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楚洋

【摘  要】莱考夫《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问世掀起了一股“隐喻热“，本文拟从认知隐喻理论角度出发，结合国内外文献，探寻隐喻这一概念的本质，以期将隐喻理论在词项（lexical items）学习中得到应用，并进一步应用于外语的教学过程。

【关键词】隐喻;认知隐喻;词项;外语教学

在学习一门外语的过程中，学习者将遇到并且必须克服记忆单词和表达这一障碍。词项的缺乏或词汇量的不足制约了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对词汇认知上的分歧和差异往往会导致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之间语言的使用会有间隙。而学习隐喻可能有助于克服或者至少缓解这些困难。隐喻这一概念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修辞格，其在本质上与形态学、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吸引了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探究隐喻在外语习得中的作用。本文旨在回顾各种将隐喻理论用于外语教学的方法，尤其是在帮助语言学者的词项习得方面。

1.传统学派和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的本质

首先，有必要说明“隐喻”的定义。在词源学上，隐喻这一词（metaphor）可以追溯到希腊语的“metaphora”，这是一个由两个词素组合而成的单词：其中，meta，意思是“穿过”，phora，也即pherein，意思是“攜带”，字面意思是把某样物品从某地带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隐喻的历时研究方面，学者们对隐喻提供了大量的阐释。在西方古典时期，柏拉图对隐喻持矛盾的态度，因为他反对使用隐喻，而他自己在演讲和辩论时也不可避免地使用这种修辞格。其亚里士多德对隐喻持开放的态度，他赞扬《诗学》（Poetics）中使用隐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事情是成为比喻大师... ... 这是天才的标志”（亚里士多德，5003）[1]。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或者说传统学派，使隐喻的使用看起来成为了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技能，并体现了其对文艺的价值。因其产生的影响，历经两千多年，传统观点仍不可谓“过时”，但与当代理论相比，它显得并没有那么开放。近一个世纪以来，隐喻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隐喻的概念有了很大的扩展，各种理论纷纷涌入隐喻研究领域。

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认知隐喻理论以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认知隐喻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乔治 · 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 约翰逊（Mark Johnson），他们于1980年发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引发了一时的“隐喻热”。隐喻的概念第一次正式与大脑联系起来：

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概念结构的问题。概念结构不仅仅是智力的问题ーー它包括我们经验的所有自然维度，包括我们感官体验的各个方面：颜色、形状、质地、声音等等（Lakoff，167）[2]

这就是认知隐喻理论和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不同之处：前者强调一个人在输出一个隐喻过程中的思想化身，而后者则认为隐喻只是一种语言使用中的现象，忽视了一个人的心智参与。总之，隐喻是两个领域（field）之间的一种隐含的比较，但并不局限于它们的字面用法，而是与一个人的思想有密切关系。

至于学者们通常认同和共同使用的隐喻概念，艾弗·阿姆斯壮·理查兹（I.A. Richards）提出了交互理论，并提出了两个专业术语，本旨（tenor）和媒介（vehicle），以指代“潜在的思想或主体”和视觉性质或与本旨类似的物体（理查兹，97）[3]。

2. 文献综述——隐喻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隐喻理论可以对外语教学和语言习得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在词项记忆方面。例如，外语教师可以运用相关理论来解释语言意义的动态过程和不同形式的隐喻之间的关联。虽然外语学习者已经熟练掌握了母语，并习得了隐喻的认知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与目的语的隐喻认知机制之间存在着差异和间隙，因此，理解和弥合这些距离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有价值。

同时，学者们也为隐喻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语言学和教育学方面的依据。莱考夫认为“人类的概念系统是由隐喻来结构和定义的”（Lakoff，10）[4]，他强调了隐喻在认知能力中的认知角色，认知能力是一个人语言能力的本质。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的重要工具，隐喻承担着“了解目的语民族认知方式及 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龚，42）[5]。

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了隐喻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尤其是在外语习得中的应用。王昆芳的研究也采取了认知视角，尤其是从莱考夫和约翰逊共同提出的概念隐喻出发，通过对这一概念的介绍，王总结了概念隐喻的三个特征：认知性、普遍性和系统性，这有助于将概念隐喻理论至少应用于英语词项习得的三个领域，即“复合词、多义词和习语”（王，238）[6]。

龚玉苗指出，我们可以通过提高隐喻意识来提高一个人扩展语义逻辑的能力（龚，41）[7]。通过隐喻意识，龚将这一类似于卡特（R. Carter）提出的语言知识或语言意识的概念进行了类比。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期望通过隐喻来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

一般来说，这些研究都倾向于使用隐喻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指导实际应用，而蔡龙权则尝试在卡梅隆（L. Cameron）提出的隐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第二语言习得的框架。卡梅隆认为这些框架有三个层次，即理论层次，处理层次，和神经层次。通过这种方式，蔡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的三个方面应该被考虑：“习得第二语言的客观性，隐喻处理和可学习性”（蔡，43）[8]。

总之，本文旨在介绍近几十年来隐喻理论在英语词汇习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认知语言学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 “诗学“. 《亚里士多德全集》牛津 翻译，乔纳森·巴恩斯 编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

[2][4]乔治·莱考夫. &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

[3]艾弗·阿姆斯壮·理查兹. 《修辞哲学》. 牛津大学出版社，1936.

[5][7]龚玉苗. 隐喻意识与外语词汇教学 [B]. 外语界，no.111，2006.

[6]王昆芳. 概念隐喻理论视角下英语词汇习得研究 [A]. 海外英语，20 Sep. 2020.

[8]蔡龙权. 隐喻理论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 [A]. 外国语，Nov.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