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勇

内容提要:丝绸之路打通以后,不但接通了东西方的贸易,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日益频繁和深入。中原汉人在敞开胸怀接纳西域音乐的同时,也将自己的音乐文化传入了西域。通过图像考查,证明笙这件由中原汉人创制的乐器,曾在汉唐之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了西域,成为“胡人”的乐器。早至汉代,晚至隋唐;近至龟兹,远至伊朗。再从西域传到欧洲,启发了那里的人制造出他们的管风琴。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之路。通过这条路,西域的音乐歌舞传入了中原,中原的音乐也有一些传到了西域。所以经常有人强调,交流是双向的。我们站在东方,这里是西乐东渐末端的中转站,或者说终点也未尝不可,所以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音乐,而从中原传出往西域的音乐,我们则较少看到。这与我们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关,它限制了我们的视野。而当我们置身于西域,在那里走走看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原音乐传出的信息还是会时而跳入眼帘的。本文要说的,就是老资格的华夏乐器——笙远走西域的故事。

在当下常见的“民族管弦乐队”中,毫无疑问具有正统“华夏”身份的乐器,可能只有笙和筝。笛子有两说,一说为西域传入,即张骞带来的横吹;二说先秦的篪即笛子的前身,进化为笛,即中土自产。阮,原来比较肯定,但是近年质疑之声渐高,因为它的音窗是朝前的。古琴当然是正统的华夏乐器,但基本不用于乐队;瑟、埙等,都是再生乐器,主要作为特殊乐器使用。

笙和筝,一簧一弦,一吹一弹,各有独特的音色及功用。除了在华夏地面上发挥作用之外,还在文化交流之中远走他乡,为世界音乐作出了贡献。往东看,我们可以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找到它们的身形,在那里,筝更加流行;往南看,越南、印尼都有自己的筝,可认为是华乐的外传;北方的蒙古人,尽管是马背民族,也把平置于身前的筝背到马上去玩。但是,当我们回首往西,我们没有看到筝的影子,大概是因为西域的弹拨乐器更加丰富和强大,而且演奏方法迥异,筝根本就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而笙,是他们没有的,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笙就只身出境,去施展它的魔力。

2008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柘植元一教授到中国音乐学院来访问,他讲座的题目就是“汉唐乐器的西渐——从波斯史料中可看到的痕迹”。在这次讲座中,本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展示了在伊朗发现的中国笙的图像。在一件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器“人物葡萄糖草八曲长杯”(公元4-5世纪作品)的底部外侧,刻有一组演奏乐器的乐人,4个人分别操持恰嘎纳①、琵琶、唢呐和笙(图1)。另一件银器“乐人文样银钵”上也有吹笙人的浮雕像(图2)。

这些银器作品年代稍早于中国唐代的时期。当时我想,都说西方的管风琴是受了中国笙的启发而发明出来的,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证据,这一次算是看到了。经过伊朗,还可以继续传入别的地方,到了欧洲,就启发了管风琴发明者的灵感。虽然当时只看到了这两个例子,但是它很能说明问题。后来才知道,这次讲座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见于柘植元一教授和阿不都赛米博士合作的《萨珊王朝波斯乐器和它的东渐》,发表于《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3月第4卷第1期,只是本人没有及时关注而已。但该文说图1是七管笙,本人则认为不一定,因为这是一件生活器皿上的浮雕画,非写实作品。工匠者是从笙的一侧观察的,另外一侧则看不到,即使看到了也不一定按照实际数量刻画。从中国笙的发展历程看,唐代的笙已经有36簧半音转调笙,公元4 世纪左右的笙不可能只有7管(簧)。说图2是五管笙,同理不一定。

2012年,我去新疆的库木吐拉石窟访问。石窟里的壁画已经严重剥落,但是,在13窟穹顶的一个位置,一盘笙的图像尚可清晰地辨认。当时洞窟内光线情况不好,无法拍照,但是想到,这么宝贵的图像,《音乐文物大系》肯定已经收入。回到学校一看,果然如此,《在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第126页,②这件乐器的照片早已赫然在此,惭愧! 又没有及时关注。

图3 库木吐拉石窟中的笙

据文物大系,“库木吐拉石窟的最大特点是,也是其价值最高之点,即是保存了龟兹当地、中原汉族及回鹘等多种民族风格的壁画。汉族风格主要出现于唐代设安西大都护府于龟兹后,在100多年里,大批中原官吏和僧侣西来,在龟兹设寺院、凿石窟,带来在中原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多种风格的壁画并存和互相影响,成为库木吐拉石窟最突出的历史景观,这在全世界是独有的。”③在这个石窟内,“可辨认的乐器有:曲项琵琶、筚篥、排箫、细腰鼓、竖箜篌、笙等。”④看来一切线索都是能对上头的,这个时期在这里出现笙的图像,实属情理之中。据科学测定,该石窟开凿于公元8世纪,也就是唐代中期,比萨珊王朝的笙晚了几个世纪。

今年7月,我随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史学教研室采风队赴宁夏和新疆采风,又有收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我看到这样一幅展品,也是与唐朝同时期的,据文字介绍,该作品出自新疆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第65窟,是一封摩尼教的信札。

图4 摩尼教信札(笔者摄)

信札长268厘米,高26厘米,纸质,现存墨书粟特文134行,画面上的弯弯曲曲的字,就是粟特文书信的内容。这是摩尼教东方教区教徒写给本教区最高教职的一封公文书信。上面钤有9款红色印记,中间彩绘伎乐图一幅。这两个乐伎脚踩莲花,似为仙界的人物,服饰不像中原的,脸型却贴近汉人。二人一个在吹筚篥,一个在吹笙。笙的画面清晰,没有疑问。摩尼教传入新疆是在公元六七世纪。既然该品出自新疆,当是那个时期的作品,比库木吐拉石窟稍早一点。

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在新疆的伊宁,发现了汉朝的吹笙乐俑。

伊宁市有一座“汉家公主纪念馆”,是为纪念汉朝嫁到乌孙国的刘细君、刘解忧两位公主而建的。细君的故事,在一般的中国音乐史教材中提到琵琶起源的时候有涉及,只是语焉不详罢了。在傅玄的《琵琶赋》序中,有这样的话:“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这里的“乌孙公主”就是刘细君,她是江都(今扬州)王刘建之女,公元前108年奉汉武帝之命嫁给乌孙王(昆弥)猎骄靡为妻,时年17岁。昆弥是乌孙人对国王的称呼,而不是国家或人名,所以傅玄这句话应该是错的。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汉遣细君公主嫁乌孙(或昆弥)”。纪念馆里有细君公主弹琵琶的塑像,用的是现代琵琶,这且不去追究。在馆内的一组橱窗里,陈列着一组乐舞艺人俑,是一个鼓吹乐队为舞蹈伴奏。

图5 舞蹈队

图6 鼓吹乐队

令本人惊讶的是,这个乐队里竟然有吹笙和吹唢呐的俑。

由于器材准备和拍摄经验不足,图6的吹笙俑恰被玻璃反光遮挡,但是图7、8却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这是在吹笙。

图7 吹笙俑侧面

图8 吹笙俑正面

图9 吹唢呐俑

图10 吹笛俑

前面提到的3个吹笙的图像,两个是唐代的作品,一个稍早于唐,而这一个是汉代的,早了约800年。据演奏者的脸型、胡须及头饰可明确判断,演奏者为西域胡人。更加新奇的是,这是唢呐、笛子和笙的合奏。在此之前,我确认的唢呐传入中原的时间是至迟在唐代,而这里竟出现了汉代胡人的唢呐、笙、笛子合奏。刘正国先生曾经告诉我,他收藏有汉代的吹唢呐俑,我没有见到,未肯深信。这次采风是和刘先生同行,他说他收藏的吹唢呐俑与这一个基本相同。总之,如果这一组乐舞俑的断代没有问题,那么就是说,在西汉时期,在乌孙国这一带,已经有了胡人演奏的唢呐和笙、笛的合奏。这种演奏形式,至今仍然是民间最常见的。本文主要讲笙,至于这支唢呐是胡人带入的,还是中原传过去的?这支笛子是不是张骞带到中原的“横吹”?暂不追究。

上述几个笙例子,一个是已经传到伊朗以后的,肯定是伊朗人所用的;一个是在库木吐拉石窟发现的,因为图像中只有一件乐器而无演奏者,是不鼓自鸣的乐器,不好断定是汉人还是龟兹人所用;摩尼教书信中的笙,是由仙人演奏,但是从面容来看,更加接近汉人;最后汉代的一件,肯定是胡人演奏。这几个例子,时间跨度在800年左右,所分布的空间也非常广阔。怎样将其理出一条线呢? 没有证据不可乱讲,但是可以作一个合理的推测:丝绸之路打通以后,汉人在不断接受西域文化的同时,也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途径将自己的文化传往了西域。例如两位汉家公主的西行⑤,按常理是要带陪嫁的,有随从人员(例如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嫽),也应该有器物。例如细君公主,就带去了路上解闷的琵琶,虽为传说,但不无道理。通过其他的渠道,其他乐器也可能会到达西域。例如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是个很有音乐天赋的女孩,也是个传奇人物。她自幼学习音乐,长大后曾回到长安学习鼓琴,学成后回乌孙时路过龟兹。此前龟兹王绛宾已经慕名向乌孙王请求娶弟史为妻,但由于弟史正在长安学习,只能暂时作罢。这次路过自己的地盘,他就挽留弟史住下,并正式向其表白。后来经过解忧公主和皇帝批准,弟史嫁给了龟兹国王绛宾。公元前65年(元康元年),绛宾陪同弟史到长安朝贺,汉宣帝封弟史为汉家公主,留他们在长安住了一年,并赐给公主车骑旗鼓和歌吹数十人,让她把中原的乐舞和乐器带到龟兹。⑥这些乐器都包括什么,没有明文,但是笙很可能就在其中,因为笙在乐队中的特殊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此后,龟兹宫廷的一切礼仪制度模仿汉朝,以至于被外国人嘲笑为“非驴非马”,可见当时汉文化与龟兹文化的融合程度是很深的。接下来的几代,汉朝和龟兹的关系一直很密切。黄翔鹏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秦序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音乐简史》中,都提及此事,作为音乐双向交流的印证。⑦牛龙菲先生在他的《古乐发隐》中曾提出“回授”说,⑧而黄翔鹏先生也提出过龟兹乐“回娘家”的观点,⑨都是很有道理的。

唐代到龟兹去的汉人官吏或僧侣,也可能会将乐器带去消遣。这些乐器到达西域后,由于自身具有很好的音乐性能且易于上手,所以可能会逐渐传播开来,先被某些胡人接受,而后传至更远的地方。

将乐器带到西域的这些人,当时可能意识不到这是文化的传播,仅仅是用来娱乐而已,但是客观上达到了这种效果。他们可能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带到西域去的笙后来会成为欧洲管风琴的祖宗,但是这事后来确实发生了。

笙在中国是老资格的乐器,《世本·作篇》说是女娲发明的。无论如何,它的出现很早,并且很快在整个北方普及,战国时期滥竽充数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就当时的繁荣景象来看,汉代传到乌孙一带并非不可能。唢呐胡人也有,但他们没有笙,所以必然是从中原传过去的。汉唐间在西域发生的事件太多,丝路也越来越繁忙,有种种可能将一些中原的东西带过去。据《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记载,隋唐的九、十部乐中的龟兹乐都用笙,笔者曾以为可能是传入中原后加进去的,现在看来早已经采用了,后来随着龟兹乐队回了娘家。

本人还想再提一下的就是乐队的组合。在后面两个例子中,一个是笙和筚篥合作,一个是笙和唢呐、笛子合作。这些合奏形式,恰好也是当今民间最常见的形式。京津冀一带的笙管乐,顾名思义,主要就是笙和管(筚篥)的合作,辅助的还有笛子和云锣;而笙和唢呐的合作更加普遍,遍及全国,最典型的是苏鲁豫皖地区的唢呐系鼓吹乐,用独具特色的方笙,和唢呐相得益彰。某些从前不用笙的唢呐繁荣地区,例如东北和西北地区,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加入了笙。这当然是由于笙的柔和的音色和独有的和音性能。在乐队中,它能把各种音色糅合到一起,舍此无他。它能够很早传播到西域,与它的这些性能直接有关。无论是汉人还是胡人,都是需要这一性能的。

作历史研究需要多方面材料的印证,但是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时候太少了,因此有时候需要耐心等待,也需要一定的运气。笙影响了管风琴,早已是共识,但是其间的直接线索却一向不多。本文提供的这几个例子,可以将二者之间的空隙略作填补。期待将来能够有更多的证据出现,以使该共识的史料基础更加牢固。

注释:

①恰嘎呐,chaghāna,原来是一对小的finger cymbal(手指铙钹),现在由一种弹簧式(发条式)形似剪刀的道具取代。两手各持一件,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相互碰击发声,属于体鸣乐器的一种。

②《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大象出版社,1996,第126页。

③同②,第124页。

④同②,第124页。

⑤细君公主22岁就去世了,汉朝又派楚王的女儿解忧公主前去乌孙继任。

⑥事见《汉书·西域传》。

⑦黄翔鹏:《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台湾汉唐乐府,1997,第66页;秦序:《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吉林音像出版社,2001,第28页。

⑧牛龙菲:《古乐发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第3-4页。

⑨同⑦,第93页:“所以龟兹乐在唐朝时传入中国后,大受欢迎不是没有原因的。她是回娘家啊!正因为这样,人们对它感到非常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