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关系国家的稳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文章以甘青地区为例，探讨新时代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困境，探讨其发展路向。

关键词：新时代;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

早期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布莱克（C.E.Black）指出现代化意指科学革命以来，在人类知识增进之下，传统社会制度演化适应现代的过程;英格尔斯与史密斯（Inkeles and Smith）则认为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社会多数成员的价值取向，当大部分的人均能接受并自发性追求现代化的生活，则有助于现代化的推进，也就是个人现代性的形塑。我国学者罗荣渠认为我国在1949年以前，现代化的原初模式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至改革开放，中国才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发源于西方且自外而内影响中国社会，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镶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关系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巩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些民族因其人口较少、传统文化相对简单的特点被称为人口较少民族，其约占我国人口总数的0.1419%，约占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1.689%（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入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实施，“这些民族的发展会遇到与人口数量及分布状态有关的一些共同性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对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性和政府针对他们的特点开展帮扶工作应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一、人口较少民族概况

（一）人口较少民族的提出及界定

一直以来，学界对“人口较少民族”称谓也存有不同意见，学者将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称为“小民族”、“少小民族”、“弱小民族”、“小小民族”、“小族群”等等。这些称谓，除“小族群”外，其余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基本上都反应了各民族“人口少、传统文化相对简单”的特点，即费孝通先生表述的“根蒂不深、人数又少”。“族群”概念因在我国多民族社会发展的实际场景中使用，与“民族”概念的使用还存在争议，“族群”概念的文化性与“民族”概念的政治性，致使其边界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小族群”概念的使用若注重文本场景，则可以避免社会各界的误读，如有学者就在文本运用中将小族群分为三类：第一，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即10万人口以下的小民族或小小民族;第二，我国未识别群体、要求重新识别群体及有族属争议的小群体;第三，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支系、边缘群体。

“人口较少民族”一词最早见于钟赫1989年发表的《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况》一文，指的是“人口10万以下的民族，我国共有26个，分布于11个省区”。2000年由国家民委领导，费孝通先生担任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问题研究中心共同组成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将人口在10万以下的民族统称为“人口较少民族”（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国家民委制定的《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中将在我国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统称人口较少民族。此时，10万人口也不是绝对的划分标准，2005年纳入《规划》的毛南族和撒拉族人口已经超过10万，分别达到107166人、104503人（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2011年6月20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又将人口在10～30万间的景颇族、达斡尔族、仫佬族、锡伯族、土族、柯尔克孜族等6个民族纳入扶持范围，使扶持的对象达到28个。因此，若无特别的文本说明，现在所说的“人口较少民族”统指的人口在10～30万之间的少数民族。

（二）人口较少民族概况

总体上看，人口较少民族的地域分布主要呈现三类特点：

一是分布在河湟民族走廊地带，有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区域。这里正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过渡地带，是农业与牧业两大经济区的桥梁及迭合地带，也儒家文化、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互动共生地带。历史上，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不同民族在此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今天此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的分布格局和共生体系。

二是分布在藏彝民族走廊地带，包括景颇族、独龙族、怒族和普米族。藏彝民族走廊“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王权多元与文化多元，产生了“走廊文化”以及“多元一体格局”宏观视域下各民族的流动。因此，在“藏彝走廊”上，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力量强弱之变与中原王朝的边界密切相关，其发展也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的沉淀形成目前藏彝民族走廊地带人口较少民族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三是分布于我国边疆地区，包括有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京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仫佬族、毛南族、高山族。边疆是我国多民族、多宗教相生共存的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在独特的地域环境下生存，造就了在其地区文化的层次性、丰富性，与内陆文化统一性之间形成的具大差异。独特的地理因素使这部分人口较少民族在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发展不仅关系民族自身的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边疆社会的稳定發展和国家安全。

独特的时空地理环境给人口较少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限制了现代化的发展。这些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存环境较差，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贫困问题突出，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随着我国新时代社会发展新要求的提出，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普遍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面临重大挑战。

二、新时代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的困境——以甘青地区为例

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日益推进，所有的现代化社会必定面临四个关键性问题或四个阶段：一是现代性的挑战，即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了最初的对抗;二是现代化领导的稳固，即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三是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即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使社会从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四是社会整合，即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的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加之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存在一定困境。笔者以甘青人口较少民族为例，试进行分析。

（一）发展的迫切性与社会生态系统的牵制

人口较少民族处于人类社会的边缘地区，既是指地理区位而言，也是指社会发达程度而言。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大格局中，甘青地理上的相对边缘位置影响了战略发展上的迟滞性，并迅速拉大了与核心发展区的差距。与此同时，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土族紧抓发展机遇，快马加鞭地“追赶”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尤其是甘青地区劳务经济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亮点纷呈：化隆牛肉面统一店面数量、规模、档次不断提升，并落户澳门;循化撒拉民族餐在迎奥运全国餐饮业技能大赛暨第三届国际烹饪大赛中荣获团体组织金奖;撒拉族刺绣奥运福娃做为礼品被北京奥组委接收;互助土族庄院落户中华民族博物院;劳务输出由政府信息引导，培训机构订单定向技能培训，市场运作，群众自愿外出，劳务经纪人带队，相关部门服务的格局基本形式。这些亮点表征了这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民族自身发展具有迫切性。但是，保安、撒拉、裕固、土族社会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敏感也牵制了经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二）变迁的社区及其社区治理现代化能力不足

甘青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居住农村社区，其文化素质、心理状态、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明显区别于城镇社区，特有的生活样式和村庄本土气息就像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所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进入新时代，现代化的进程搅动了乡村的平静，撒拉族打造“撒拉族人家”餐饮品牌壮大劳务输出;保安族地区青壮年也频频外出务工，裕固族生态旅游的发展致使相对封闭的村落逐年开放，人们开始进入城市（镇）寻求新的经济来源，削减了传统村庄作为社区经济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性;此外，城乡教育的差距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也迫使家长通过各种努力实现“孩子进城”，致使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离乡村社区。传统上基于共同的生态环境、生活空间以及熟人社会的社区网络趋向瓦解，致使乡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受到限制。

（三）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两难

文化产生于民族长期的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积淀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内部的指令，凝结为民族精神，正如社会学家E.希尔斯指出：“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着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甘青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基于较为敏感脆弱的生态环境，拥有独特的生计方式和语言文化资源，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然而，随着国家权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以及现代生活因素的渗入，民族传统文化变迁在所难免。例如21世纪，国家实行生态移民政策开始，裕固族由原来的游牧逐渐演变为经商—半农半牧—农耕定居—形成多元经济发展，裕固族原来的生活空间也由原来的游牧转为定居，传统文化随之变迁;保安族、撒拉族、土族民族语言使用呈现衰退状态;撒拉族刺绣、土族盘绣和保安族腰刀都均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尽管如此，依然面临保护传统文化发展有限，想发展则传统文化就要衰退的非此即彼的尴尬处境。

（四）资源和项目扶持与社会组织培育的缺失

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少数民族为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规划蓝图。进入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国家为甘青人口较少民族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各类资源和各项扶持，如在保安族高李、甘河滩等村建立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在撒拉族新建村庄内建立的养殖业协会、在裕固族明花乡黄土坡村建立的西瓜合作社等。这些扶持项目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这些项目资源由农村基层行政组织进行分配和管理，合作社、互助社在民族社区的特殊环境和运行成本等考量下，其管理机构基本上都为基层行政组织的移植。久而久之出现利益集团关系网络，不利于项目资源的有效实施。如此，国家制度性提供资源项目，缺乏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地区的文化适应问题的考量，缺乏与项目资源相配套的组织资源的培育和发展。

（五）人的现代化过程的缓慢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教育对个人的现代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个人现代化过程中普遍接受学校教育，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甘青地区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土族文化程度普遍低于汉族，初中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较低，民族之间文化程度上发展也不平衡。（如表1所示）

个人的现代化进程除了早期接受学校教育外，在后期生活经验中多来自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和同大众传播媒介接触的程度与范围。甘青地区保安族、撒拉族、裕固族和土族個体在离开学校之后多往返于乡村与城市（镇）之间学习、务工，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乡村现代化的力量。然而，一定层面上文化教育的不同程度局限了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工作的能力，影响他们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的获得，致使整个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受限。

三、新时代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发展的思考

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同时也意味着由传统国家迈向现代国家，它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过程。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如甘青地区保安、撒拉、裕固、土族，进入新时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很难摆脱全国治理体系之下的无奈。那么，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该何去何从？

（一）转变“二元”对立的价值理念

学术界中，关于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也出现了要生存发展还是保护文化的两难选择，即要“人”还是要“发展”的争论由来已久。这种二分并视为对立、“非此即彼”的价值理念充斥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而“传统”与“现代”作为分析现代化进程中的二元对比类型，已经深入人心，致使人们往往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发展就要放弃传统，传统是推进现代化的障碍。近些年来，“传统—现代”、“落后—先进”二元对立的观点受到批评，现代化理论家们也认识到传统和现代、落后和先进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两极，传统实可以与现代结合，存续于现代社会中并发挥其作用。而当前，尤为重要的是，让人民大众从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与窠臼之中走向实践，转变“二元”对立的价值理念，让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在新时代多元环境中将传统与现代融合，谋求现代化发展。

（二）进一步完善国家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

国家的扶持政策对人口较少民族未来影响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发布以来，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以大力的扶持，为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在我国关于全国发展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争论中，往往把如何将全国发展的理论应用到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实践当中作为根本原则，很少以人口较少民族为主的视角来考虑适合当地的发展理论。于是，在这些地区，就面临“不发展不行，发展太过就会迷失自己”这样的两难困境。因此，我们要在尊重民族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各民族的和谐共生和发展理念;不仅是要在横向意义上“提升”政策的理论，而且要在纵向意义上“反思”政策的实践，不断完善国家扶持政策。

（三）驱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内源力”

我国的现代化是源自于外力的冲击而产生，并非是内发的创造，故呈现一种新旧交杂的局面。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促使国家不断地对其进行外源动力的输入，从而推动该社会发展。然而，外援式的推动发展只能改变人口较少民族农村社会的经济形态，无法改变其固有的社会逻辑，急功近利的色彩导致现代化发展的相关政策缺乏长效性。诚如有学者所述：“西部富有的资源和中央政府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大力支持，并没有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直立行走的能力，反而发展成为一种依赖——供给型经济，形成了一种走不出贫困的怪圈。”所以，目前在国家和东部发达地区外源动力输入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结合人口较少民族特定的文化与历史环境，找寻适合的现代化发展的有利因素，驱动该地区的“内源力”。

（四）给予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弹性

人口较少民族多聚居于相对贫困地区，通过技术提高、资金注入、生产方式变革和政策优惠等来摆脱贫困，最终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进入现代化，进而实现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治理。这种刻板僵化的发展观和治理理念，一定程度上缺乏社会治理的弹性。现代化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到各种具体事务和民众的各种利益需求，常常表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因此，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治理必须从其发展的实际出发，保持一定的治理弹性，以灵活地适应各种条件的变化，保证民族地区社会运行机制稳定、卓有成效地运作。笔者认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必须依据环境变化对其政策持有灵活性、以及应对事件的灵活的应变能力，如让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中，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因此，适当给予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弹性，一定程度上在应对社会风险时可以做出恰当的规避、预防或缓解的行动，有利于该地区现代化的发展。

四、结语

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弱势地位，使其作为被动接受者在东部发达地区的“现代化”目标引导下，力图把自己的社会建设成与原來社会不同，而以东部发达地区现代化发展模式为取向的努力中获得“主动者”地位时，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东部发展模式的认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发展本身也是文化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在需求，并且是多元民族文化繁荣的前提。但发展的悖论警示我们：在试图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特别是横向分类和谐问题的权杆时，我们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综合平衡的理念，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保证文化弱势群体以主体身份来参与发展并分享成果。因此，当前关于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中，必须充分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增强国家的规划扶持外力的同时，激发人口较少民族内部存有内生的或隐性的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能力。

参考文献：

[1]E.C.Bla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M].New York：Harper & Row，1966.

[2]Inkeles and Smith.Becoming modern：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3]王铁志.人口较少民族研究的意义[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05）：110-118.

[4]李林.现代化与我国小族群的生存及发展[J].社会主义研究，2008（04）：87-90.

[5]钟赫.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况[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03）：132.

[6]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七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7]（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8]（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0]于长江.小民族，大课题——以赫哲族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51-59.

[11]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12]杨文炯.传统与现代化的殊相——人类学视阈下的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13]张海洋.中国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本文为2019年度北方民族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生态系统理论下的甘青人口较少民族精准扶贫研究”（2019XYSMY03）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王丽霞。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