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方文献收录的隐士诗文有两大功能，其一记录了龙泉山隐士的生活状态，其二显示这个群体人数之多。研究隐逸文化，对于龙泉山历史文化资源深度发掘多有裨益。本文按隐士的经历大致分为六种类型，并分析其共性特征。

关键词：龙泉山;隐士;价值取向;生活状态;共性特征

龙泉山，西距武昌古城30千米，古称江夏山、灵泉山（此地俗称“灵泉”）、夹山，两列峰丛呈“二龙戏珠”之势，山中有水，水中有山，世人看作宜居之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隐士的上选之地。他们或农或商，日作夜读，自给自足。其生活行踪或诗文遗作记录在《江夏县志》《灵泉志》等文献中，经梳理统计，有隐逸经历、其诗文著录姓名者达15人。

一、隐逸类型

隐士有“高士、居士、处士”等多种称呼，在历代各地方志中被列作“隐居、隐逸、隐沦”一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道风景线。

（一）隐释兼具型

李洞可能是唐北海郡太守李邕之长子李颖。天宝六载（747），李邕被宰相李林甫派人杖毙，其武昌东山（今洪山）的住处被毁，李颖为躲避追杀，化名李洞，逃到江夏山诰轴峰（今武汉龙泉山玉屏峰）东麓建房隐居，在山腰处建造闲闲亭，用以休闲观赏。其《闲闲亭》记有隐居生活片断：“寄山谷间，窗有竹，门有松，砌有闲花，庭有怪石，墙角有梅，篱边有菊，中有蒲团，旁有瓦灯。”乾元年间（758～760）以宅作寺，出家为僧，创建古灵泉寺。“肩头担清泉，炉中烧赤火。”“暇时坐闲闲亭，听松风声。”收纳百岩、古峰两徒，与他们在青山间“闻飞响流泉”，处绿树中“觉苍烟翠色”。后不辞而别，云游天台。尽管传说他能行走云端，仍然惧怕暴露身份。即便是在外地，总是恪守“隐”的状态。李洞的“隐”，有其特殊的背景，前期是逃命，迫于无奈，后期是出家为释，将隐就隐。元末武官张瑛，本有妻女，后出家，法名安坛，执掌灵泉寺，《自题》诗云：“迷觉原同性，皈心是释迦。”他认为度世即选擇逃世，忘家则当作出家，把出家视作遁世或隐逸的一种方式。

（二）仕前蛰伏型

明通政官董礼《乡贤祠书》：“辜皋、曾泰、张诚，高卧灵泉，耻食元禄，志节可高。”乾隆朝《江夏县志》记：“元贤曾泰、辜皋僻处岩谷，贫穷著书。”曾泰后人曾先《灵泉曾氏谱序》 说：“曾公讳泰，隐居乐道，不苟进于浊世。”明初吏部官员张添祐《曾公伏处》诗，记述曾泰仕前生活状态：“篱边惟酌黄花酒，松下独弹流水琴。避世能承严子志，卧龙常效孔明心;长安只恐人来访，移到桃源无处寻。”乾隆朝《江夏县志》收录了辜皋《灵泉蓼莪堂记》，辜皋观赏灵泉景物，抒发对于本土的挚爱：含山楼、晴雨井、大观桥、万卷书楼、蓼莪堂等，一景一故事，一物一抒情。“梧桐拂道，松竹盈垣。万树如烟，一溪若碧。”作者对本地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信手拈来，触景生情，读来顿生美景画卷。《灵泉志》称《白燕应制》为其殿试之作，“岁岁玉容不改旧，年年皓首岂为迟。”读者仍然从诗中可品读出恬淡的自信：岁月荏苒、年增白头是自然规律，但只要坚守真我，皓首并不惧怕，玉容亦不会轻易改变。张诚认为：持家须克勤克俭做好人，报国要忠心无二为良吏。《灵泉张家氏祖庙传文》和明初工部侍郎刘仲廉《孝廉先生传》显示：张诚仕前经历曲折多舛。虽然“年二十举孝廉”，但元末政治高压态势，纵有本事，亦无从施展。剧烈的社会动荡，干扰了常规的生活秩序，徐寿辉起义军进攻江夏，他随同父母流落江西饶州避难。“一家百口，采薇作汤。”尽管父母客逝他乡，生活艰难异常，但仍不失时机游学，游观书院，寻访贤哲讲学之所。战事平息后，率家人重建家园。义瘗尸骨之举，赢得乡民口碑。随后在万卷书楼设塾教书，馆谷渐次丰厚。

以上“江夏贤士三人”，由朱元璋身边的红人康茂才引荐，在洪武五年（1372），直赴南京参加殿试，均被录用，告别了隐居生涯。洪武十五年（1382）曾泰擢为户部尚书;辜皋初任德兴县令，敢作敢为，力革弊制，《大明一统志》赞赏有加：“民乐趋事，百里鸡犬相闻。”由县令晋为刑部官员;张诚任职吏部。

（三）辞官幽居型

元末大学士沈如筠，因与蒙元上层人物貌合神离，无心仕进。其笔记、文论透露出他身在庙堂，却无心为官的心迹。撰有《猫说》《蜘蛛说》《螳螂捕蝉说》等寓言故事来揭示时弊，劝谕世人。其代表作《忧世论》和《上元顺帝疏》反映作者对于政治、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披露元末国政败落，危机重重，而他身处乱世，纠结而郁闷，便毅然作出抉择，辞官归田。归隐之处，选择在江夏灵泉。作为外乡人，为了立足灵泉，不断提升生存站位，设法编织人脉关系网，结交本地社会声望较高的孝廉张诚、乡绅辜皋，买地建房，互为邻里;先年无子，过继张诚长子添裕为嗣，将长女与张诚次子张添祐订下娃娃亲，把“友情加亲情”牌打到极致，开始了全新的里闾生活。《赠张隐士归隐》既是与张氏隐士的共鸣，又是他本人的真实想法和生活写照。他仿佛已经看穿人世万事万物：“为吏为官俱是客，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百物皆增价，唯有文章不值钱。”归隐之后“买个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你我有个共同的心愿：“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到山中过几年。”他的灵泉六景《含山楼》《瑞芝堂》《春露亭》《秋风亭》《听松阁》《寻乐斋》，写景抒情兼具，简洁而又深邃。其中《含山楼》描述其心路历程：“自屏掷（弃官）以来，作舍数椽，附于其右，得以高枕丘园，逃名世外，耕稼以输王税，采樵以供微躯。”感到心满意足。“余虽不能往灞桥寻梅，窃效袁安杜门而已。”灞桥寻梅是文士赏景作诗的一种情趣，备受推崇和仿效。作者自我宽慰：囿于地域和交通，只好仿效袁安闭门自守，与古贤神交。张征《与沈学士》将其比作陶渊明：“官非彭泽先生隐，柳似柴桑处士栽;闭户堂前看古史，清闲就是神仙胎。”张添祐《赠沈如筠先生隐居》：“先生晦迹竹林间，无束无缚任往还;吟首新诗陶意致，酌杯美酒解愁颜。”《归途日暮》表明作者陶醉于乡村田园生活：“日暮重关乡邑遥，云横天末见归桡;更寻野渡逢渔舍，为取残霞入酒烧。”他的才名遐迩有闻，却无意官场，“洪武初，征不起。”直到终老。

（四）致仕还乡型

北宋冯式《宝善堂记》曰：世祖冯世塘，官秘书监，退职后居江夏，栖隐于夹山（今龙泉山），“依山而樵，伴水而渔。山色湖光，以供书窗。”南宋末年李宗孟，宋亡后闲居老家。李臻生《灵泉山李氏录》：“李宗孟年十一举神童，元时不仕。”李宗孟《登含山楼》坦露“无官一身轻”、安闲自在的心境：“绿水绕门幽似月，青山入座穆如风。欲识灵泉景物好，山南山北与山东。”明代辽东卫官员张尚德，卸甲还乡，僻居山村。其《山居怀思》云：“为厌红尘爱寂寥，茂林修竹近渔樵;经年俗客绝车马，终日和风长药苗。流水绕门鱼出没，青山当户鸟歌谣。”另有《完赋吟》诗：“禾黍青山外，桑麻绿水边;官租输已毕，斗酒醉残年。”张本智与沈贲要好，其《寄知州沈贲》表露作者对于友人终官致仕后生活的仰慕：“闲花野鸟皆心赏，溪谷流泉应自歌。”归老衡门，常年与山花野鸟、溪水流泉为伴，安逸自得。

（五）间仕间隐型

张添祐九岁能诗，当地传为小神童。洪武二十六年（1393）中举，次年进士及第，初授以詹事府官员，辅佐皇子有方，得到明太祖表彰，改派吏部任职。因其父张诚病卒，离职服丧，逢燕王朱棣起兵，补阙无望。闲居灵泉26年，撰有大量诗文。洪熙元年（1425）奉诏入京，赋诗一首《承诏赴京》：“匹马萧萧上帝州，北风吹雪满貂裘。”然而，到任十个月，发现自己不适官场氛围，便辞官归里。宣德二年（1427），又以御史诏起。适逢“废元配立新皇后之争”，他因直言废原皇后理由不成立，被劝退归籍，写下《归隐》自我解嘲：闻午夜钟声，观山头晓雾，日夕读书，“栽一二枝栖凤竹，养三四个化龙鱼。人来求卷拈拈笔，客去关门看看诗。”青山绿水任我行，凡尘纷扰搁一边。眼里乾坤即如此，何须留恋帝王畿。他生性豁达，乐于交游。时常光顾灵泉寺，结缘寺僧白云山人，言谈甚欢。每逢节庆则邀约友人、子弟开诗会，从中体验收获感。其《李园秋菊》云：“莫把品题归隐逸，惟从老叟看容光。”无论是春日暖，还是晚风凉，老叟依然心如止水，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形象，终寿八十四岁。

（六）终身不仕型。

北宋杜淦，方志记载其居住龙泉山东澥河岸，“居水濱，戴笠躬耕。”湖广方志大多将其列入“隐沦”人物，理由是：本来可以考个功名谋个职位，他却耻于为仕，而且坚持做到读书务农两不误，烈日笠首，躬督耕垦，历经十五年，终成大富。民国廉耻读本将其事迹略加提炼，称其“垦耕起家，嗟彼忍耻，视妻如花。”杜淦起于匹夫，却被历代廉耻读物、德育教材奉为“勤劳致富”典范，广为传扬，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实属罕见案例。

张郁《含山楼记》：“宋世南竞，先人隐居此地。”“先人”即是灵泉张氏始祖张训民，靖康之际，亲人殉国，孤身南逃，年仅十二岁。建炎初年，由家丁张勇辅佐，定居灵泉，割草搭房，聊且栖身。他的后人、明举人张弘“灵泉四宝志”所记，他们南迁时，带了一些文玩和书籍。其一有张训民父亲张栋的石质砚盘，其二是一批纸洁字爽的古书，“此为无价之宝”。初来乍到，剪草为房，新的生活环境有些不适应。失亲之痛，备受打击。常以思念家乡与亲人当作精神寄托，其《南迁思君》“客思向汴梁，客心同汉水”，表明他仍然抱着客居心理，往后的去向还不确定。但为了生计，不得不着手生产经营，购买他人旧屋，修造庭院，栽茶种豆，日耕夜读，聊以卒岁。某日挖地时得金数坛，买田地三百亩，在天马峰南坪营建含山楼、思亲台，搭建六十余间茅屋，排列如市，招来商户租赁，积蓄日渐增多，日子越来越滋润。当他写《江南赋》时，已经接受现实：“千里离情千里长，那管他乡与故乡。”并日益钟爱“环庐万点秀嶂，绕户一泓碧水”的小天地。其《隐逸作·赠李居士》：“湖边半亩一白沙，流水柴门是我家;老叟山中无一事，自锄明月种梅花。”张训民之孙张潮有《隐居灵泉》诗：“独守清高贫贱乐，不甘爵禄不封侯;读书谈古白云屋，采桑栽花绿水丘。”哪怕是生活再平平淡淡，也要潇潇洒洒少些烦恼和忧愁，并声称要让巢父、许由默认定他是真正的不求名利的“逃名客”。

《江夏县志》人物志“隐沦”：“张钟灵，其先武昌（今鄂州）人，后徙江夏，中弘治戊午科解元。晦迹家塾，脱然声华之外，终身不仕。”以文会友，多行善事，与龙泉山乡绅熟络，点评《灵泉志》，撰有一些有关灵泉的诗作，参与编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明代还有郑姓居士、李姓处士，虽然未留下作品，但其友人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片羽。郑居士的住宅依山而建，天上白云飘渺，地下清泓环绕，“行歌每逐渔郎后，即席还推野老尊。”张廷学的《赠郑居士》流露出发自内心的赞赏。张国安的《与李处士》俨然一幅自给自足、怡然自得的生活画面：“门无俗客鹤常舞，堂有清琴韵自佳。”明月夜钓，惬意归来，柴釜烹鲜，邀友酌酒，高庐吟诗，悠然自乐。

二、共性特征

隐居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龙泉山隐士的生活状态和行为举止有着四个方面的共同特征。

（一）拥有才学储备，嫉恨现实不公

《论语·泰伯》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大多读书人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当他们仕途不顺、遭遇排挤或被人暗算时，认为世间无道，不愿攀附权贵，不愿随俗浮沉，决意挂冠归隐，逍遥遁世，静心做些自己喜欢的事，例如著书立说、种植饲养等。未著姓名的隐士《小园》诗云：“围园新种竹，不让野人居。客至旋沽酒，士贫好著书。”为官之人公务繁忙，难以静心写作。退隐以后，乘着闲暇，以种养维持生计，以写作著书明志。

（二）推崇隐逸高士，仿效先贤操行

他们尊奉前代隐贤为楷模，远离世俗社会，保持自身生活信条和独立人格，安贫乐道。沈如筠《瑞芝堂》：“先生执《黄庭经》一卷，说剑谈玄，真可以调圣贤之心，洗巢由之耳。”巢父、许由两隐士，不受尧帝的主动禅让，为后世尊为隐贤。佚名氏《秋夜有怀》尊崇春秋楚国隐士老莱子。老莱子70岁还身穿五彩衣，模仿小儿的动作和哭声，为的是博得父母开心一笑。“不堪回首望，犹忆老莱衣。”《灵泉志》载：晋陶侃辞官隐居江夏灵泉，逝后葬于“连珠宿草”之地。李宗孟有《赠陶居士》：“倦游归隐白云乡，芳草闲亭昼日长。”物转星移，九百年过去，陶居士的美名千古流传。沈如筠《秋风亭》云：凭栏纵观，一览龙泉山水，“宛然辋川一画图。”辋川为唐代诗人王维幽隐之处。作者仰慕王维的幽隐状态，欣羡王维的身后影响，将龙泉山视作辋川，可见作者情到深处、心满意足。无名氏《幽隐》曰：“扫径迎仙客，摊书见古人。问君何姓氏，无乃葛天民。”南宋葛天民，隐居钱塘湖，与好友诗文唱和，吟咏自乐。作者听闻有客来访，打扫庭院，以示尊敬;客走屋静，挑灯展书，交心古人，颐养天寿。

（三）不求闻达于世，但求宁静在心

大多隐逸者有两个层面的意图：一则将隐退作为摆脱羁绊的一个途径，二则以“隐”的方式，求得“无官一身轻”的释放，追求淡泊宁静的生活。张尚德《山居怀思》正是这种心迹的表露：虽然没有玉带金佩，只有诗筒与酒盅。闲暇之时读书写字，舒坦自乐，哪怕是咀嚼菜根也觉饶有滋味。“浩荡天怀活泼泼，徜徉泉石意陶陶;访余只在茅檐第，好向青山路一条。”他们在抉择时，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不顾世俗猜疑或不解的眼光，毅然放弃官场的名利，隐遁江湖。

（四）同情百姓疾苦，力行善举善事

隐逸者的内心也是矛盾的。他们大多受到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金榜题名之时也满怀抱负，然而残酷的现实击毁了尚未完全实现的理想，他们被迫选择独善其身、高蹈自守、寄情山水。其中也有人力行善事，极力帮助民众摆脱困境。沈如筠定居灵泉后，积极开展社会活动，出资建造公共设施，如秋风亭等。“置义田四百亩，积谷于宝峰寺中，以赒贫士。”明初杨继本《灵泉乡贤祠序》：“自汉唐始。今其祠栋榱瓦解矣，乡先生曾公（曾泰）、张公（张诚）睹斯祠之朽蠹，爰命工师，采取良材，焕妙而饬修之。”他们斥资公益事业，赢得乡民敬仰，身后被祀于乡贤祠。

三、小结

隐逸者认为自己无力改变现实环境，被迫选择“逃世”，他们的言行举止丰富了隐逸文化的形式与内涵，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因子。尽管隐逸有消极处世的一面，但客观上讲，它是一种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现实社会的风光和沧桑。探讨隐逸文化，警醒人們切勿沉湎物欲，而要正视名利，从而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凃明星.唐代江夏异僧如晓及其灵泉寺[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04）.

[2]张高荣.新编灵泉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3]张高荣.龙泉山古诗词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4]（清）陈元京，范述之. 江夏县志[M].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5]（清）王庭桢，彭崧毓. 江夏县志[M].台北：成文书局，1975.

作者简介：

凃明星（1963年-），男，汉族，湖北武昌人，副教授，学士，国家开放大学（武汉）、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研究方向：地域文化与旅游文化。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武汉市属高校产学研结合项目（项目编号：CXY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