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青

(青岛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1.0 引言

当今时代是文化外译的时代。中国典籍是中华民族“文化资本”静态的文本表达，是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呈现方式，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通过典籍英译，外向传播才能不断更新，创新民族经典文化,实现中华文化内向修炼与外向表达的统一。新的世界格局、新的中国形象呼唤中国文化典籍译本的外向传播。

《论语》是儒家经典典籍之一，主要体现孔子的政治思想、道德原则及教育理念等。自1809年马歇曼第一个英文直译本问世至今，《论语》英译本及节译本已达60多个版本。尽管起步较晚，然其英译本数量颇多，影响巨大。中华文化外向离不开儒家思想的传播，而儒家思想的传播基于《论语》典籍的英译。因此，《论语》英译之于中国文化典籍的外向传播，有如“源头活水”，我们应充分利用其“龙头”效用，将中国文化典籍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打开文化典籍外向传播之门。

本文立足于《论语》英译本，结合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的销售数据以及谷歌学术搜索网站中的引用次数，从大众阅读和学术引用两个角度说明典籍外向传播情况，就目前存在的短板提出外向传播策略，以期对我国文化典籍的外向传播提供些许借鉴。

2.0 《论语》英译本海外销售情况调查

2.1 美国亚马逊图书网销售调查

美国亚马逊公司(Amazon)创立于1995年，以销售图书起家，其官网数据显示该图书网可提供310万册图书目录，比全球任何一家书店的存书都多15倍以上，其图书销量占到美国总销量的一半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的在线网络零售商，美国亚马逊图书网在全球图书行业处于主导地位，因此该图书网的调查数据有一定的可参考性与可靠性。笔者首先以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的数据为统计对象，以 “Analects” 为关键词进行查阅，搜索范围为books，书籍语言为English，并按照bestselling进行排序，查询到305条结果。本次数据采集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

表1 《论语》英译本在亚马逊图书网的销售排名

亚马逊图书网整体查询结果如下：

1)《论语》英译本不乏其例，在搜索到的305项中，《论语》全译本为40个，然而孔子学说中销量第一的译本，在所有书籍销量排名中仅排位16,853名，远远不尽人意。

2)除亚马逊图书网将其中4种英译本(表1中其销量排名均为空白)归类到东方哲学或中国诗歌外，其他译本的孔子学说排名与书籍销量总排名基本上同序顺承。

3)销售量前20位的译者几乎都是西方汉学家，中国译者仅刘殿爵、黄继忠、倪培民3位，分别位列第2、第8、第14位。总体而言，中国译者的畅销版本较少。

4)检索结果中包含《论语》原著的全译本、节译本、精装本、有声读物、中华典籍合集、相关论文集等，以学术性为主。

2.2 谷歌学术搜索引用调查

谷歌学术搜索目前广泛用于网络搜索学术文章，能够帮助用户查找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书籍等学术文献，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谷歌学术搜索在书籍引用次数统计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论语》英译本在谷歌学术搜索中的被引次数排名可以说明《论语》各英译本在海外的学术外向传播效果。笔者以Analects为中心词，按照相关性降序排列，共搜索出24,000条结果，每页10条，20页之后的被引次数基本低于10次，以期刊引用居多，书籍被引较少，因此仅就被引次数超过50的译本进行降序排列。本次数据采集时间同样为2019年9月20日。

表2 谷歌学术搜索中引用次数排名

谷歌学术搜索结果整体如下：

1)本表仅针对图书被引次数进行统计说明，期刊文章被引次数不在其内。

2)本表仅列出被引次数超过50次的译本，其中Arthur Waley、Roger T. Ames & Henry Rosemont Jr.、James Legge、D. C. Lau译本引用次数明显大于后面的译本。

3)被引次数超过50次的译本中，中国译者仅有刘殿爵与黄继忠二位。

总而言之，《论语》英译本如此众多，如雨后春笋般争先涌现，然而综合亚马逊图书网和谷歌学术两项调查，无论作为大众读物或是学术参考，各英译本的海外畅销度都远不尽人意，尤其中国译者的英译本更是凤毛麟角。极具影响力的《论语》英译本销量如此，其它中国典籍译本的境遇可想而知。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本在海外推而不广，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把脉研究海外读者的文化需求与取向不够精准；二是英译工作纯属个人行为，毫无系统性可言，属层次不高的重复劳动；三是畅销本的译者大多为外国译者，而中国译者身临本土文化，感悟切肤之深，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西方读者对其译本的接受度却不高。

3.0 文化内向与文化外向的统一

文化内向是内向于心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投射。费孝通(2005)推介的“文化自觉”强调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所自知，即如何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确立“以我为主”的文化主体意识，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里“文化自信”是对我们中华文化优越性的意识。对于民族文化，我们要知晓它的来历、明白它的特色、了解它的趋势。文化自信源自民族历史的深处，是对百余年来民族文化自卑的有力解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天宝、康乾盛世，留给世界的是世代不朽的灿烂文明，留给我们的是根植灵魂的民族文化。当人们谈到融汇先哲智慧结晶的四书五经、汇聚文人骚客传神笔墨的唐诗宋词、洒满盛世辉煌的丝绸之路时，都满怀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能培养人们的民族文化认知能力，使人们能真实客观地认清文化发展的脉络。文化自信能引领人们主动担当传承创新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而如何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中，并进行民族文化定位，是我们当下的重任。

文化外向是文化传播的风向标，引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外向可追溯到17世纪，中国的儒家经典《论语》传播到欧洲，立刻引起了伏尔泰、歌德、雨果等启蒙思想家的认可和推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史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杨牧之(2007：22)强调，“中国典籍外译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需要，也是文化生态自身平衡的要求和国家发展‘软实力’的需要”。中国典籍英译的文化外向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中庸之道”的处世哲学、“自强不息”的民族进取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等民族精神和价值理念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加快文化 “走出去”的步伐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加大中国文化典籍的外向传播力度是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举措，目前已取得一些成绩，但与发达国家文化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力与影响力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新时代，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工作构建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路径。一方面，典籍英译以文化内向为根基，以增强文化自觉和坚定文化自信为着力点，以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为分支点，树立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并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根要扎得深沉、扎得牢固、扎得自信。一旦脱离文化内向根基，文化外向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典籍英译以文化外向为延伸发展的方式，大力对外传播。仅仅得到民族内部认同的文化内向只能是闭关锁国。当今的世界是文化大融合时代，文化外向的互动性要求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优质元素，对世界历史文化、异域民族文化，择其善者而取之。基于此，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文化外向”可理解为在世界文化多元语境中，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指导下，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根基，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在内向文化自我完善与外向文化传播之间求取“中庸之道”。这里的“中庸之道”，并非简单的中立，而是指孔子《礼记·中庸》中的“执其两端，用中于民”，即避免极左或极右的极端行为，取其介于两端的平衡，把握内外发展的平衡度，中和为用，一如孔子在《论语·子罕》中所言“空空如也，吾叩其两端而竭焉”，竭力追求持中均衡，以合作谋发展，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努力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所在，在谋求中华传统文化个性与融入世界多元文化间保持平衡，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内向与外向的统一，建构全球文化多元化，进而实现天下大同。

4.0 文化外向三件事

针对于文化典籍英译本外向传播不甚乐观的状况，我们可以从国家层面、翻译主体、实践层面理直气壮地做好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文化外向三件事。

4.1 制定规范指导原则，践行国家翻译行为

近年来，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工作发展空前，并上升为国家行为。我国在政策导向、资金支持、对外传播等方面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中国文化的外向传播正在有序推进，并日趋成熟，同时也彰显了我们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国家机构提供支持的文化外向项目与工程陆续实施中，如“大中华文库”“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翻译工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国家汉办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在海外设立了37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有53国设立140所孔子学院和136个课堂，欧盟28国、中东欧16国实现全覆盖。截至2019年6月，全球已有15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30所孔子学院和1129个孔子课堂。国家以各种不同方式，从各个区域全面推进文化外向工程。然而，在如此可圈可点的成绩面前，我们也需要听一听赞扬之外的声音。在国家层面如何制定规范指导原则，践行国家翻译行为？文化典籍英译项目从实施到推广又有哪些环节需要改进?

4.1.1 深入海外市场，充分做好受众调研及有效评估

首先，精准性调研是增强文化外向针对性的关键所在。《论语》英译本众多，在外向传播中却推而不广的前车之鉴，凸显了面向海外读者调研的重要性。调研海外受众需求，可以深入探寻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以及价值取向，对症下药、一国一策地进行读者定位。面向国内读者群体的图书，一旦要改为外向书，往往有外国读者感觉不对味的地方，即使勉强推广出去，最后充其量也只是自娱自乐。因此，调研过程中，精准把握读者心理与阅读需求至关重要，需要在西方读者最认可的方式与中华文化最值得呈现的内容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因此在外向典籍的推荐书目或选题上，“要将蕴含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文本和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率先译介过去”(班柏，2018：6)。要吃透中国文化的特点，结合海外受众的阅读取向与需求，邀请海外业内专家，尤其是西方汉学家进行推荐，有针对性地设计外向书选题，并安排与之相应的形式、内容以及装帧。

其次，有效性评估是实现文化外向针对性的保障。通过对海外受众的持续追踪调研，采用“大数据”对海外受众的文化需求与取向进行清晰的量化评估，为中华文化外向提供量体裁衣式的数据支撑，准确把脉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度和需求度。而且，我们要善于从海外受众的立场去建构文化外向的内容及策略，加强中华文化外向的有效度。在精准化调研和有效性评估的基础上，国家统一制定文化典籍英译总的指导方针与翻译原则，包括文化典籍英译的遴选原则、推广顺序等，为译者明确方向，在典籍翻译实践中给译者既提供原则统一的指向，又留有策略运用的自由度，使其易于把握各要素间的平衡点。

4.1.2 借水行舟，积极寻求合作共赢的传播路径

从兴办孔子学院、开设中国文化年，到出台并实施一系列的重量级国家翻译工程，中国文化“走出去”已势不可挡。文化“走出去”是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界感知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思想，铭记中国形象。因此，必须在文化“走出去”的同时，让我们的文化产品也“走出去”，并“留得住”。然而，要打破外向典籍推广的瓶颈，应着力于对外传播环节。走出国门积极招募海外合作出版伙伴，共赢互利，是推动中国典籍“走出去”可资借鉴的有效途径。因此，我们应主动扩展典籍外向书的海内外合作，包括合作出版、版权转让、加盟投资、海外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外出版机构全程合作就是有力之举，在翻译、出版与销售环节进行合作，比如外国译者翻译，由中国专家审核；或者中国译者翻译初稿，由外国专家润色打磨；抑或中外译者互译互校等，几经审核后，由出版社把好最后关口。其二，要大力拓宽文化典籍外向路径，如推进版权转让、加强国内外文化研究机构与出版机构的沟通交流，充分发挥并加强海外孔子学院以及华人的文化传播力量等。全世界约有5000万的海外华人与近百万的中国留学生，文化使者与文化行者的双重身份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主要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当好文化架桥人，海外华人不可或缺。另外，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已花开世界，是很好的文化典籍传播渠道。可通过孔子学院,挖掘当地有意愿、有能力助力中华文化外向的汉学家。对于有意留居中国的外国译者或翻译人才，也应积极与其沟通交流，鼓励其投身中华文化翻译工作。

4.1.3 创建生态翻译环境，提升译者地位

文化典籍英译实属高投入、低产出的再创作，但翻译工作却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稿酬低廉、版权不受重视，断章取义的“碎片式翻译”横行市场。在此环境下，一些知名译者、出版机构也随波逐流，要么复译泛滥、趋之若鹜；要么译作粗糙、晦涩难懂。“到目前为止，国内几乎所有的高校，包括外语类院校，几乎都不认可外语教师的翻译成果” (何其莘，2012：7)。在各类优秀科研成果中也难觅典籍英译奖项的影子。黄友义在2014年的政协提案中也提到，“在中国，翻译稿费和翻译待遇多年来鲜有提高，很多翻译民工的稿费始终徘徊在千字几十元到百元左右的范畴之内，一本十几、二十几万字的图书，翻译下来也不过才一两万的收入，让很多人逐渐放弃了这个行业，而中国良莠不齐的翻译人才和翻译公司，也进一步打击了这个市场和人们的信心，造成了行业的混乱。”他强调，“怎样提高翻译待遇，已是培养和保留翻译人才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 (黄友义，2014)。因此，当前亟待创建良好的生态翻译环境以保护和吸引专业典籍翻译人才。其一，创建国家专门典籍翻译部门，建立规范的翻译资质考核制度；其二，建立健全典籍外译评价体系，设立国家翻译奖、外向出版奖、优秀文化典籍译者奖等专项资金进行引导与鼓励；其三，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大幅提高译员翻译报酬及社会地位；其四，在高校范围内，搭建良好的平台对典籍英译成果进行官方认可，如统一典籍英译成果认定标准、增加典籍英译的人文社科项目立项以及职称评定标准条件中增加译著选项等，鼓励经年默默无闻、甘愿耕耘典籍文化翻译事业的人才。

4.2 把握“中外结合，为我所用”的翻译主体原则

文化典籍是历经多个历史时期、译成多国语言、读者多次重读的经典作品。它承载着世界各族人民跨越语言之河的渴望，翻译是那座通桥，译者则是匠心独运的筑桥人，“翻译在文化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安锋，2019：88)。文化外向翻译主要有两种译者，一是西方汉学家或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研究的外国专家，二是中国本土译者。让典籍说外语，对于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软实力，把握话语主动权，其重要性自不必说，然而我们的典籍翻译团队究竟该以谁为主体？

Newmark(1991：38)认为，任何一种重要翻译都应由两种译者共同完成。一种是惯用目的语的译者，由其负责审稿，因为他们能发现任何译者都几乎难以避免的理解失误与言辞不当；另一种是惯用源语的译者，最好由其负责核查原文的理解是否到位。因此一方面，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要坚持西方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中外结合、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利用外国译者的翻译优势。母语为英语的西方译者翻译英文作品，其语言优势自不必说。世界各国成功的文化产品外译，外国译者都占有很大比例。中国典籍英译史上最负盛名的译者也大都来自西方国家，如理雅格、翟理斯、韦利、霍克思、庞德、李约瑟、白之等，不胜枚举。我们也应鼓励这种中外结合、为我所用的做法，让西方汉学家继续充当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倾力学习中国文化、翻译中国作品，这是很好的势头。我国还应营造更多的平台鼓励西方开明的汉学家以包容公正的原则翻译中国古籍。比如我国已设立专项奖项与资金，鼓励翻译中国作品的外国译者，于2014年和2016年分别设立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国际汉学翻译大雅奖”，旨在表彰在推广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等方面充当桥梁作用的中外翻译家。这些坚实举措已成为推动文化“走出去”的亮丽名片。其中获奖的美国学者康达维擅长汉赋和六朝文学，首次全译了中国文学选集60卷《文选》，分八册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译本涵盖了《文选》中的所有辞赋，被汉学界公认为译文最精当、考据最详实的译本。另外，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夫妇模式，典籍英译搭档汉学家理雅格与中国学者王韬的成功都给我们树立了中外合作的典范。

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中国译者为主体的立场。较之西方译者，中国译者有如下优势：其一，在文化理解方面，除语言技能之外，典籍英译需要译者具有达古通今的文化素养、相当的学术造诣以及博闻多识的知识广度，要通晓中国哲学、跨文化交际学、古典文论、社会学、宗教学、传播学、民俗学，乃至书法、建筑等众多领域的知识，几近“百科全能”。而若要一个外国人做到古语、外语、译论三位一体化，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由于中国本土的语言与文化环境的长期浸润，中国译者在翻译典籍时，无论是语言层面抑或是文化层面，均易于产生正确阐释。中国译者辜鸿铭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独到解读，源于其深厚的学术造诣，赴欧求学十余载，精通九门外语，潜心研究传统文化二十余年，造就了其扭转西方谬见的自信以及凭借儒学力挽狂澜的决心，也成就了他对中华文化的坚守。《论语·为政》篇中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辜鸿铭(2014:26)将“天命”译为“宗教的真理(truth in religion)，”他认为儒家的天命即道家的道，也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宇宙的神圣理念”。而汉学家理雅格，虽说他对《论语》的解读高于众多西方汉学家，然而终究难以挣脱宗教束缚，将其译为“decrees of Heaven”，其“旨意”侧重于强调冥冥之中主宰一切的上天，而忽略了天体运行之道。其二，译者的文化立场构建了文化取向不同的译者进行不同文化阐释的历史过程。译者自身的文化认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在典籍解读中刻上了独特的印记。作为独立英译《论语》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一方面，本着外向传播中国儒家文化的愿望以及修正西方对中国固有谬见的目的，以忠实为核心，尽可能贴近原文，保留文化形象，尊重原作，对中国传统文化充分进行外向传播。《论语》中的“仁”作为核心概念词，出现了109次，是所有德行的基础。而理雅格与辜鸿铭根据各自的文化立场与文化理念，对“仁”进行了不同解读。理雅格的传教士身份让他有意无意地从宗教的角度理解“仁”，将其放置于美德范畴，因此理氏译法有以下几种：virtue、the virtuous、true virtue、perfect virtue、benevolence。而辜鸿铭则将“仁”提升到道德高度进行解读，从整体上把握儒家思想的核心，将其译为“moral life 或moral character”，呈现给西方世界的是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相比理雅格而言，辜鸿铭的译本略高一筹。另一方面，在保留儒家思想本原的前提下，辜鸿铭也会考虑海外受众的接受情况，通过类比西方文化符号、引用西方熟悉的名家著作、替换中国专有名词等降低西方受众的阅读难度。在《论语》第二章“为政第二”中，辜鸿铭通过注释“Now called the Canon of Poetry, one of the so-called five Classic, in the Bible of China”(2011:15)，将中国儒学经典“五经”类比为“圣经”，可以让西方读者更快更好地定位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在民族文化的保留与趋异之间，辜鸿铭以恰到好处的“度”，为读者呈现了较为地道的中国译文。

另外，对于实现文化典籍英译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首先，鉴于当前本土译者匮乏、典籍翻译人才培养过慢的情况，国家及各级政府应把典籍英译纳入人文社科研究计划，划拨专款作为研究资金及出版费用支持。其次，要积极拓展国内外翻译资源，创建国际典籍英译后备人才库，为文化典籍的英译接力。可以通过国家汉办、孔子学院等机构挖掘有意愿、有能力的汉学家或学者。以中国译者为主体进行典籍英译，是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召唤，更是炎黄子孙的责任。要鼓励更多的中国学者及专业翻译人才投身于文化典籍翻译工程中来。可喜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以及翻译专业的学生“携笔从译”，主动投身其中，这将是中国文化外向的希望。再次，文化典籍的翻译是集体翻译工作，当前典籍英译人才不足，青黄不接，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优秀译者也势单力薄，不能形成气候，而青年译者又缺乏翻译实践。因此，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应不断积极吸纳青年学者参与助译，引领传帮带，切磋共成长。

4.3 大力推进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指由中华民族主体所创造或构建，凝聚及浓缩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词或词语的形式固化的概念和文化核心词(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委会会，2015)。据此，入选的术语多出自《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等经典文化古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与民族思维特色，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哲学、道德理念、民族精神及核心价值。推进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外向传播，是维护中国文化主权与增强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一环。

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讲述中国的千年文化与故事，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因此，我们的文化典籍应让西方受众读得懂、易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屈从于西方方式。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告诉中国应以文化立于世界，中国的民族文化是中国身份认同的体现，具有通过民族文化证明存在的独特性。我们应乘着典籍英译的东风，大力推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工程，在把握好中西理解方式平衡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出一些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进行国际流通。目前，作为国家大型文化工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项目已进行了很多外向传播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2015年11月，“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团队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并立项。通过中外合作出版、会议研讨、媒体宣传等方式进行立体化传播。2019年3月12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在伦敦举行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研究丛书(英文版)”首批新书全球发布仪式。每本书围绕一个术语展开详尽论述，展现该术语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历史源流以及学术价值等。双方都表示将来会积极谋求更多的合作方式，让中国之音直达海外。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英译既需注意文化内涵理解到位，又需借鉴西方既有概念进行外向传播。因此，需要以文化典籍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学形象等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在传统文化元素中融入时代元素，适度创新出一些中国风英语，体现中国文化制造，用西方媒体或受众已接受的思想文化术语带动新的文化术语，进入西方受众视野，并在其认知领域中生根发芽，实现新旧替换，将文化典籍以更新、革新、创新的方式外向传播。

5.0 结语

中国文化典籍不仅对中国的发展之路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重视推进中国文化典籍的外向传播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有力举措。然而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的销售数据以及谷歌学术搜索网站中的引用次数表明中国文化典籍外向传播存在明显的短板。鉴于当前文化典籍海外输出的困境，应采取一系列优化路径：在国家层面，精准调查海外受众的阅读心理与习惯，结合中国文化典籍中意蕴的普适性，针对外向书进行有效选题，并通过数据量化评估，提升外向传播的有效度，培育中国文化典籍海外市场。在精准化调研和有效性评估的基础上，国家统一制定文化典籍外向传播总的指导方针与翻译原则，为典籍翻译实践指明方向。同时，通过中外合作出版、版权转让等方式拓展外向书的海外出版与发行渠道，提升中国文化典籍外向营销能力。国家还应积极创建优良的生态翻译环境保护翻译人才。《论语》英译两百年的历史及其英译本的海外销量并非单一个案的展示，而是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去”并“留下来”的历史轨迹的映射。文化典籍的翻译主体应把握中国译者为主，积极吸纳西方汉学家参与的原则。然而无论是本土译者，还是外国专家，学贯中西、达古通今是典籍翻译人员素养的首要条件。鉴于典籍英译人才匮乏的状况，注重创建典籍英译后备人才库也是实现典籍翻译实践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一环。另外，应利用中国文化典籍外向传播的契机，加大推进中华文化思想术语工程的力度，让中国英语在海外落地生根，尽展中华风情，为人类文明进一步添加中国文化的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