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杰

摘 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文化迥异，实现“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合作倡议，离不开文化支撑。本文梳理了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工作的现状，提出了优化对外文化传播工作的建议。增强文化对外传播力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而是一个多主体，多维度的过程。我们要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媒体、个人等多方面力量，展开“公共文化外交”，运用新媒体技术、政策、经济、教育等手段提高文化传播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866（2020）20-00-02

“一带一路”区域主要包括65个国家和地区，是关于加强区域内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倡议。该倡议是党和国家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和地区发展状况提出的，是一项中国和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发展构想。“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少不了文化相通，我们有必要密切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力。

一、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工作取得的成就

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以及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部分领域取得显著的成效。我们要肯定过去所做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思考进一步巩固对外文化传播成果。

（一）文化传播主体扩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主体一直是政府。现在政府在发挥文化传播主导作用的同时，民间的传播力量逐渐壮大。企业、公民个人都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主体。企业是传播国家文化的重要力量，中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彰显着中国文化价值。出国学习、工作、旅行的中国人扮演者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角色，借助国际互联网，广大网民也可以进行跨文化交流。

（二）孔子学院初具规模

孔子学院是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国内外高校合作办学的一种中国文化教育模式。孔子学院核心职能是通过传播中国的语言文化提升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1]。孔子学院数量增长迅速，截至2020年5月27日，全球已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1 170个孔子课堂。其中“一带一路”主要地区亚洲和欧洲，分别有孔子学院135所和187所。数量庞大的孔子学院将中国文化教育纳入国外高等教育体系中，提高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持续性、系统性。

（三）文化产业实现贸易顺差

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实现文化贸易顺差。文化贸易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虽然我国文化服务维持贸易逆差状态，文化产品逐渐由逆差转为顺差。商务部公布信息显示，2019年文化贸易出口998.9亿美元，进口115.7亿美元，整体上实现顺差883.2亿美元。我国文化贸易具有规模优势和市场优势，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工作的不足

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弱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方面取决于本国文化是否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传播工作是否到位。我国作为文明古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毫无疑问中华文化是极具魅力的。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政治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外文化传播工作的不足。针对性地弥补文化建设的短板，才能为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打好文化基础。

（一）中国媒体在世界影响力弱

媒体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主要力量。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欠缺，缺少像英国BBC、美国CNN、日本NHK那样世界知名的媒体。我国媒体在海外布局区域也不均衡，海外分支机构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等发达区域，对 “一带一路”区域缺乏有效覆盖。中国媒体“走出去”的步伐缓慢与固守中国本土化思维有关，内容和形式缺少符合当地文化背景的创新。

（二）文化品牌知名度低

产品和技术的淘汰周期较短，而好的品牌将长存[2]。虽然我国文化产品丰富，但缺少代表性的文化品牌，文化产业化发展程度低。人们选择文化产品进行消费时，会考虑品牌因素，没有知名品牌就没有文化市场竞争力。强大的文化品牌能够聚合文化资源形成对外传播的合力，而缺少文化品牌的对外传播，力量分散，传播效果不显著。中国有很多知名度高的文化元素，比如龙、春节、汉服，但这些宝贵的文化元素没有被有效地产业化利用。我国文化产业的品牌打造还处于低水平阶段，丰富的文化资源没有被充分开发。

（三）文化内容缺乏整体设计

中国对外传播的文化内容较为零散，未形成体系化的内容架构。我国对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文化传播针对性不足，对文化内容的细分工作欠缺。目前对外传播的文化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传播力度不足。现阶段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的大型文化活动偏器物层面，沿线国家的中国文化活动很多都办成了中国服饰、工艺品、美术作品展覽。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于精神，不能浅尝辄止地停留于器物层面，也不能忽视新时代的文化成就，对外文化传播内容应该多元化。

三、增强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力的路径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同等重要的力量，文化是一种权力[3]。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强国家影响力的过程中文化不能缺位，对外文化交流应该被放在与经济、政治交流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文化传播力量，运用先进的传播手段，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一）利用新媒体技术创新文化传播方式

中华文化的内容是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的传播形式也应该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日新日进。文化不应该是空洞的理论说教，而应该以鲜活多样的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开放性、实时性等多方面优点，为我国壮大媒体力量提供了契机。利用新媒体技术打造与中华文化相关的客户端、数字博物馆、数据库、影音作品、社交媒体账号等，可以增强中华文化的趣味性和接近性。为了适应网络传播的要求，我国要积极对中华文化进行数字化编码，用信息技术手段整合文化资源，生产出国内外受众喜闻乐见的数字文化产品。

（二）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

中国仅靠自身的传播力量难以全面覆盖“一带一路”区域的所有国家，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合作有助于壮大中华文化的传播力量。“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传媒事业不发达，信息基础设施有待改进。中国可以利用自身基础建设力量强的优势，与沿线国家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合作。除了硬件方面，我们还要加强与沿线国家媒体的人才交流，共同打造专业化的媒体人才队伍，为区域内文化传播提供智力支撑。我国要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发展与沿线国家媒体的友好关系，促进信息共享和中外文化交流。

（三）培育知名文化品牌

优秀的文化品牌可以提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凝聚力与扩散力，有助于树立国家文化形象。文化品牌建设需要先找准定位，不同的文化企业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领域的文化进行深耕。品牌的发展需要进行品牌规划，文化企业的品牌规划要和国家的战略规划相结合。文化企业要建立兼具美观性和独特性的品牌形象标识系统，对外展现统一的宣传风格。此外，知名度是企业的无形财富，长期的广告宣传是文化品牌成长的必要步骤。

（四）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

中华文化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我们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过程中，要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不是单向线性的过程，而是双向循环的交流过程。中国和沿线其他国家民族文化是平等的地位，双向友好交流才利于多方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华文化才能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内心。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须严守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底线，吸收的外来思想必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中华文化本位。

（五）优化对外传播文化的内容设计

我们需要整合我国适合对外传播的优秀文化资源，并对其进行内容划分，对内容进行体系化和结构化加工。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社会状况，对中华文化的接受范围和内容偏好也不同。文化传播可以运用STP战略，做好文化市场细分工作[4]。中国要重视沿线国家人民的文化需求和喜好，找准文化传播的侧重点，以期精准高效地传播中华文化。

（六）继续加强教育交流

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近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数量持续增长，2018年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已经超过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50%。2017年中国学生去往“一带一路”沿线留学的人数为6.61万人，而同年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为31.72万人，留学生往来人数失衡。我国学生外出留学目的地主要是北美、西欧、澳洲等发达地区，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偏少。我们对外教育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中国学生通过在沿线国家长期的学习生活，可以增进对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了解，才能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华文化。教育交流有利于消除文化负迁移，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我国教育部门应该继续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秀学生来华留学，同时考虑增加该区域中国公派留学生名额，给予该区域中国留学生经济支持和政策便利。

四、结语

“一带一路”区域自古以来就是文明互鉴之路，中国与沿线国家有良好的文化交往基础。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中华文化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对外文化传播需要有全局视野，构建全面的对外传播格局。我国要积极进行文化传播内容和手段的创新，培育文化产业，加强国际合作，让中华文化助推“一带一路”走实走远。

参考文献：

[1]彭增安.孔子学院与国家形象传播[J].秘书，2018（6）：58-62.

[2]朱立.品牌文化战略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

[3]唐吕俊驰.文化自信培育的目标群体选择探讨——基于STP营销模型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5-88.

[4]邢瀛文.對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分析[J].智库时代，2019（47）：198-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