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宏

(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斗牛是世界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表现差异明显。以西班牙斗牛为代表的“西方斗牛”，斗牛士手持利剑与牛搏斗，将牛屠杀，象征着西方社会自信勇敢和人类征服自然的文化；而以中国苗族斗牛为代表的“东方斗牛”，则是为了娱神、娱己、娱人而组织的牛与牛的抵斗。苗族聚集地大多地理条件复杂，生存环境恶劣，因而造就水牛凶猛、好斗的性格。斗牛习俗起初源于族人族群娱乐活动，后来逐渐赋予更多的社会文化内涵，成为苗族代表性的民族文化活动。

随着贵州、广西、云南等地苗族斗牛旅游兴起，传承千百年的苗族斗牛活动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相关理论研究日渐丰富。首先是苗族斗牛文化内涵研究，如文毅提出苗族斗牛是苗族牛图腾的遗迹[1]，黄亦君认为苗族斗牛展现了一定的文化意蕴、鲜明的农业文化特色、浓厚的伦理道德和苗人和谐向上的民族心理[2]；其次是苗族斗牛外在特征研究，如杨光全等人阐述了苗族斗牛“选牛、养牛、斗牛”三要素[3]，吴德海整理了黔东南斗牛文化[4]，刘礼国认为苗族斗牛向民族传统体育方向演化[5]；再次是苗族斗牛保护传承研究，如李志勇分析了黔东南斗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6]，汪如锋指出黔东南苗族斗牛文化传承面临较大危机，并提出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加强政府立法、对养殖户经济扶持等手段加以保护[7]；最后是苗族斗牛开发利用研究，如罗义群从文化品牌塑造的角度提出苗族斗牛开发策略[8]60-63，徐宏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提出苗族斗牛发展建议[9]。综上，苗族斗牛相关理论研究集中于社会学、民族学研究视角，偏重于文化内涵挖掘与保护传承研究，但对其未来如何发展缺乏创新思路。娱乐功能是苗族斗牛的基本功能，当前苗族斗牛正由民间娱乐活动转化为旅游吸引物，如何充分发挥苗族斗牛娱乐功能价值是现实中面临的难题。基于此，本文突破传统研究视角，从娱乐功能角度探索苗族斗牛变迁，既为其开发利用提供创新思路，亦为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提供理论参考。

一、苗族斗牛娱神、娱己、娱人变迁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功能性是影响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不能从文化现象的偶然集合来说明文化的本质，一切文化的价值都在于其“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的“有用性”[10]。适应不同时代背景发展需要，苗族斗牛的社会功能不断变化，但是娱乐功能是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功能。黑格尔将人类自我意识发展过程分为与自然的接触、与人的交流以及对自我的反思三个阶段，相应的西方娱乐功能观也呈现出娱神、娱人、娱己的发展脉络[11]1。从娱乐功能视角，苗族斗牛变迁也大致经历了取悦神灵为主的娱神阶段、娱乐族人族群为主的娱己阶段以及取悦外来人群为主的娱人阶段。

(一)娱神阶段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人类文明尚未开化的背景下，人们对自然界天地万物和人生旦夕祸福缺少掌控能力，由此产生不安全感、恐惧感，他们认为世界受到某种外在神秘力量的控制，于是产生各种形式的神灵崇拜。人们通过祭祀、仪式、庙宇、节庆、歌舞、习俗等多种方式“娱神”，以求神灵护佑。苗族聚集区多为高山谷地，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因而形成独特、神秘的民族文化。苗族自古崇拜水牛，娱神阶段的苗族斗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苗族斗牛是图腾崇拜的遗迹。“图腾”一词源于印第安语，原指“亲戚”，后来泛指被族群视为祖先或者受其特殊庇护的某物种。图腾崇拜造就了原始先民早期的民俗舞蹈和竞技活动的诞生，这种最初的祭祀舞蹈也是后来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雏形[12]。苗族的牛图腾崇拜由来已久，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传统叙事方式“苗族古歌”中唱道：“蝴蝶妈妈生下12个蛋，孵化出姜央、水牛、雷公、枫木、老虎等动植物及诸神”。可见水牛与苗族父系祖先姜央为一母所生，关系亲密。苗族主要居住在我国西南山地，山多田少，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水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这也许是苗族牛图腾崇拜产生的主要原因。

其次，苗族斗牛是祭祀祖先的重要方式。水牛是苗族社会农耕文明时期重要的劳动力，也是最贵重的祭品，斗牛、杀牛被视为最隆重的祭祖仪式。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每逢“鼓社”等重大庆典活动都要斗牛、杀牛，“既可以娱神，也可以娱人，其核心是祭祀祖先，主要祭父系祖先姜央,同时祭蝴蝶妈妈。”[13]另外，也有苗族民间传说认为水牛与蚂蚱相争获胜才获得祭祀祖先的权利，水牛以此为荣。“苗族的斗牛和祭祖杀牛，并非不爱牛，其实恰恰爱得热烈、真诚，是认为牛有到祖先处的资格，是对牛勇于拼搏的赞赏。”[14]另一说法是苗族斗牛是为了纪念苗族始祖蚩尤。《苗族通史》记载苗族信奉蚩尤为祖先，“苗族斗牛据传是为了纪念祖先蚩尤，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成为体育活动，清水江苗民斗牛与傩戏、角抵戏，同是纪念苗族始祖蚩尤的。”[15]

再次，苗族斗牛是通神祈福的重要手段。米尔恰·伊里亚特认为“神圣与世俗既是世界的两种基本存在模式，也是在历史进程中被人类所接受的两种存在状态，信徒超越世俗的献祭活动是通过各种通道的象征来表述的。”[16]斗牛便是苗族地区通神祈福的重要方式，苗族斗牛活动开始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拜、祷告、绕行仪式，人们希望通过斗牛活动与神灵沟通，表达敬意，祈福辟邪。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认为斗牛有预测凶吉和年景丰稔功能，牛打得越凶就越会风调雨顺，水牛还能化身龙神消灾除难。

(二)娱己阶段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开化，神灵世界观解体，原来以娱神为重心的苗族斗牛逐渐走下神坛，走向世俗。神圣化的娱乐带有对完全陌生的审美对象“神灵”的揣度，并带有盲目崇拜色彩，表演者对于适用于人类情绪的娱乐活动是否适用于神灵并不确定，因此行为受到各种限制不能充分表达[11]24。相比之下，世俗化的娱乐更加真实和丰富。随着苗族斗牛进入世俗空间，人类需求逐渐融入其中，人性得到张扬。

首先，苗族斗牛是满足苗族同胞精神娱乐需求的重要方式。相较于娱神阶段的神圣、严肃，娱己阶段的苗族斗牛变得更加世俗、随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节、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人群，禁忌条款逐渐褪去，仪式逐渐简化，进而演化成全民性的娱乐狂欢活动。事实上，苗族斗牛活动确实精彩刺激，水牛重达千斤，身强力壮，两牛抵斗犹如卡车相撞，牛角、头骨碰撞的声音咔咔作响，甚至能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令人血脉偾张。苗族同胞深爱斗牛活动，许多苗族村寨组织的斗牛活动经常持续到深夜，围观群众依然兴致十足，加油助威。而且，苗族斗牛一般在农闲时节或传统节日举行，人们在观看斗牛比赛之余还可以走亲戚、拉家常，沟通感情，青年男女还可以借此机会“游方”(1)“游方”是苗族男女青年的社交方式，多在节日或农闲时进行，通常包括男女对歌、相邀谈话、互赠信物等内容。，谈情说爱。总之，在物质匮乏、娱乐方式单一的年代，苗族斗牛是苗族人民重要的精神娱乐方式。

其次，苗族斗牛是满足苗族同胞群体归属需求的重要形式。中国传统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是围绕血缘关系建立起的主体社会结构，由近至远形成亲人层面、熟人层面、生人层面亲疏顺序，也就是费孝通提到的“差序格局”。正是这种社会结构孕育了中国的宗族制度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形成了以村寨族群为主的聚居形式。这种村寨聚落社会结构虽然有一定的封闭性、保守性，但却有完善的内部自运行体系，节庆、集会、体育、歌舞往往是维系族群团结的重要方式。在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许多村寨集体喂养斗牛，参赛斗牛代表了村寨、族群的荣耀，所以，每有斗牛比赛，全寨都会集体出动加油助威。苗族斗牛活动既是维系苗族社会族群团结的重要形式，也是满足苗族同胞群体归属需求的重要方式。

再次，苗族斗牛还是承载苗族同胞精神信仰的重要载体。生活在西南山区的苗族同胞虽然物质生活较为匮乏，但是精神生活丰富多彩，这里有唱不完的苗歌、飞歌、酒歌、游方歌，有跳不完的芦笙舞、铜鼓舞、木鼓舞、板凳舞，有过不完的吃新节、牯脏节、苗年节、姊妹节，还有许多其他形式多样的传统民族文化形态。其中，苗族斗牛就是承载苗族人民独特的精神信仰的文化形态。钱穆说：“人之一生，不过百年，死则与草木同腐，淹忽随化，一切不留，惟名可以传世，故君子以荣名为宝也。”[17]罗义群认为，三重生命中苗族最看重精神生命，苗族斗牛体现了“荣名为宝”的美学特征[8]60，这也是苗族敬牛、爱牛，却又要斗牛、杀牛的原因。苗族人民崇拜英雄、呼唤英雄，因而崇尚水牛在打斗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擎天柱”“黑霸王”“雷山牛王”“大头王”等英雄“牛王”的名字，犹如希腊神话里的诸神，在苗族同胞间心口相传、顶礼膜拜。苗族斗牛体现了苗族英勇无畏、荣名为宝的精神追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民族品格与民族精神。

(三)娱人阶段

随着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之上的农耕文明社会逐渐解构，市场经济影响并改变了苗族社会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苗族斗牛作为农耕文明社会的产物，其承载的归属与信仰功能趋于淡化，娱乐方式多元化导致其娱乐身心功能也趋于退化，失去原有娱神、娱己功能的苗族斗牛一度走到消亡的边缘。然而，全球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游客对异文化的追求为其提供了涅槃重生的发展机遇，苗族斗牛逐渐演化为以娱乐游客为主的旅游项目。娱人阶段的苗族斗牛有以下重要特征。

首先，苗族斗牛成为满足游客异文化体验的热门旅游项目。苗族斗牛作为苗族原生态民族文化遗存，具有突出的神秘性、独特性、刺激性，是游客观赏体验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目前，苗族斗牛已成为贵州黔东南、广西桂林、云南楚雄、湖南新化等地的热门旅游项目，并取得良好社会经济效益。以贵州黔东南为例，除了散落各民族村寨数量众多的民间斗牛活动之外，位于凯里市区的华凯斗牛城和白午东方斗牛场几乎每周都有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每场比赛观众人数少则上千多则上万，经济效益可观。

其次，苗族斗牛旅游开发呈现专业化、职业化特征。为了提高苗族斗牛的旅游吸引力，旅游地在硬件设施、软件管理方面不断改进，不仅在相牛、养牛、驯牛、斗牛等各个环节不断改良，而且在比赛活动组织管理方面也日臻完善。现在不仅有专业的苗族斗牛经营公司、专业的比赛场馆、专业的组织分工，还有职业的斗牛、职业的养牛人、购票的观众群体，现在的苗族斗牛已经演变成职业化的体育娱乐项目。

再次，苗族斗牛发展呈现城乡两极分化格局。过去苗族斗牛的发展中心在乡土民间，随着苗族村寨年轻人大量外出，电视、手机、互联网普及以及西方体育项目渗入，农村的苗族斗牛活动日渐衰落。与此同时，旅游市场需求与资本力量的推动使得苗族斗牛的发展中心移至景区、城市，城乡苗族斗牛发展两极分化格局愈加明显。

二、娱人阶段苗族斗牛发展困境

如前文述，娱乐功能是苗族斗牛的基本功能，但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其娱乐功能表现各异。当前苗族斗牛所承载的娱神、娱己功能均已退化，如何发挥其娱人功能，尤其是充分实现其旅游开发价值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市场主导的苗族斗牛旅游开发模式过于功利，表面繁荣之下实则潜藏旅游地与游客利益诉求之间、民族传统文化原真性与旅游开发商业性之间、文化严肃性与娱乐世俗性之间的系列矛盾。

(一)主客体利益诉求背离

苗族斗牛开发成旅游产品后，旅游地与游客在利益诉求上存在明显分歧。从旅游地角度，苗族斗牛实际上是一种产权不清晰的公共资源，产权不清晰容易引发“公地悲剧”，相关主体在进行苗族斗牛旅游开发时往往会追求短期利益，尤其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了迎合游客短时逗留的消费特点，苗族斗牛旅游开发往往省略了仪式、忽略了内涵，只保留高潮的打斗环节，进而演变成纯粹的斗牛竞技比赛。从游客的角度，旅游的本质是体验，融入旅游目的地，站在旅游地居民的角度体验是旅游的最高境界。游客观赏苗族斗牛表演根本上是为了体验苗族特色民族文化，尤其是苗族斗牛所蕴含的“娱神”“娱己”文化内涵，但实际感受的却是缺乏文化内涵的“斗牛快餐”。可见，主客体利益诉求之间、供需之间存在明显结构性矛盾。

(二)文化内涵流失与变异

文化的功能是长期的、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而市场机制追求经济利益是自发的、盲目的、急功近利的。因而文化要素在旅游开发中往往被忽视或轻视。这种现象有两种突出表现，一是“文化流失”，即忽视文化内涵、丢掉文化底蕴；二是“文化异化”，即不尊重历史随意对文化进行变异、神化、怪化、扭曲化。这两种行为在当前苗族斗牛开发中都明显存在。专业斗牛商业机构组织的斗牛比赛大多变成了失去文化底蕴的“竞技斗牛”，而旅游景区开发的斗牛活动往往夸张、异化文化仪式变得不伦不类。文化是民族旅游的灵魂，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旅游犹如无水之源，难以长久。苗族斗牛与其他斗牛形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其蕴含的苗族文化内涵，流失或者异化文化内涵会使苗族斗牛丧失核心竞争力，发展前景堪忧。

(三)娱乐泛化危机

著名媒介生态学学者尼尔·波兹曼提出“娱乐至死”的观点，他认为娱乐几乎涵盖了所有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宗教、政治、教育、社会等严肃话题都以娱乐形态体现出来，人类沉溺于自己喜爱的事物不能自拔，最终娱乐至死[18]。当今社会娱乐泛化现象严重，娱乐无极限，娱乐无底线，甚至连祭祀活动、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也开发成旅游娱乐项目。当神圣严肃的文化活动为经济利益而变得世俗庸俗时，其负面影响持久深远。如苗族斗牛核心保留地贵州黔东南，传统苗族斗牛活动并非随时、随地、随意开展的，只有在特定农闲时节和重要节庆期间进行，苗族斗牛承载着族群凝聚功能与价值追求，在苗族社会具有相当的神圣感、仪式感。而现在的苗族斗牛活动神圣感、仪式感均已褪去，所承载的精神生活与文化内涵也已淡化，苗族斗牛变成吸引游客、获得旅游收益的“文化符号”。苗族斗牛从神圣严肃走来，携带着传承千年的文化基因，若在当前娱乐泛化背景下迷失自我，彻底世俗，既是当代人的损失，也违背了可持续发展原则，损害了子孙后代传承传统民族文化的权利。

三、苗族斗牛“双轨制”发展策略

解决娱人阶段苗族斗牛开发主体客体利益诉求背离、文化流失变异、娱乐泛化危机发展困境的根本在于处理好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原真性与旅游开发商业性的关系。具体而言，既要满足游客旅游体验需求，又要照顾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既要保护传统文化的本真性，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既要满足当代人世俗娱乐需求，又要保证后代人参与享受传统文化的权利。因此采取“双轨制”发展路径，既有政府主导的传统苗族斗牛传承路径，又有市场主导的商业化发展路径，两种发展路径相互独立、双轨并行，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如图1所示)。

图1 “双轨制”解决苗族斗牛发展困境分析

(一)市场主导商业苗族斗牛开发

《新京报》2017年8月24日报道的河北易县奶奶庙网红事件，该处没有所谓的旅游资源、文化底蕴，仅凭借凝聚民间地气的各种神仙塑像竟然大受群众欢迎，客流量、营业收入甚至超过旁边的世界文化遗产清西陵[19]。由此说明文化不只是阳春白雪，还有下里巴人，来自民间基层的世俗文化往往更有生命力。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有效形式，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的优胜劣汰，即所谓的“存在即合理”。苗族斗牛发展到今天的商业化、世俗化，应该承认其合理性，并充分实现其社会经济价值。要融入现代经营理念，创新苗族斗牛发展模式，这样既满足人们的消费诉求，又解决旅游地经济受益问题，实现苗族斗牛内生性发展。当然，市场经济有其天然的局限性，运作过程中需要适度的政府宏观调控。

(二)政府主导传统苗族斗牛传承

在承认“存在即合理”的同时，还要警惕民粹主义危机，民众的意愿、多数人的观点许多时候是不理性的。尤其是在当前旅游需求不断升温的 背景之下，旅游开发商盲目趋利，外来游客追求极致娱乐，市场机制高效配置资源的方式犹如加速器将苗族斗牛带向文化内涵流失变异的境地。这种情况下，唯有政府或第三方组织“看得见的手”干预才能保证苗族斗牛按照原有轨迹发展传承。政府主导的传统苗族斗牛传承模式既可以满足部分游客深度体验需求，又可以满足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需要。文化保护切忌脱离生存环境的“标本式”保护，可以借鉴国际常用的生态博物馆模式，将苗族斗牛融入民族村寨整体开发保护。政府在资源配置时，可以在部分环节适当引入市场机制。

结 语

苗族斗牛既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也是当前热门旅游项目，研究苗族斗牛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亦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中的类似问题具有借鉴意义。笔者长期生活在苗族斗牛核心区贵州省黔东南地区，既为其蓬勃发展现状欣喜，也为其发展困境忧虑，更为其发展前景困惑。要充分发挥苗族斗牛的娱乐功能价值必须了解其发展渊源，为此文章从娱乐功能观角度研究苗族斗牛变迁。在系统论述苗族斗牛娱神、娱己、娱人变迁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当前娱人阶段面临的发展困境，在发展策略上提出市场机制与政府保护双轨并行的发展模式。当然，文章只提出了发展思路，至于如何进行市场创新、如何完善政府保护、如何实现市场运作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等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