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全兴 陈光军

(①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②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红色文化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爱国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包容厚德的民族精神，它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功能独特，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1]。甘孜州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有三种存在形式：其一，红军长征住址和战斗旧址；其二，红色文化博物馆；其三，革命先辈的遗物。甘孜州位于四川西部，境内有18个县，其中16个县都有红军长征的足迹，同时部分区县还留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遗址遗迹。其红色文化分布广泛、内容与形式多样，体现着甘孜州人民与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认同。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与甘孜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相融合，使得甘孜红色文化具有独特价值。

一、甘孜州红色文化资源概况

甘孜州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红色文化的主要内容来源于两个历史时期：一是红军长征途经甘孜州历时15个月，共在16个县驻扎、战斗过，留有大量的红色遗迹；二是十八军进藏及民主改革时期，党领导甘孜州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留下的历史遗迹，如甘孜县的飞机场窑洞群等。

(一)甘孜州红色文化主要历史渊源

1.长征时期

1935年5月初，红一方面军在皎平巧渡金沙江后，随即披星戴月向大渡河飞驰。为了克敌制胜，快速强渡大渡河，红一方面军决定走敌人预料之外的小道，同时以小部分兵力沿大道前进迷惑敌人。5月26日，红军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出发，逆流而上，奔袭泸定桥。红一方面军最主要的作战就是飞夺泸定桥，“泸定桥是四川康藏之咽喉，是红军北上的必经之地，”[2]时有国民党的重兵把守。飞夺泸定桥的胜利使蒋介石欲将朱毛红军变为“第二个石达开”的妄想被彻底粉碎。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达维地区胜利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将两支主力红军“截击其为数段”的图谋。随后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在四川境内大邑、宝兴、雅州、天全、邛崃、芦山等地遭到国民党部队的猛烈攻击后，为了保存实力，休整、补充部队，红四方面军召开会议，决定撤离天全、芦山等地区，向康北挺进。1936年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境内胜利会师，为共同北上抗日，先后离开了甘孜地区。

1935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难之时，“红一、四方面军经长途跋涉，艰苦转战，先后进入甘孜州。1936年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抗日，也从云南进入甘孜州，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3]前后历时15个月。红军足迹遍布甘孜州，与甘孜人民结下深厚友谊。红军北上抗日途经甘孜州时，甘孜州还处于封建落后的土司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度贫困，各类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即便这样，广大群众以献出最后一粒青稞、最后一点羊毛的魄力支援红军[4]2。虽然红军遭到了当地部分上层势力的阻挠，但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也受到了大多数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德格土司与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红军还帮助藏族人民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些史实都说明了当时红军与甘孜州人民的深厚革命情谊。

2.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1950年2月1日，雅安获得解放后，六十二军186师随即前往康定，在不畏艰险翻越二郎山，跨过大渡河后，击溃了驻扎在泸定、康定等地的田中田部队，于3月24日成功解放康定。同年4月以后，十八军陆续进驻甘孜州，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希望能与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少数民族有识之士也共同努力劝说西藏当局放弃抵抗。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起身前往西藏，试图劝说西藏当局能与共产党和平谈判实现解放，8月22日途经昌都之时遇害身亡。随即十八军主力于1950年8月28日陆续进入甘孜州，经雅安、雅江、甘孜、理塘、巴塘、德格、石渠等地，陆续抵达金沙江东岸与昌都隔江而望，10月24日昌都战役结束，解放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促使西藏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1951年3月29日西藏当局代表前往北京，4月22日抵京，经过20多日的谈判，于5月23日双方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

从1950年4月十八军陆续进藏到《协议》的签订，前后历时近11个月。西藏能够和平解放离不开甘孜州人民的宝贵支持，在十八军陆续进入甘孜州之时，途经雅江、理塘、德格、石渠、道孚、巴塘、甘孜等各县，这些县分别成立了支援委员会，旨在给十八军进藏提供后勤保障。据不完全统计，康区为进藏部队提供烧柴有1500万斤，草500万斤以上，各县组织提供给部队粮食共计200万斤，菜牛2万头，支援运输出动牛和骡马共计10万头以上[5]。甘孜州人民有力地支援了十八军的进藏工作。

(二)甘孜州红色文化分布及特点

1935年至1936年，红军在甘孜州的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白玉、雅江、理塘、稻城、巴塘、乡城、得荣、新龙、德格、色达等地战斗过或驻扎过。红色文化在甘孜州分布之广，为广大甘孜州人民学习红色文化精神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1.红色文化分布

地名旧址纪念馆或纪念碑数量康定市中共金汤县委驻地遗址、寇家河坝大桥、红军临时医院旧址4泸定县泸定桥、泸定桥会议会址、泸定桥战前动员会旧址、红军飞夺泸定桥阵地旧址、朱德长征途经泸定住地、橙子坡战斗遗址、岚安区苏维埃政府旧址、红32军医院旧址、乌坭岗苏维埃政府旧址、九杈树战斗遗址、石门坎战斗遗址、岚安红军墓群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红军烈士纪念碑、磨西红军长征纪念馆15

2.红色文化资源的特点

甘孜红色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浓厚的藏族文化气息。一是红军过甘孜州时与当地上层人士交往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喇嘛寺。在当时“兴番灭蒋”的民族解放口号下，红军获得了大多数藏族上层人士的支持。如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与甘孜喇嘛寺活佛重孜及白利喇嘛寺活佛格达签订了《互助条约》；红六军团肖克、王震给乡城桑披岭寺赠送了“扶助番民、独立解放”的锦旗[4]2-3；朱德与五世格达活佛多次在白利寺促膝长谈，建立了生死情谊。二是甘孜喇嘛为红军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红军长征途经甘孜州时许多喇嘛寺为红军补给物资、照顾伤员，担当翻译员。如当红军进入甘孜县内时，五世格达活佛积极动员白利寺喇嘛及当地群众支援红军，并给红军筹集粮食共3万多斤，同时收留和保护受伤的红军[6]249；中咱的喇嘛拉波在当地德高望重，当红二军团与当地寺庙发生冲突后，拉波与贺龙谈话，贺龙陈说利害后，拉波为之所动，主动留在贺龙旁边担任翻译，并做了很多事情[4]267-268。像这样的喇嘛有很多，喇嘛与红军的故事成为甘孜州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内容。三是甘孜喇嘛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十八军主力出征之前，党中央与甘孜州上层人士都希望西藏能实现和平解放，为此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涌现出了以密悟法师为代表的劝和团、格达活佛率领的劝和团，以及来自青海，由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为首席代表的劝和团。他们都试图进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努力消除当地对党的误解和怀疑[7]。其中格达活佛遭到了反动分子的毒害，为和平解放西藏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格达活佛的牺牲让西藏更加的被孤立，加快了解放西藏的步伐。四是红色文化资源遗址和建筑具有藏族风格。甘孜境内许多寺庙是当年红军停驻休息的地方，在部分寺庙的门板、台阶、围墙上迄今仍存有当年红军的标语，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就融合有藏式建筑元素。

红军长征过甘孜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革命思想集中体现为，帮助当地人民建立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革命队伍吸引了广大藏民的加入，使甘孜州人民走上反抗压迫的道路。先后“在羌、藏、汉杂居的金汤、孔玉、鱼通和泸定的岚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在藏族聚居的康北建立波巴人民共和国，”[8]并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活动，帮助当地人民建立武装队伍，改善了当地人们的生活状况，得到了甘孜州人民的广泛支持与拥护，为长征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尽管这些政权后来受到国民党的迫害，但其革命思想是早已扎根于先进分子之中，唤醒了一大批爱党爱国的忠诚之士，他们纷纷踊跃加入红军队伍中，如在丹巴县，仅巴底乡就有217人参加红军[9]。后来随红军北上的桑吉悦希、杨东生、孟特尔、次仁恩召、仁钦多吉就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他们曾被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誉为“藏族革命的先驱者”[4]219。

二、甘孜州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影响因素

(一)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甘孜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形式单一，主要以“农、林、牧”为主。甘孜州在1998年以前主要是靠伐木为主要经济来源，在国家实施“天保工程”后，甘孜州经济总量锐减，直到2001年全州经济才开始正增长。根据甘孜州2019年和2009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甘孜州生产总值为103.15亿元到2019年生产总值为388.46亿元，虽在10年间经济总量翻了近4倍，但在省内经济总量排名中仍靠后。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2018年四川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461万元，而甘孜州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7049万元(1)数据来自2018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8年甘孜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落后于四川省年平均值。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是当前甘孜州着力发展的重点,这也是甘孜州无法有更多资金投入红色资源开发的主要原因。

2.自然灾害频发

甘孜州频发的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色旅游的发展。甘孜州全境有15.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位置上，其位于我国东北向地震带与西北向地震带的结合部，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地区[10]。境内地形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多有森林火灾、冰雹、泥石流、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据甘孜州政府官网历年数据显示，仅2017年到2019年全州因自然灾害直接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17亿元。仅2019年全州自然灾害发生次数达到98起，受灾群众达到7.9万人(2)详细数据可参看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官网：佚名.让受灾困难群众温暖过冬.[EB/OL].[2017-12-12]http://www.gzz.gov.cn/gzzrmzf/hklgzdt/201712/617cba42331443239705cb4b128303b1.shtml.甘孜州民政局.我州民政系统"四举措"打牢受灾困难群众温暖过冬工作基础.[EB/OL].[2018-11-14]http://www.gzz.gov.cn/gzzrmzf/c100070/201811/3eb094dc8af94f6fb3eaa9d299beb27a.shtml.佚名.甘孜州人民政府本年度汛期全州地质灾害实现“零伤亡”.[EB/OL].[2019-11-14]http://www.gzz.gov.cn/gzzrmzf/c100051/201911/7a2f584c6827493daee4542c4f335c7e.shtml。甘孜州大部分地区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多雨容易爆发地质灾害，而甘孜州最佳的旅游时间段是6月-10月，夏季多雨雾等灾害天气，在一定程度上了阻碍了外来人员的旅游，给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红色资源开发的有利因素

甘孜州藏族文化底蕴浓厚。州内的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独特的藏族人文气息，彰显了当地的民族特性，珍藏着甘孜州人民与党的深厚革命情谊，这是开发利用红色资源的独特优势。其次，州内红色文化分布广泛、内容与形式多样，为甘孜州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将红色文化融入旅游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甘孜州生态环境资源优良。近几年甘孜州生态农产品销售量和旅游人数逐年增加，态势一度向好，生态环境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甘孜红色文化资源大多在旅游景点周围，以旅游景点为依托，实行“红绿结合”的发展模式，带动了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加之甘孜州各县的独特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为旅游景点增加了新亮点。如位于泸定县素以“冰”闻名的海螺沟，在用美景吸引人的同时，也用红色文化资源增加了游客观赏项目，起到了留住游客的作用，实现了两者相辅相成，逐步形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综合性旅游景区[6]3。

政府是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坚强保障。中央一直重视红色旅游的发展，国家在“十一五”规划纲领中，明确提出加快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任务，在《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中央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各地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陈列布展和革命文物保护，以及为红色旅游配套干线公路建设[1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续加强对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突出红色文化旅游的教育作用，将红色文化旅游上升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6]4。甘孜州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在国务院扶贫办、省政府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支持下，于2011年启动了“保护红军长征遗址遗迹暨推动甘孜州旅游业发展工程”，旨在将保护红军长征遗址遗迹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目前甘孜州正在实施红色旅游打造与红色遗址遗迹保护协同并进的工作。一是围绕“飞夺泸定桥、甘孜会师”两大红色旅游主题，打造泸定桥——大渡河精品旅游线、大西环红色旅游精品线、甘孜会师精品线共3条红色旅游精品线；二是投资8034.85万元，实施红色遗址恢复与保护工程，打造一批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的教育基地。甘孜州政府的这一工作部署，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甘孜州红色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三、甘孜州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现状

(一)红色文化遗址遗迹保护工程起步较晚，处于被动局面

甘孜州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方面显得相对被动。据州文物局介绍，甘孜州自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公布了一些重点革命遗址遗迹，并且重点修护了泸定桥和白利寺等红色遗址，但政府对红色遗址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保护也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一些红色文化资源得到了保护和修缮，但仍有一部分红色资源因为资金原因而暂时被搁置，有的因年久失修出现了破损现象，甚至有的只保存了照片，其实物遗址被拆除，如红五军团军部遗址。以全国知名的红色文化重镇泸定县为例，泸定县是甘孜州重点打造的集红色教育、旅游、娱乐为一体的全面发展的重镇，该县对红色文化的开发和保护处于甘孜州的最好水平。笔者通过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发布的官方信息了解到，泸定县因近几年国家和省政府对红色文化旅游的高度重视，加大了对泸定红色文化文物的收集和保护力度。2016年磨西红军长征陈列馆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截至2018年11月20日该馆征集到了可移动文物430件、历史图片177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磨西红军长征的红色文化资源，唤醒了许多尘封的红色记忆。此外2018年实施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地打造提升工作建议方案》，推动了泸定县对县内50多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进行梳理排查[13]。目前泸定县内红色文化遗迹的相关文物资源目录还在完善中。泸定县政协创建的红色文史资料数据库还处于测试阶段。在文物保护事业方面，2019年泸定县计划将文物保护工作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之中，每年计划拿出不低于5万元落实工作经费，并制定的了《泸定桥文物安全应急预案》。

虽然泸定县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时间起步于二十世纪80年代，但也只是对个别红色文化遗址遗迹的保护。大部分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也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得到快速的开发和保护。相比于州内其他县区，泸定县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保护相对较好，其中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甘孜州，泸定县红色文化遗迹数量是其他区县不可比拟的，其中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在州内也靠前，因此有国家、省政府、州政府的财政倾斜；其次泸定县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它不仅是进入四川甘孜州的必经之地，且气候宜人交通较为方便，使泸定县有较多资源可以投入到红色文化开发和保护上来。但对于甘孜州大部分区县来说，各县境内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更多的要依靠州政府的财政支撑，容易产生当地红色文化开发和保护动力不足的现象。因此各县如何发挥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的魅力，来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从而使当地红色文化开发与保护得到良性循环，这是州政府和各县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专业人才的稀缺，红色文化挖掘不深

红色文化是党在革命和建设岁月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甘孜州从事保护和研究红色文化的专业人员较少，对当地红色文化研究不深，文化创新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甘孜红色文化发声不足，红色品牌知名度有待提升等问题。有“将军故乡”之称的湖北红安，自二十世纪80年代，所国心、董滨在《解放军文艺》上联名发表了一篇《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的文学报告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大量的影视剧作、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唱响了当地将军红色文化。在文献研究上看，笔者在知网上以“红安县红色文化”为主题进行搜索，共搜索到25项结果；而以“甘孜州红色文化”为主题进行搜索，只搜索到3项结果。在影视作品上，笔者在中国电影频道官网，以“红安”为名进行搜索，搜索到1项结果即红色文化相关作品《铁血红安》电视剧；以“甘孜”为名进行搜索，搜索到两项结果即《<中华民族>走进甘孜》《吉祥甘孜》，两项结果都是关于风景、民族风俗、民族文化的视频，没有搜索到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影视作品。红色文化领域缺少挖掘，主要还是当地专业人才的稀缺，没有专门的相关人才库。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不仅需要遗址遗迹的保护，还要借助红色文化作品的记录和创造，这样才能传承得更好、影响得更广。

(三)红色文化资源网络宣传不强

红色文化宣传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需要结合社会主流传播渠道。目前甘孜州不断深入发展全域旅游，大力建设旅游信息咨询平台，于2016年就制定了“互联网+旅游”建设方案，建成了甘孜州旅游资讯网，推出了好玩甘孜新版app、甘孜旅游新浪微博、好玩甘孜今日头条、甘孜旅游和好玩甘孜微信公众号等，旅游信息咨询建设，有力促进了甘孜州各地旅游的发展。然而对全州红色文化宣传情况来看，甘孜州实行的“互联网+旅游”更加侧重的是风俗美景的宣传，对红色文化的宣传相对不足。以甘孜州旅游资讯网为例，甘孜旅游资讯网版面具有民族特色，形式新颖，网页内功能较为全面，不仅有对十八个县的专题介绍，也有为自驾游规划的旅游路线。但该网页忽视了红色文化的介绍，对旅游路线的规划也没有充分考虑红色文化。此外笔者注意到，目前甘孜州还未建立涵括全州的红色文化资源的相关网站，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大多集中在新闻报道、广告等形式。

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对策

由中共甘孜州委党史研究室在2018年编写的《红色甘孜旅游指南》一书中，据笔者统计，有记载的全州关于红军长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遗址遗迹、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共计70处左右，大多遗址旧址得到维护和修缮，其中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10余处。除了这些有记载的遗址遗迹和文物单位外，分布在全州的各乡镇、寺庙门板上、道路旁的墙壁上红军写的字画以及红军的服饰遗物、当年赠送的物品都是红色文化资源的载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更能起到直观深入的教育作用。虽然甘孜州具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但红色文化资源普遍存在着利用率不高，利用形式单一的问题，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协同开发模式

红色文化资源是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领导各民族创建的精神文化资源。红色文化价值具有多样性，不仅包含经济价值，还包括政治和教育价值。甘孜州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虽有中央和省政府的专项财政支持，但缺少社会各项资源的协助，不将游客吸引过来，是难以有效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价值的。在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应适当引入社会各方力量，激发红色文化市场，扩大影响力。

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社会企业有序参与其中。政府应立足“开发是相对，保护是绝对”的原则，制定各项规章制度，让社会企业在规章制度内进行开发活动，这样既能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利范围，又有助于激发红色文化经济价值，也能避免过度商业化，发挥红色文化遗址遗迹的教育价值。2011年启动的“保护红军长征遗址遗迹暨推动甘孜州旅游业发展工程”吸引了全国数十家企业的加入，第一期筹集专项款就有5000万元，为甘孜州红色旅游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甘孜州独特的环境优势和文化资源在打造红色旅游吸引外资方面具有较强潜力。

二是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鼓励支持当地民众参与。甘孜州红色文化分布广泛，且有一部分红色遗迹分布在人们生活之中。政府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对全州红色文化进行系统、全面的保护。一方面，各县应定期组织相关专业人员深入周边群众之中，结合当地红色文化遗址讲述相关历史事件，突出红军与甘孜州人民的深厚友谊，增进当地群众对党的认同，同时在群众中树立保护红色文化意识。另一方面，红色文化旅游需要当地民族风俗来增加亮点，鼓励民众提升自身素质，学习外来语言，与政府合作共建当地红色旅游，实现共创共享。

三是加强与民间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交流，吸引他们参与到保护和弘扬甘孜州红色文化工作中来。四川革命老区发展中心与四川省红色文化协会都是致力于研究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但就目前来说，四川省红色文化协会与四川革命老区发展中心对甘孜州红色文化研究相对不足，仅局限于学术会议、学术文献等探讨层面，对甘孜州红色文化发展的实质性影响还较浅。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政府一方面应立足本地高校，支持本地高校举办和创办关于红色文化的学术会议，借助会议来吸引社会学术组织的关注，扩大本地红色文化影响力；另一个方面，政府应主动加强与相关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学术组织的交流，建立联合开发机制，发挥他们的研究和创新能力，加快甘孜红色文化的挖掘的保护利用。

(二)整合社会资源，加强地方人才培养

红色文化旅游特点在于既要兼顾市场也要注重红色文化精神的发扬，它不像其他产业直接提供服务和产品，而是要根据历史来复原和塑造历史人物、发掘其精神内涵，根据这些才能提供服务和产品。近几年甘孜州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红色文化旅游也不断迎来新的机遇，2017年至2019年甘孜州旅游收入分别为2017年的166亿元、2018年的222.5亿元、2019年的366.98亿元，仅2019年就比2018年的旅游收入增加了64.9%。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增长，对相关人才的需求量也在激增。人才的空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甘孜州旅游业的发展。如何快速弥补人才的空缺，笔者认为甘孜州政府应坚持以培养地方人才为主，引进外地人才为辅的方针。

一是甘孜州政府应与当地高校对接，实行对口专业人才培养。四川民族学院是甘孜州当地唯一一所学科发展较为全面的高校，其校内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有经济与管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等，每年学院培养出的旅游类、管理类、文史类毕业生，可以大量填补甘孜州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的人才缺口。因此甘孜州政府，一方面可以参照免费师范生的培养模式，设置一定的专项资金对四川民族学院相关专业进行学费减免、生活补助、毕业后可安排就业等形式来吸引学生报考，并对他们进行专向培养。同时对意向生可进行定期的学业水平检测，提供实习演练机会，保障培养人才质量。

二是与阿坝州建立联合人才培养机制，相互派遣人员学习交流。阿坝州与甘孜州接壤，都是四川涉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坝州与甘孜州不论在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上都最为接近，再则在红色文化上也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两州境内都留有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时战斗、驻扎的遗址遗迹。在旅游发展情况方面，自2016年至2018年间，阿坝州旅游收入逐年下降，在2018年，甘孜州旅游收入第一次超越了阿坝州，且两州旅游收入差距具有不断拉大的趋势。但这并不能说明甘孜州旅游发展水平超越了阿坝州。甘孜州与阿坝州旅游业起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阿坝州旅游业比甘孜州起步早，两者前后相差六年。[13]阿坝州不论在景区打造、目标设定、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等方面都要早于甘孜州，如早在2003年阿坝州就明确提出了“旅游富州”的工作思路和“建设旅游高地”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旅游业的主导地位[14]。2006年阿坝州制定了《阿坝藏区羌族自治州红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在规划中就提出挖掘红色资源，依托旅游业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打造开发红色旅游景区。虽然甘孜州在2005年编制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红色旅游发展规划》提出打造“藏区红色旅游第一州”的目标。但到2016年由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中阿坝州有六个红色景区入选，而甘孜州只有三个入选。因此阿坝州的旅游发展经验应值得甘孜州学习，特别是甘孜州要打造面向国际的旅游景点，应加强海螺沟景区、稻城亚丁景区与九寨沟、黄龙等景区的旅游人才交流，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优化景区管理体制。两地还可联合举办引进人才活动，共建专家学者工作站、博士(后)科研流动平台等方式，为自身旅游发展添砖加瓦。

三是引进外来人才，用感情、事业、薪水留人。专业人才的引进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能满足发展中人才空缺的问题，但也面临着人才留不住的尴尬局面。甘孜州地广人稀，海拔较高且地质灾害频发，环境气候多变，生活水平总体较低，发展机会较少无法有效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这些都是导致大量外来人才留不住的原因。政府可以在三个方面进行调整以此最大限度留住人才。首先，薪资方面可以适当提高，对于甘孜州发展中的紧缺人才，政府可以开出高于其他地方的工资水平，增加工作补贴和福利。其次，对引进的外来人才，所属单位应多进行关怀，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主动解决外来人才生活难处，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使他们增进与工作单位和工作地的感情。最后，政府可制定相关政策，对外来人才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增加晋升机会，缩短晋升年限，让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在事业上有所获得。

(三)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一是与阿坝州联合打造红色旅游精品路线。现阶段，红色文化旅游在全国范围内已然兴起。其中红色文化旅游精品路线开发是当前打造红色品牌的重要举措，两州之间应加强联合，突破地域限制，集合各自资源优势，打造区域性红色文化景区，这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红色文化旅游的竞争力，同时也为游客带来更多的民族风情体验，增加更多的旅游景点和亮点。笔者认为实现这一合作，首先应由政府牵头，整合两地红色文化资源；其次鼓励当地民众加入开发之中，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开发红色文化资源，由政府与民间共同搭建合作平台；再则以红军长征路线为主线，在沿途打造旅游景点；最后还可定期开展体验红军长征路线活动，联合举办红色旅游大型活动。区域性红色文化景区以红军长征路线为主线，两地政府还可借鉴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打造集红色旅游、餐饮娱乐、党性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实现旅游景区的多样性发展。

二是建立红色品牌商标，创新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目前全国多地利用红色文化发展的良好趋势，来发挥红色文化品牌效应，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以安阳林州为例，红旗渠是安阳林州的名片，被誉为“人工天河”，它凝聚着“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2017年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早在二十世纪90年代“红旗渠”被注册为商标，开发了“红旗渠”牌香烟，并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和收入，该品牌被指定为“河南国宾接待专用烟”。山东临沂市根据沂蒙山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了以红嫂故里为核心的红色影视拍摄基地，该影视基地是集红色旅游、党性教育、影视拍摄于一体的休闲度假旅游景区，并于2013年被评为4A级旅游景区。红色文化品牌的开发，需要立足当地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才能大放异彩。甘孜州本身就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优势和红色资源优势，这也是其实现红色旅游长足发展的突破口。

三是加强媒体宣传，扩大红色品牌知名度。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也扩宽了事物的传播渠道。当前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在售货、宣传、娱乐方面，越来越凸显了不可比拟的优势。据抖音发布的2018年数据显示，2018年抖音日活跃用户达2.5亿，其中93%的用户是90后。青年人就是互联网的主体，因此选择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和易于接受的表现形式，是新媒体时代发展的趋势，更是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和创新的必然要求。所以，在传播平台方面，首先应当统筹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建立互动性交流平台和公众平台，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其次，据2018年抖音大数据显示，有关书画、传统工艺、民乐的视频播放量在传统文化类别中位于前五，反映出当下年轻人对传统技艺、民族声乐的浓厚兴趣。藏族文化底蕴深厚，藏族同胞不仅在唱歌、跳舞方面具有天赋，在民族传统技艺方面也是独树一帜，如藏刀、雕塑的面具、鼻烟壶等都是藏族传统工艺的代表。当地政府应利用这一优势建立自己的抖音、快手等新媒体账号，聘请一些人气网红融入甘孜州人民日常生活之中通过拍摄当地风俗民情、文化活动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将自己的公众平台作为发声口，同时注意将红色文化与当地民族风俗相结合，以唱歌、民族传统活动为重要载体，来丰富视频推送内容，将青年群体作为主要受众来开发红色文化。

结 语

总之，甘孜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多样，在旅游经济逐年增长的背景下，红色文化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势头。虽然甘孜州红色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但凭借自身独特地理环境和人文风情，再加上国家和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其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不仅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并会逐渐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应坚持科学发展观，当地政府应做好长远规划，既要看到市场发展规律，也要注重红色文化的发扬和传承，以此实现红色文化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