜，着色度和固色度也更优异。至19世纪末，苯胺染料已成为商业染色的主流。尽管科技进步为时尚生产提供了大量替代原料，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损耗，但科技并未停止时尚向自然索取的脚步。

图6：紧身礼服裙及面料局部，饰有吉丁虫鞘翅的棉织物，英国，1868～1869，V&A博物馆

图7：帽子， 羊毛，丝绸，整只椋鸟标本，天鹅羽毛，巴黎，1885年，V&A博物馆

图8：宝琳娜·特雷维利安夫人（Paulina Trevelyan）设计的蕨类植物图案亚麻梭织蕾丝手帕，霍尼顿，1864年，V&A博物馆

图 9：(上 )奥古斯特·香波（Auguste Champot），披肩（背部）,公鸡和野鸡的羽毛，巴黎，约1895年； (下) 爱德华·林利·桑伯恩（Edward Linley Sambourne）绘制的“猛禽”，《笨拙》，伦敦（1892年5月14日）

第二，以动植物生命为代价的“过度时尚”。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传统习俗中，用昆虫装饰身体象征身份高贵，获此启发，欧美国家在19世纪中期也出现了以昆虫入饰的现象，在领口或发髻上佩戴镶嵌珠宝和甲虫的配饰成为时尚。1867年，一张货运单就显示英国曾从印度进口两万五千只昆虫翅膀制作配饰。㉑博物馆中一件19世纪的棉质女裙上用成千上万片吉丁虫鞘翅拼成的花草图案（图6）体现了这种追逐时尚的狂热程度。鸟类的身体和羽毛也被大量用于装饰女性的帽子、扇子和礼服。以整只鸟入饰的珍稀饰品的价格与外观明显优于仅以鸟羽为饰的大多数普通饰品。㉒这顶以整只椋鸟装饰的帽子（图7）是时尚改造自然的绝佳例子。把椋鸟（欧洲八哥）的羽毛漂白后用染料渲染，再将经过染色和以金属颜料绘制的天鹅羽毛粘贴在椋鸟身后制成大尾羽，以形成一种由不同鸟类“杂交”的新鸟类，一种被人类“精心设计”的新物种。19世纪，以新工艺方法加工的毛皮更柔软，使皮草大衣广泛流行。生活在北方寒冷水域的海豹是最早用于制作毛皮外套的动物之一。优质的毛皮大衣代表着财富和身份，最昂贵的白貂皮来自俄罗斯、挪威和瑞典，狐狸和貂鼠皮则从加拿大进口，因皮毛可以制衣，浣熊在北美也成为被捕猎的对象。此外，工艺繁复的皮毛服饰消耗原料的数量也超乎想象。尽管以动物为饰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非议，但此种时尚并未因此休止，这导致一些物种濒危。如来自南美洲的孔雀、蜂鸟以及喜马拉雅山脉的锦鸡，因羽毛鲜艳备受时尚青睐而濒临灭绝，由这些生物所支撑的生态系统也惨遭破坏。

第三，探索自然的热情激发时尚创作的灵感。19世纪，考古学、地质学与植物学的兴盛激发了欧洲人对远古自然界与动植物研究的兴趣，人们通过蕨类植物化石了解地球上亿年的历史。植物学家阿道夫·西奥多·布朗尼亚特（Adolphe-Theodore Brongniart）认为原始树蕨存在于煤形成之前的地球第一纪，现存的蕨类植物与这些消失已久的巨型植物关系紧密。㉓虽然出于业余爱好，但植物与地质学家宝琳娜·杰明·特雷维利安（Paulina Jermyn Trevelyan）经常将蕨类植物做为织物设计的元素，她曾精巧地将四种蕨类植物布置在一块蕾丝手帕上：厚叶铁角蕨、药蕨、鳞毛蕨和穗乌毛蕨（图8）。㉔作为著名艺术家约翰·拉斯 金（John Ruskin，1819～1900） 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朋友，同时也是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活跃的赞助人，宝琳娜对植物研究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这批艺术家运用自然元素进行创作的热情，甚至促发了著名的工艺美术运动。

第四，时尚生产扩大化对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关注。19世纪，装饰羽毛使用量不断增加，以整只鸟入饰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和谴责。动植物保护组织相继成立，如1881年成立的鸟类保护协会致力于反对杀戮鸟类，并且制定措施保护鸟类，其后期还将毛皮、羽毛和鳍类保护协会纳入其中。讽刺杂志《笨拙》（图9）绘制海报，将以鸟羽为饰的女性称作“猛禽”，以嘲讽人们对时尚丧失理智的追求。1911年，为了阻止海豹捕猎，美英俄日联名签署《北太平洋毛皮海豹保护公约》。㉕尽管这些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使动物保护取得进展，但时尚的批量工业化生产依然对空气和水造成严重污染，化工产品的降解与报废也给环境施加巨大压力。棉毛织品洗涤和染整等工序产生的油脂悬浮物和污垢严重污染河流。纺织生产对煤炭的依赖使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污染空气，酸雨侵蚀建筑，破坏植被。此外，煤炭燃烧后废弃物的处理问题也日益严重，城市里充满堆积如山的煤渣。蒸馏煤气过程产生恶臭的水、硫化物以及煤焦油都被排入河流。㉖尽管人们已意识到了时尚生产、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之间的联系，并为治理污染和保护动植物付诸努力，但对物质的贪恋、追逐新奇的心理与巨大经济利润的诱惑使人类追逐时尚的步伐无法停止。

五、颠覆与重塑自然：20世纪大众时尚的多元化与科技化

20世纪是时尚文化的高度成熟阶段。上半叶，以上层社会精英阶层为潮流风向标的旧时尚体系仍在延续。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意大利、北美和日本逐渐成为新崛起的世界时尚中心，并向旧的时尚体系发起挑战，新旧时尚品味更迭，资产阶级高雅品味在时尚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青年亚文化群体具有反叛精神的品味所代替，潮流趋势年轻化，街头时尚以惊世骇俗的形式挑战西方传统文化的底线。㉗从1938年到1958年，年轻从业者购买能力逐渐增强，青少年的实际购买力几乎翻了一番。㉘20世纪80年代起，时尚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趋增长，成衣批量化生产规模稳步增长，大型现代化纺织工厂建立，时装零售业发达，百货公司与连锁店遍布城镇，时尚行业更趋专业化，媒体与商业通过明星效应制造时尚，潮流快速更迭，商业催生与培养消费欲望，“快时尚”与“用毕即弃”共生。商业推动时尚开启高度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生产与销售模式，科技助力时尚试图超越自然与物质的有限性。至此，本应展示人类伟大成就的时尚已全然背离人类追逐美好与繁荣的初衷。

第一，时尚设计师重塑和颠覆传统原材料的应用方式与价值内涵。在新一代时装设计师手中自然原材料焕发新的活力。30年代，加布里埃·可可·香奈儿（Gabrielle Coco Chanel）用棉布制作高级晚装的做法充分挖掘了棉花既可作高级时装，又可作大众服饰的应用潜质。与高级精梳棉形成鲜明对比，使用合成靛蓝染色的粗犷棉质牛仔布成为二战后最流行的大众服饰。马龙·白兰度在1953年的电影《飞车党》中饰演的形象深入人心，使牛仔裤成为阳刚之气与年轻叛逆的有力象征。20世纪80年代，褪色磨损的做旧牛仔备受欢迎，这反映出服装价值的颠覆性变革：时尚的重要性已凌驾于服装的耐用性与使用寿命之上。随后，牛仔布的大众吸引力使其逐渐被高级时装采用，成功实现了“下层大众影响上层精英”的时尚文化逆袭，1981年牛仔裤在美国就达到了5.02亿条的销量巅峰。㉙20世纪80年代，日本设计师以独特的东方美学诠释亚麻面料，为这种传统面料注入新的时尚语言，使其成为代表不对称裁剪、褶皱设计与自然主义的时尚面料。针织外套在欧美的流行体现了战后人们对宁静自然与和平生活的向往，将羊毛纤维制成毛线，以手工编织成的羊毛衫象征着家庭温暖和回归传统。20世纪初汽车的普及化与高科技风格的流行使皮革大衣与饰品流行，用鳄鱼皮、蜥蜴皮或蛇皮制成的手袋、鞋子，及其他皮革配饰也在几年内达到流行巅峰。尽管在过去的数个世纪，皮草被认为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甚至是需要精心养护的投资产品或传家宝，但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皮大衣或许仅是一件时装，其使用寿命与其反映的时尚流行周期同样短暂。60～70年代，无性别风格与波西米亚风格服饰的流行使人造皮革流行，进一步颠覆了皮草原来的奢华象征。嬉皮士美学与朋克摇滚风使源自慈善商店、古着收藏店和旧货市场的各类新旧服饰杂糅，以补丁、刺绣、亮片、流苏等元素装饰的真假皮草服饰随处可见，㉚某些人造皮革的售价甚至超过动物皮草。总之，20世纪的社会变革与思想浪潮对时尚文化产生巨大冲击，也赋予很多原材料崭新的价值内涵，时尚与自然的关系也被颠覆和重塑。

图10：格蕾丝夫人(Madame Grès), 晚礼服（局部细节）, 醋酸纤维、丝纤维和人造仿真珍珠， 法国，1936年，V&A博物馆

图11：手提包，有机玻璃蚀刻，法国，1950年，V&A博物馆

图12：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2010年春夏

第二，科技助力时尚超越和颠覆自然。早在20世纪初大量人造纤维已投入生产和应用。粘胶纤维明亮的光泽和柔软的垂感使它起初就作为人造丝绸面市。以聚酯纤维为代表的粘胶短纤维则常作为棉花的替代品常与其他纤维混合使用。作为典型的人造纤维模拟传统纤维性能的成功案例，丙烯酸酯纤维制造的人造皮毛柔软轻便，手感类似羊毛。醋酸纤维的外观更像真丝，但具有成本低、耐洗涤和垂感好等特性使其在20世纪20～30年代广泛用于制作内衣。由格蕾丝夫人（Madame Grès）运用醋酸纤维、丝纤维和人造珍珠设计的晚礼服（图10）是合成材料史上的一件重要作品，完美诠释了“合成纤维辉煌的黎明曙光”。㉛铜氨纤维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其造价比粘胶纤维和醋酸纤维更高，光泽度与垂坠感好，因此被用于制作女装。20世纪20～40年代，人造纤维成本不断下降，与其他纤维混纺的适用性以及本身不断提高的性能使其在成衣业广泛应用，这让广大中产阶级有机会享受可承受其价格的主流时尚。㉜此外，保罗·波烈（Paul Poiret）和艾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等著名设计师也倡导用人造纤维制作高级时装。1938年，具有重量轻、结实耐用、易于造型等特性的尼龙纤维诞生，尼龙长袜受到女性的热烈追捧。PVC材料又称聚氯乙烯，是石化工业的产品，作为面料使用时其质地张力大，可塑性强。60年代，PVC材料首次在时尚领域应用时恰逢波普艺术与太空竞技热潮，因其十分契合时代主题而变得火热。玛丽·奎恩特（Mary Quant）是首位用PVC材料制作雨衣的设计师，她在作品发布会上推出用PVC材料制作的“湿装（Wild）”系列，被媒体赞誉为面料设计的一次革命。㉝莱卡是由聚氨酯制成的弹性纤维，它很快就被广泛地应用于内衣、泳衣和运动装中。与人造纤维技术齐头并进的人造塑料，如赛璐珞广泛用于制作发卡、人工珠宝、纽扣等，光滑圆润的质感使其被视为如龟壳和象牙等昂贵且日益稀有的天然材料的廉价替代品。塑料在时尚中的应用得到很多设计师的助力，一向反对以昂贵材质为装饰的香奈儿认为，以材质的奢华为炫耀资本扼杀了设计真正的意义。㉞她运用塑料设计项链等配饰，并赋予它们不俗的审美与品牌价值。艾尔莎·夏帕瑞丽也与达利等艺术家合作，运用塑料设计众多富有想象力的首饰。二战后，塑料饰品越来越富有想象力：五彩斑斓的珠子、首饰、纽扣引领着充满趣味且周期短暂的时尚风潮。V&A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有机玻璃蚀刻手提包(图11)，以箱包模拟一只有鸟儿雀跃的鸟笼反映了时尚对自然的赞美。总之，科学的凯旋为时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也预示着时尚与自然关系的重塑。

第三，时尚总是以自然为灵感缪斯。20世纪80年代前，以乡村为题材的文学与艺术作品都将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观描摹为喧嚣城市和残酷战争的对立面，使乡村与自然饱含人文情怀，时尚设计师也努力通过作品去诠释乡村与自然。达姆·薇薇安·韦斯特伍德(Dame Vivienne Westwood)通过苏格兰斜纹呢、针织毛衣和防水外套等传统英伦元素来表达对自然和乡村生活的回归。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的“花样仕女（Flower Women）”系列作品完美地演绎了其以花朵比喻女性的设计思想：“如花一般的女性，应肩部柔美，上身丰腴，腰肢纤细如藤蔓，裙摆宽大如花瓣。”㉟如果说精致美丽的自然赋予迪奥创造灵感，那么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则被自然的原始野性吸引。他辉煌的《杂交生物》系列作品将人与动物的特性与外观糅合，把时装模特塑造成拥有细长躯干的非凡生物。在系列作品《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Plato’s Atlantis）中，他设想了一个气候变化使冰山融化的末世，陆地被海水吞没，人类被迫到水下生存。麦昆运用高科技数码印花来完成他的反乌托邦设想，在面料上呈现复杂的两栖动物皮肤纹样（图12），并让模特穿着巨大的“犰狳”鞋，头上长出引人注目的犄角，拥有两栖动物隆起的独特面部轮廓，仿佛已准备好世界覆灭后的水下生活。麦昆震撼人心的设计给观众晦涩的提醒—未来的齿轮已开始运转，自然含情脉脉的美丽形象已经消失，无尽挥霍和破坏自然的时尚之路终将结束。㊱

第四，时尚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被重视。时尚生产排放的大量化学废料使空气污染、土地酸化、河流污染日益严重。时尚生产对石油的依赖使由燃油船和油轮造成的海洋石油污染相应增加，海鸟也因此受到伤害，它们大批死于石油中毒或由于水面油脂黏连导致未能及时起飞而被海浪拍击致死。㊲皮革染色加工过程产生的有毒铬金属废料，不仅危害环境，还对皮革厂工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种种由时尚生产造成的生态悲剧不断发生，人们对环境污染认知的日益增强促使多个环保组织成立。1975年，由全球80个国家签署的《华盛顿公约》是生态保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条约为超过35,000种物种提供不同程度的保护。尽管问题已被重视，但时尚发展对自然的负面影响在规模和势头上仍有增无减。

六、尊重与回归自然：21世纪未来时尚的诚实化与责任感

21世纪是时尚文化的转折阶段。全球自由贸易与“快时尚”模式的运行提高了时尚生产的效率，互联网购物平台与强烈的消费主义加快了时尚发展的步伐。时尚行业已成为日益猖獗的环境危机的巨大推动者。同时，时尚界一批有识之士也开始呼吁诚实地面对环境问题，并以实际行动推行时尚的可持续发展，面向未来的时尚充满希望与挑战。

第一，时尚仍以不可逆的方式持续从自然中吸取养分。对自然的大幅破坏使生态学家们断言我们正处于“人类纪”㊳，高度科技化、人工化的时尚产业使用了不可胜计的化学物质以及化石燃料，这不仅使土地与物种多样性退化，而且每年会产生19亿吨不可回收垃圾。全球每年制作纤维素织物需砍伐大约1.2亿棵树，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古老或濒危的树木和森林。㊴在已处于水资源危机的某些地区，时尚行业仍消耗大量水源进行棉花种植、织物染色和服装生产，面积逐渐缩小的咸海就是例证（图13）。更不可置信的是，据统计，我们身着的每件服装平均含有多达8,000余种化学物质。㊵总之，时尚界的许多做法都在加剧环境的不稳定性。即使如此，自2000年至2014年之间，世界服装的产量仍翻了一番。如今，西方消费者平均每年购买服装的数量增加了60%，而服装的保存时间却缩短至15年前的一半。到2030年，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近90亿，如果我们不改变购买习惯，那么届时时尚消费预计将再增长63%。欧洲每年需填埋或焚化的纺织废弃物多达840万吨，相当于每人每年丢弃18公斤服装。而约40%中国消费者所展现的惊人时尚购买力已超乎其实际经济承受力，属于过度消费。㊶在时尚极度膨胀的当下，我们或许应该思考：多少才算足够？正如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所说：“凡是相信在这个有限的物质世界中能够实现无限的物质增长的，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经济学家”。㊷

图13：(上)2000年和2014年卫星图像显示咸海正在缩小，这是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棉花生产灌溉需要水源而使阿姆河与锡尔河改道所致，美国宇航局；(下)蒂鲁巴纺织工业造成的水污染

图14：H&M推出的环保自发行动系列限量款，名为“蜿蜒（Serpentine）”的连衣裙，再生海洋塑料（BIONIC®纱线），瑞典，2017年春夏款，图片由H＆M公司提供

第二，诚实而有责任感地面对自然。时尚本身的含义代表着改变，也代表着不断挑战现状与反思自我的能力。将生态思维和社会责任感引入设计实践中的设计师琳达·格罗斯（Lynda Grose）推出没有边角料的“一片式” 零浪费裁剪服装；伦敦时装学院学生什宾·瓦苏德万（Shibin Vasudevan）用洗衣机中发现的洗涤绒毛制作面料，心思巧妙地向世人展示可持续设计的方法；克里斯托夫·内梅特（Christopher Nemeth）利用回收画布和丝绸地图设计时装以践行可循环的时尚。2006年9月，奥尔索拉·德·卡斯特罗（Orsola de Castro）等人创立了供可持续发展设计师作品展示平台—道德时装博览会（Estethica）。英国著名零售集团玛莎百货（M&S）在2017年推出致力于帮助消费者在购买、洗护和丢弃服装的各环节中建立可持续发展习惯的“A计划”。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沃尔玛（Walmart）和著名时尚品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合作，开发一种测量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通用方法，将企业发展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起来。目前，通过区块链技术，服装从原材料生产到成衣销售的过程能够被完整地“透明化”，从而，时尚企业的生产过程实现了“可追溯性”。即使全球供应链错综复杂，时尚行业的生产和其对环境的影响依然能够被数据化追踪。伦敦科技公司研发了可追溯服装生产过程的技术，消费者通过扫描“智能标签”可查看服装从农场到商场的整个过程。H&M一直与伦敦时装学院可持续发展中心合作研究在Wabi-sabi（残缺之美）理念基础上设计可“回收再利用”的时装。2017年，名为“蜿蜒（Serpentine）”的连衣裙（图14）就是该项目的研发成果。美学，技术，商业正在多方联动，致力于推动时尚的可持续发展。

七、结论

17～18世纪炫耀财富与身份的宫廷时尚从自然中撷取珍稀的原材料，并通过地理探索、领土拓展和殖民战争等手段将整个世界的自然资源变为宫廷贵族的时尚供应站。时尚展示了人类占有自然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为了使自然变得对人类来说更“富饶”、更“珍稀”。19世纪资产阶级的时尚试图运用人类智慧改造和替代自然，并通过技巧将人类的审美观强加于自然。时尚展示了人类控制和操纵自然的欲望，这种控制是为了使自然变得对人类来说更“有用”、更“美丽”。20世纪大众化的时尚以前所未有的价值观和高科技手段颠覆与重塑自然。时尚展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自然变得对人类来说更“可塑”、更“无限”。直到21世纪，面向未来的时尚开始以诚实的态度面对时尚的问题，并带有责任感地去积极应对和解决。总之，无论时尚的内涵多么深邃善变，也无论时尚与自然的关系多么复杂，时尚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人类无法背离自然而生存，正如18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诗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言：“背离自然也即背离幸福。”㊸

时尚以创造力著称，它由变化所定义，同时也在规定着变化本身。虽然时尚的发展给自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但是时尚也可以利用其特有的创造力和技术手段，在自然中塑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同时，时尚不仅能取材自然，也能为自然赋能，就像历代时尚设计师从不间断地通过作品向自然致敬一样，时尚可以引导人们去尊重自然，热爱自然，道法自然。人类有责任在时尚与自然之间寻找共同发展的平衡点。

注释：

① （英）Frances Corner著、兰岚译：《为什么时尚很重要》，《艺术设计研究》，2017年第2期，第10页。

② Frances Corner,Why Fashion Matters，Thames and Hudson Ltd，Apr 14th, 2014, p.23.

③ Catherine Schwarz(ed), The Chambers Dictionary, Edinburgh, 1993.

④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等译：《文明的进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05-320页。

⑤ 《圣经》（和合本修订版），2016年，第4页。

⑥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178页。

⑦ Linda A,Stone-Ferrier,Images of Textiles: The Weave of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Art and Society, 1985, pp.125-126.

⑧ ‘London’, Derby Mercury, Jan 27th, 1736.

⑨ Edwina Ehrman,Fashioned from Nature, V&A Publishing, London, 2018, pp.28-30.

⑩ Gill Saunders,Picturing Plants: An Analytical History of Plant Illustration, Berkeley and London, 1995, pp.41-64.

⑪ Gill Saunders,Picturing Plants: An Analytical History of Plant Illustration, Berkeley and London, 1995, pp.41-64, pp.17-40.

⑫ 笔者注：奥里利安学会（Aurelian Society）于1745年在伦敦成立，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植物与昆虫学会。在1748年大火烧毁了其图书馆和学会记录后解散。

⑬ Edwina Ehrman,Fashioned from Nature, V&A Publishing, London, 2018, p.40.

⑭ Hilda Kean,Animal Right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1800, London, 1998,pp.15-23.

⑮ ‘Publicola’, Leeds Intelligencer (Dec 30th,1760), Dec 30th, 1760, pp.3.

⑯ Michael Snodin, John Styles,Design and theDecorative Arts; Britain 1500～1900, London,2001, p.178.

⑰ 笔者注：蚕微粒子病（pebrine disease of chinese silkworm，PDS）又称为锈病、斑病等，是由原生动物孢子虫纲的微孢子虫（microsporidia）寄生而引起的传染性原虫病。第一次蚕微粒子病在1845年爆发于法国，后来传遍意大利、西班牙、叙利亚及罗马尼亚。在人类研发出有效的防御和控制措施之前，此病对养蚕缫丝业影响巨大，能使整个国家的丝纺产业陷于绝境。

⑱ Toadies Dresses, Morning Post，London，May 26th, 1840, p.6.

⑲ 笔者注：菠萝纤维即菠萝叶纤维，又称凤梨麻，是从菠萝叶片中提取的纤维，属于叶片麻类纤维。菠萝纤维由许多纤维束紧密结合而成，每个纤维束又由10-20根单纤维细胞集合组成。菠萝纤维外观洁白，柔软爽滑，手感如蚕丝，故又有菠萝丝之称。菠萝纤维可与天然纤维或合成纤维混纺，制成的织物容易印染，吸汗透气，挺括不起皱，穿着舒适。

⑳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 The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he Industrial Department, London, 1862, vol.2, class XXVII，p.394.

㉑ Advertisement placed by Culverwell Brooks& Co., Brokers, Public Ledger and Daily Advertiser, Oct 16th, 1867, p.2.

㉒ ‘Parisian Fashions for January’, Belfast Commercial Chronicle 17 Jan 17th, 1829,p.1.Temale Fashions for January1, Lamington Spa Courier, Jan 2nd1830, p.3.

㉓ ‘Science. Edinburgh Philosophical Journal,No.12, Article,15th Brongiarten (sic) The Vegetation of the Earth at Different Epochs’，The Scotsman, Apr 29th, 1829, p.1.

㉔ Edwina Ehrman,Fashioned from Nature, V&A Publishing, London, 2018, p.101.

㉕ Ian McTaggart-Cowan with revision by Erin James Abra,‘Seal’, The Canadian Encyclopaedia, Feb 7th, 2006, http://www.thecanadianencyclopaedia.ca/en/article/seal/(access May 17th, 2017)

㉖ The Pollution of the Ribble, Preston Herald,Dec 14th ，1867, p.5.

㉗ 杨道圣：《时尚的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6-137页。

㉘ Susannah Handley,Nylon: The Manmade Fashion Revaluation，London，1999，pp.102,Citing Mark Abrams, Teenage Consumer Spending in 1959. citing Mark Abrams, Teenage Consumer Spending in 1959.

㉙ ‘Faded youth’, The Economist, Nov 19th, 1988,p.110.

㉚ Meriel McCooey, ‘Fur Enough’, Sunday Times,Design for Living, Dec 8th, 1968, p. 24-5;

㉛ ‘The Dawn of Synthetic Splendour：On with the Passion for Cellophane’, Harper’s Bazaar,April 1934, p.94.

㉜ Donald Coleman,Man-made Fibres Before 1945, in David Jenkins(ed.), Cambridge History of Textile, Cambridge 2003, vol.2, p.943.

㉝ Ann King-Hall, ‘Swinging in the Rain with Mary Quant’, Observer, May 26th,1963.

㉞ Haye and Tobin (1994), 2003, p.51.

㉟ Christian Dior, Dior by Dior (1957), London,2015, p.168.

㊱ Edwina Ehrman,Fashioned from Nature,V&A Publishing, London, 2018, pp.143-145.

㊲ ‘Annual Toll of British Sea-Birds by Oil Pollution: Societies Call for “50-Mile Limit11 for Shipping”, Manchester Guardian, Sep 1st,1952.

㊳ 笔者注：有学者建议将目前这个人类所处的最新地质时期称为“人类纪”，以提醒人们注意，人类活动已成为影响地球进化与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目前，“人类纪”许多环境参数已超出自然可承受的范围，包括温室气体浓度、海洋酸度、全球氮循环、物种灭绝速度等。注释参考自：William A.Haviland, Harald E. L. Prins, Dana Walrath,Bunny McBride, The Essence of Anthropology,Cengage Learning, Feb 24th, 2009, p.90.

㊴ A Snapshot of Change: One Year of Fashion Loved by Forests, Canopy(2014), http://canopyplant.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Canopy_Snapshot_Nov2014.pdf (accessed Apr 4th, 2017).

㊵ Julia Hailes,The New Green Consumer Gaide,London, 2007.

㊶ Edwina Ehrman,Fashioned from Nature,V&A Publishing, London, 2018, pp.152-170.

㊷ RSA President’s Lecture 2011: People and Plant with Sir David Attenborough, Held on Mar 10th, 2011.

㊸ （taken form）Edwina Ehrman,Fashioned from Nature, V&A Publishing, London, 2018, p.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