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梦婕 刘薇禛平 张禹

摩擦与合作并存，仍是未来中日关系的主要议题。

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健康问题宣布辞职，结束了长达8年的执政生涯。作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为改善日本对外关系作出过不少贡献。在对华关系上，安倍晋三一向慎重且讲究智慧，虽然也曾陷入风波，但总体上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且正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愿同日方一道，继续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不断深化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

复杂的国际社会中

互惠互利是外交哲学的内核

安倍晋三第一次担任日本首相时，在中日关系上表现得积极友好，他打破惯例地将中国作为上任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外界称其为“破冰之旅”。那时候的中日两国，均希望结束小泉时代的僵局。但安倍晋三执政后不到一年，他所领导的自民党就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败，这是自民党自立党以来首次失去内阁控制权。不久后，安倍晋三就因健康问题匆匆下 台。

五年之后，安倍晋三再度当选日本首相，而这次的当选才让他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安倍晋三模式外交”。安倍晋三曾这样表述其外交理念：“日本外交首相是要强化日美同盟，然后将同东南亚和印度的关系提高到更高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同中国搞好关系。”一方面，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日本希望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另一方面，美國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贸易政策收紧，日本经济因此受到不小的伤害，中日两国此时更应加强协作，共同应对美国的单边贸易主义。

2014年，中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安倍晋三的出席使中日领导人在多边场合实现会面，但两国的互访时机尚未成熟。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曾这样评价该阶段安倍晋三的对华态度：“安倍晋三企图在自己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以及能够迎合国内右翼势力的同时和中国寻求领导人的正式往来。”可以看出，安倍晋三在对华关系上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友好”，更像一种野心勃勃的“迂回战术”，他希望在不触犯美国的前提下，绕过与中国的个别问题争端，维持中日两国的产业链合作，而中方为促进亚太区域繁荣，秉持着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原则，主张开放市场，一向欢迎日本企业来华投资。

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此前，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连续7年时间未曾进行互访。这次的访日之旅，日本为李克强总理提供公宾级别待遇，获天皇接见、与安倍晋三会谈以及在安倍晋三陪同下造访北海道。北京大学国关学院教授梁云祥认为，日本首相甚少陪同外国领袖前往东京以外地点，这次安倍晋三却长途前往北海道与李会面，显见重视程度，以日本人的文化角度来看是一种荣耀，这是外界忽略的视角。

李克强访问前在日本媒体《朝日新闻》撰文，说不少日本企业愿分享“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李克强说，中日经济互补性很强，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浪潮中，拓展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多领域合作，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拥有巨大潜力”。

同年10月，安倍晋三应李克强邀请前往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根据人民网的介绍，“正式访问”有别于“国事访问”，两者在礼宾规格上大体相同，但最主要的分别是欢迎仪式上，在“正式访问”上，礼炮鸣放为19响;“国事访问”则是21响。

这一年恰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安倍晋三出席了纪念仪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此时的中日关系已经正式回暖。日本作为亚洲地区资历较老的发达国家，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的时代，发展速度已经大不如前。而中国是新兴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安倍晋三此时选择同中国友好协作、互惠共赢，是富有智慧的外交手段，也是“安倍晋三经济学”在日本受到推崇的重要原 因。

漠视历史，“初印象”恶劣

安倍晋三时期的中日外交危机

2012年，安倍晋三刚刚二度“拜相”之初，曾为平衡国内利益而错失与中国较好的机会。他延续了前任野田佳彦内阁主张购买钓鱼岛的态度，并在执政一年后亲自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显然与他在2013年初所表述的“要同中国搞好关系”的外交理念大相径庭。

此前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中日关系曾因日本巡逻船与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相撞事件和日本对钓鱼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事件降到冰点。“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已经趋于稳定，而“钓鱼岛”事件后则继续恶化，这也是除了历史问题外，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保持警惕的另一重要原因，2012年中国民众自发的 “抵制日货”行动还历历在目。

这样的特殊时期，安倍晋三依然选择漠视历史，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也导致了中国人对安倍晋三“恶劣”的初印象。然而，在安倍晋三接下来的执政生涯中，中日关系并没有继续恶化。一方面，中方立场坚定，日本政府不敢在领土问题上进一步“越界”，安倍晋三表面的“强硬”有安抚日本右派保守势力的成分。当中方派海警编队对钓鱼岛海域巡航时，日方仅派巡逻船跟踪警告，而没有直接阻拦中方巡航。这说明日方为了避免因钓鱼岛争端而引发中日间的直接冲突，在领土问题上会进行有限的对抗行为。

另一方面，安倍晋三讲究“实用主义”，他希望快速结束日本二十年来的经济停滞，并做好大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因而采用了“政经分离”的原则。虽然在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多采取与中国对抗的立场，但在经济领域日本会以合作为主。以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为例，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美国和欧盟曾在2016年之后多次向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对一些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而同时期的日本尚未发起一次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政经分离”的原则防止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随着中日经济领域上的合作更加密切，日本企业也会也越来越难离开中国市场。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另外，在“文化强国”的战略下，中华文化的进一步输出让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市场产生了一定依赖性。因此，安倍晋三顺利度过了上任后的中日外交危机，小泉时期的紧张局势并未重 现。

菅义伟接棒安倍晋三

“后安倍时代”即将来临？

在安倍晋三长达8年的执政生涯中，菅义伟一直是他得力的“副手”。9月16日，在安倍晋三因病辞职的半个月后，菅义伟正式当选日本首相。2019年，菅义伟因公布“令和”年号而被网友戏称为“令和大叔”，而今又被称为“安倍晋三继任者”。但菅义伟是否会延续安倍晋三时期的外交政策？安倍晋三辞职前，曾由于应对疫情不力而导致民调下滑，菅义伟作为安倍晋三的接班人都会拥有巨大的权势，同时也要接手巨大的隐患。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国际关系总体上处于波动及不稳定的局势，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节奏也因此受到影响。但中日两国的关系首先取决于两国发展的需求，在安倍晋三超长的执政生涯中，中日关系中既存在着历史认识、领土争端、安全困境、意识形态等难以解决的矛盾，也有着加强经济、文化等民间交流以及共同促进地区合作的愿望与需求。

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中日关系成为了彼此应对国际环境的重要力量，中日双方有着经济和文化领域上合作的需求，更有着维持相互稳定关系的必要性。因此，在不发生重大政治安全危机的前提之下，菅义伟掌权后的中日关系会继续平稳地得到发展，因为这符合两国国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两国绝大部分国民的真实心愿。

应对疫情方面，比起西方国家以“集体免疫”为借口的“消极懒政”，中日两国在抗疫上更能够相互扶持、展开合作。疫情过后，民间的文化交流将继续深入，两国政治领导人的互访也将恢复，已经拟定的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访问日本事宜会重新排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