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强

坐落在山西省武乡县城外凤凰山下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有一幅《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编制序列》图，图上“八路军总后勤部”下面赫然标注着“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副行长熊光炳、政治部主任陈希愈、发行部主任姚一廷。”

当代人对于冀南银行这一金融机构也许有些陌生。但是，冀南银行对于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乃至抗战的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有一年，我进京看望我的伯母彭克昌，她曾给我讲述了她和我的伯父姚一廷抗战时期在冀南银行工作期间所经历的桩桩往事。

冀南银行组建于烽火连天的1939年秋天。当时，抗日战争已转入相持阶段，日军侵占了许多城市，控制了交通干线，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和疯狂的“扫荡”，致使冀南、太行根据地经济和财政遭到严重损失。当时，边区各地流通的货币十分混乱，除国民党政府所属银行向全国发行的“法币”（即法定货币）外，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各省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甚至各县政府地方银号、商号、当铺也发行了五花八门的钞票或流通券。这些庞杂的货币信用极低，群众经常拒绝使用。而且，边沿地带还流通日伪发行的货币。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只有发行自己的货币，坚定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才能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边区政府决定组建自己的金融机构——冀南银行，发行根据地自己的“本币”（即本位货币），以统一根据地全区货币，保障供给、发展经济、支援抗战。

冀南银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冀南银行的筹备工作从1939年6月开始，到1939年10月15日在山西黎城县小寨村正式成立。当时，伯父和伯母还远在垣曲“十八兵站”，正遭受国民党顽军的围困。1940年7月下旬，当他们跟随“北上支队”回到八路军总部后，还未来得及休整，就接到八路军总后勤部命令，任命姚一廷为冀南银行发行部主任，彭克昌为冀南银行钞票鉴定员。

他俩从总部出发，日夜兼程来到了太行山深处的黎城县黄崖洞镇小寨村。行长高捷成和政治部主任陈希愈与我的伯父、伯母一番寒暄之后，高捷成行长郑重地对他俩说：“现在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我八路军队伍日益壮大，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一分钱也不给我们了。我们既要抗战，又要生存。因此，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同志，向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建议，必须在根据地发行统一货币，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邓政委不仅关心冀南银行的筹备、组建工作，而且还亲自为‘冀南银行题名。”

伯父不解地问：“冀是河北省的简称，河北之南为冀南。而冀南银行所在地在黎城县，属于山西省东南，为啥不叫晋东南银行？”

政治部主任陈希愈急忙解释说：“冀南银行是小平同志亲自選的地址，还问过当地老乡周边的地形。将冀南银行总行选址晋东南，足见邓小平政委的超人智慧。银行成立后，虽然总行及印刷厂都设在晋东南根据地，但‘冀南银行的名称和发行的货币以‘冀南票冠名，给人们造成的错觉是‘冀南应属河北的南部，其实不然。这在对敌货币斗争的战略战术上叫‘声东击西，最终目的是‘遮人耳目，避免和减少日伪对银行的袭击、破坏。”

伯父、伯母连连啧啧称赞：“高明，高明。”

高捷成行长接着说：“冀南银行完全是靠艰苦创业办起来的。冀南银行开办之初，一无房屋，二无设备，三无业务。会计和印制钞票的技术人才更是缺乏。特别是在印制工作中，遇到和克服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边区处在山区，经济落后，技术条件很差，根据地又是创建初期，需要货币十分紧急，如何着手？只好在革命队伍内部尽量发现和选用人才，并采取就地取材、以土代洋的办法，克服一切困难开展工作。现在，你俩来了，一个管发行，一个负责钞票鉴定，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

伯父、伯母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第二天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由于冀钞还是一种新货币，影响力还不是很高，加上敌人对根据地的倾销政策，滥用法币制造黑市，硬币也在暗地流行，所以冀钞还不能在对敌货币斗争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必须进一步稳定金融，提高和巩固冀钞地位，才能发挥其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

1940年9月初的一天，当伯父得知边区政府将在本月18日举办盛大的工农业生产展览会时，立刻向高捷成行长作了汇报。他建议说：“为了扩大冀钞的影响，我们的冀钞应该上会参展。这是一个宣传冀钞的极好机会。”他的想法得到高行长的赞同。于是，在展览会上，展出了冀南银行发行的冀钞。到会的各村代表和绅士们了解到，冀钞凭着全边区人民工农业生产为依托，是可以完全兑现的。这一次，冀南银行的展览，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了“冀南”可靠的强烈印象，代表和士绅们回去后也逢人便说“‘冀南底厚哩，不怕！”很快，冀钞在对敌斗争中不仅提高了币值，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在根据地的每个角落里，凡是有交易的地方，冀钞都可买卖货物，畅通无阻。

自1941年起，日军疯狂地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在铁路、公路两侧构筑封锁沟、封锁墙，建立岗楼、碉堡，采取“围攻”“蚕食”“扫荡”“铁壁合围”“梳篦战术”，企图隔断根据地和外面的联系，边区形势日趋严峻。这一时期，伯父和伯母以及冀南银行全体人员经常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扫荡”与“反扫荡”十分频繁和激烈，银行业务人员一手拿枪、一手持账，白天工作、夜间行军，跟随部队与敌周旋，账款由马驮着，战斗紧张时，则由职工用挎包随身背着。群众称冀南银行是“马背银行”和“挎包银行”。印刷厂的职工们处境更为艰难，他们在山洞里、地窖里、盐碱荒野或枣树丛中利用战争间隙坚持生产。遇到敌情紧张时，就坚壁清野，沉重的石印机拆了装、装了拆，还要隐藏在悬崖绝壁间。如果与敌遭遇，工人就是战士，为保卫工厂而战斗，许多人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1943年春， 129师首长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和伯父陪同下，曾专门来到冀南银行视察。刘邓首长称赞冀南银行“地方选得好、职工干得好、钞票印得好”。后来，邓小平同志在1943年秋撰写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对冀南银行所作出的贡献和发行冀南票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这样写道：“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利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得到了人民热烈的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我们不断地对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

1943年8月，伯父因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负伤，奉命调回延安休养，伯母也一起陪同前往。至此，他们俩在冀南银行整整工作了3年。后来，有统计数字显示，冀南银行从1940年7月成立到1948年底结束业务，筹建华北银行，之后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计发行货币2012亿元。也就是说，在冀南银行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这么庞大的数字，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经过伯母和她的战友们之手鉴定、由伯父这个发行部主任发行的。他们为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和根据地人民的金融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历史不会忘记，冀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新中国金融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