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飞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重庆 400065)

1.0 引言

外语语种规划指的是外语语种在学校教育的选择、布局及人才培养，是外语教育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包括外语语种的选择和规划，外语语种的布局及人才培养的理据、现状和措施等等。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现有外语语种规划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需要(胡文仲，2011)。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国家尽快出台有关外语语种的规划与布局的政策文件。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外语语种规划做了很多探索性研究，对我国的外语语种规划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缺乏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为更加全面地了解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有关外语语种规划研究现状，以便更多的学者有针对性地开展更加深入的外语语种规划研究，进一步丰富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为国家外语教育战略的研究者和制定者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借鉴参考，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来源，分别以“关键语言”“关键外语”“外语语种”“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战略”“外语规划”“外语政策”“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战略”为检索词，并以“篇名”“关键词”和“主题”为检索项，在“学术期刊”数据库里搜索相关文献。研究者剔除了其中一些重复的或非学术性文献，确定了148篇学术期刊论文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然后将这些文献的“作者”“文献名称”“出版源”“发表时间”“关键词”和“主要研究内容”等信息输入Excel表格，进行了全面的文献分析，力求呈现国内外语语种规划研究的全貌，总结国内现有研究的特点，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2.0 外语语种规划研究的文献分布

从文献发表的时间来看，我国学者虽然早在1985年就提出要 “坚持多语种教学”(付克，1985:2)，但国内有关外语语种规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世纪。总体上看文献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但起伏不定，先后出现了三次研究热潮。第一次在2007年，有9篇；第二次在2011年，有15篇；第三次在2016年，有27篇文献(见图1)。总的说来，国内外语语种规划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外语语种规划。

图1 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从期刊专栏分布来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已形成外语语种规划研究较为稳定的专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2008年第3期开辟了“语言国情研究”专栏，《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2007年第3期开辟了“语言规划与现代化”专栏，《语言文字应用》从2007年开辟“语言规划与规范”专栏，专门刊登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201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5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创办《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16年我国第一份以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学术期刊《语言战略研究》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导下正式创刊。从此，外语界掀起了关注外语教育政策和语种规划研究的热潮。另外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语言生活皮书”五个系列分别结集出版，其中《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和《世界语言状况报告》分别反映了我国语言规划及相关学术研究状况和介绍了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语言生活状况。这些学术期刊和专题报告的出版，表明国内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外语语种规划研究的学术圈。

3.0 外语语种规划研究方法

笔者发现国内有关外语语种规划研究的方法普遍比较单一， 大多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只有少数采用了调查研究，没有发现实验研究和实地研究的文献。这说明广大学者还需进一步探讨并尝试使用更多的研究方法来探索此领域。本研究对采用了文献研究方法的文献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现这些文献大多是利用已有文献进行客观描述和思辨推理，且只有4篇有关语言规划、语言政策或外语教育政策的综述类文章(王辉，2013；郝成淼，2013；张蔚磊，2017；李琳、王立非，2019)，没有发现专门针对外语语种规划研究的文献综述文章。

4.0 外语语种规划研究的内容主题

国内有关外语语种规划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外语语种规划的意义价值、借鉴比较、困境途径、理论建构、语情调查、以及面向“一带一路”专题研究等方面。

4.1 语种规划的意义价值

学者们力图从安全观、能力观、资源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来论述外语语种规划的意义与价值。王建勤(2011)呼吁国家不仅要加强外语语种规划，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还要根据国家战略，制定应对国际事务和突发事件的关键语言政策，全面提升国家的外语能力。戴曼纯(2011)指出国家语言能力缺失是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因素，提出要尽快解决我国的外语语种规划存在的问题。沈骑、赵丹(2020)认为要从全球治理视域下来规划国家语言能力。陈章太(2009)强调语言是一种资源，在语言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其资源性。张治国(2019)从语言价值的角度探究了语言选择和语言政策。

4.2 语种规划的借鉴比较

不少学者还关注国外语种规划政策，共有34篇文献开展了借鉴参考与比较分析研究。这些研究以美国的关键语言政策研究为主(王建勤，2010；李艳红，2016)，其中19篇文献都有专门介绍。另外还有对英国、法国、欧盟、德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发达国家语言政策的介绍(张建伟、王克非，2009；戴冬梅，2010；王辉，2010；谢倩，2015；宫同喜，2019)。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我国周边国家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王晋军、刘娟娟，2017)这些对国外外语语种规划研究的介绍，有利于我们借鉴其优势与长处，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任何国家的外语语种规划，都必须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从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不能盲目照搬和借用。

4.3 语种规划的困境与途径

国内对外语语种规划研究最多的是指出现有语种规划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我国外语语种规划的不足已获得所有研究者的共识，因为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提到了我国的语种规划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例如，外语语种数量单一、语种结构分布失衡等问题。沈骑(2015)认为我国“单一型”语种结构失衡和非通用语言人才缺乏的问题严重，关键战略语种建设工作滞后。仲伟合等(2016)指出我国的外语规划存在战略意识缺位、战略规划不足、资源投入不足和配置不合理、外语人才供需失衡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张天伟(2017)认为我国非通用语教育存在着语种开设缺乏规划、人才资源难以掌控和高端人才严重不足等问题。

大多数研究者认同影响语种规划的要素有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语言本身等等。绝大多数学者提出了成立专门机构或扩大语委职能、开展语言调查和建立语言资源库、制定关键外语战略和科学布局高校语种、重视跨境语言研究和推进跨境语言学习,以及加强军事外语规划和重视翻译规划等建议。李宇明(2010)认为外语规划主要考虑国家开放和信息化两个因素，特别强调在各领域的外语规划与外语服务。束定芳(2013)主张对外语的地位、外语语种的选择、外语水平的要求和外语教育的层次等方面进行现实和长远的规划与布局。鲁子问(2005)提出我国的外语语种规划不仅包括外语地位和外语本体的规划，还应包括外语的社会发展、社会安全和教育三个领域的规划。

对于破解我国外语语种规划的困境，少数学者一直致力于我国关键外语的研究。鲁子问(2007)、张治国(2011)、高健(2014)和余江英(2016)制定了明确的关键外语语种(见表1)。这些关键外语语种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外语语种规划提供了更科学的参考和更具价值的决策依据。但今后研究仍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而不是以单一维度来研究中国的关键外语语种。

表1 我国关键外语语种研究

4.4 语种规划的理论建构

语种规划属于语言地位规划，国内部分学者致力于建构语言规划理论来推动我国外语语种规划研究。郭龙生(2007)梳理了国内外有关语言地位规划的定义，认为语言地位规划是对某种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所进行的规划活动，提出了语言地位规划的主要内容。周庆生(2010)认为语言地位规划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并着重介绍了微观层面各领域的语言规划。赵蓉晖(2014)对外语的地位规划从内涵、价值、功能和习得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关彦庆和关亦淳(2017)介绍了语言地位规划的认同模式、强推模式、协商模式和培育模式等四种模式。

4.5 语种规划的语情调查

外语语种规划的语情调查主要包括国内社会的外语需求和语种分布，以及国外语言现状和语言需求两个方面。本研究发现有43篇文献是有关语情分析和调查，其中13篇分析了国外语言状况和语言需求，30篇分析了国内外语需求和外语语种分布。对国外的调查分析主要集中在我国周边国家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或语言政策研究上(张治国， 2016；王辉、王亚蓝，2016)，少数研究者开始调查其他国家的语言需求和我国的语言市场(邢欣、梁云，2016；陈颖，2017)，个别研究者关注我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的跨境语言研究(黄行，2015)。

国内外语需求与语种分布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各个省区或城市的语种分布或语情分析，集中在云南、新疆、海南等地区。毕俊峰(2018)通过测量南亚各语种的交际Q值来了解南亚各语种的社会需求，建议云南省高校应从南亚语种专业的数量、结构、招生规模等方面进行科学规划。还有研究者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开展了调查研究。例如，毛力群(2009)从语言资源的角度，调查了浙江义乌地区经商人员的语言使用情况。原一川等(2013)等对云南省跨境民族地区学生的语言使用状况进行了统计调查。张彪(2017)对云南省三个边境口岸地区开展了外语使用状况和外语需求的问卷调查。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各项建设的深入推进，学者们开始关注大湾区的语言建设和语言规划(殷俊、徐艺芳，2019；郭杰，2019)。

4.6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语种规划

学界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纷纷从语言相通的角度开展了相关研究。本研究发现以“一带一路”为关键词的文献有33篇。这些研究大多以“一带一路”为战略背景来探究我国宏观或微观的外语语种规划。卢俊霖、祝晓宏(2017)研究了 “语言互通”的层级和定位。张日培(2015)提出服务“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应当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既要探讨国内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策，又要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语言使用和语言需求。沈骑(2016)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消费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赵世举，2015；李艳、高传智，2016)。还有不少研究者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分布和语言需求，以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各高校的外语需求分析和语种规划布局。

5.0 外语语种规划研究的研究特点

研究发现我国外语语种规划研究总体比较丰富，但分布不均衡，具体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第二，理论研究多，调查研究少。第三，零散研究多，专门研究少。外语语种的规划研究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宏观研究，更需要各地区和各领域的微观研究。外语语种规划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众多，相关领域复杂，自上而下的宏观决策，往往要以自下而上的微观探究为基础。在微观层面的研究方面，要开展更多对国内外语情和需求的调查分析研究。目前这部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期待更多的学者能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来开展需求和语情分析研究。外语语种规划是我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特别是外语教育政策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环节，应该有更多的包括外语地位和功能规划的外语语种研究，特别是对我国外语语种选择的相关研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6.0 研究展望

总的说来，我国外语语种规划研究内容比较丰富，但是在具体的外语语种布局方面还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专门针对外语语种规划的研究不多，大多分散在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或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文献里，并且为有关部门提供制定语种规划的具体建议还不够。笔者呼吁研究者应进一步开拓研究方法，在以下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一是理论模型构建。我国学者还未真正建构起外语语种规划的理论模式，对关键语言的确定也还停留在频次统计层面，科学性和说服力还有待加强；二是语情调查研究。语情调查研究是规划外语语种的基础，建议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学校和社会两个维度，针对不同社会领域开展语言需求、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服务现状以及高校语种布局的调查研究；三是跨境语言研究。我国跨界民族和跨境语言众多，跨境语言涉及跨境贸易、反恐、缉毒、边境安全等重大问题，与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势必成为今后外语语种规划的新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