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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志立传中追寻文学真相

2020-11-02刘早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5期
关键词:黄冈乡土散文

20世纪80年代,当刘醒龙以“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登上中国文坛之时,距离果戈里将《狄康卡近乡夜话》呈现给俄罗斯文学界,时光已走过一个半世纪。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并未阻止两位作家身上浮现出奇异的相似性。

普希金在评论《狄康卡近乡夜话》时,认为作品中源自乌克兰乡村的乡野志怪、神秘元素令人惊奇,其中包含着真正的快乐,真诚而无拘无束,不矫揉不拘礼。〔俄〕普希金:《普希金全集·评论卷》,第358页,肖马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别林斯基也认为果戈里为俄罗斯文学注入了全新的元素。一百五十年后,於可训在评价“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时指出,刘醒龙将乡野童话与传说中的神秘古老元素注入到现实主义的乡土叙事中。於可训:《刘醒龙与大别山之谜——刘醒龙创作散论》,《长江文艺》1991年第1期。刘富道则认为,刘醒龙重新认识了乡土传统的价值,將其引入当代文明的叙事,并敏锐地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寻找灵感。刘富道:《西河:刘醒龙开挖的一条河》,《芳草》1992年第4期。

两者的相似性还在于从早期创作向中后期创作的发展过程中,在写作方向上的改变。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到《钦差大臣》再到《死魂灵》,果戈里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这种创作风向转变影响之深远,使得别林斯基将果戈里的现实主义作品视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另一边,刘醒龙完成“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之后,暂时收起神秘和浪漫气息,笔锋文风一转,在90年代初接连创作出《村支书》《凤凰琴》等现实主义佳作。冯牧将这一时期的创作称为“新现实主义”,批评界则将其在9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纳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范畴。有趣的是,刘醒龙本人却对后一种划分不以为然,认为相较于越来越世俗的写实主义,其该时期的创作更加倾向于有浪漫情怀的现实主义。

在时空相距甚远,文学维度几无交集的两位作家身上找到诸多相似之处,令人不得不叹服人类精神的共通性,叹服人类面对类同的自然现象、相似的人文社会景观、相仿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时所展现出的共情。然而,同样在创作的中后期,两者的写作视野和认知角度表现出明显的分野。晚期的果戈里在批判现实主义和东正教传统两者间的矛盾中首施两端,创作陷入停滞。反观刘醒龙,从早期浪漫主义的“迷”,走向“浪漫的现实主义”的《分享艰难》《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进而迈入成熟的中后期创作。2018年以来,刘醒龙接连出版长篇小说《黄冈秘卷》、长篇散文《上上长江》、自传体作品《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可谓高产。这三部作品在价值理念和美学追求上具有一致性,虽然体裁相异,却仍可视为与《圣天门口》一脉相承,在为乡土自然谱志立传中,继续构建价值理想,追寻文学真相。

长篇小说《黄冈秘卷》中,作为全书线索之一的两本卷宗,一本《组织史》对应历史,一本《刘氏家志》对应乡土,实际上可以视为作家试图从历史进程和乡土传统中探寻出路。刘醒龙在文学作品中对民族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求索,类似于俄国文学中斯拉夫派的诉求。斯拉夫派所主张的贴近人民,贴近乡土,坚信本国的事情和矛盾可以依靠民族文化本身来解决,都在小说中有所体现。

然而仔细品味,刘醒龙对于汉民族文化的思考与俄国斯拉夫派依旧有根本上的区别。斯拉夫派自恃本民族是有优越性的,不需要引进外来物,不必否定本民族的一切,仅从历史中挖掘优秀遗产就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刘醒龙在《黄冈秘卷》中展现出的对待历史和乡土的态度,与斯拉夫派的社会自我改良理论有明显区别。首先,在对待历史方面,作家措辞谨慎,例如林家大塆的稗官野史,以及在“组织史”和“主官”这些措辞上的斟酌,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戏说历史,避免解构历史;其次,在对待乡土方面,作家推崇乡土及其传统,但又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克制,避免落入传统万能、乡土万能的陷阱。在老十哥身上,作家设计了从人物少年到老迈,与福特轿车相关的命运如影相随的一系列细节,给作品中的“乡土”打开了一副凝视世界变革与现代文明的窗口。

故土传统与当代历史进程的二元对立,在刘醒龙的创作中并不鲜明,更多的显现为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这与作家的书写策略紧密相关——“浪漫的”现实主义不仅关乎现实性,更关乎现代性所包含的乐观态度与进步承诺。刘醒龙的浪漫现实主义书写策略是,关注乡土自然的人文传承,不回避传统中的落后与弊端,并始终带有积极乐观的浪漫美学基调。自然,这样的积极乐观并非盲目乐观,其存在依据一直埋藏于作家30余年的创作当中。

从“大别山之迷”系列,到浪漫现实主义的《凤凰琴》诸作,再到《圣天门口》《黄冈秘卷》,刘醒龙的小说作品中始终存在一条隐线。这条隐线便是对自然、乡土存在真相的求索。直至近年,这条线索开始越发清晰,几乎要从潜文本跃升为显文本。

在长篇散文《上上长江》中,乡土自然书写进一步拓展至大长江流域。无论是崇明岛的藏红花、黄州的青云塔,还是三峡的拦江巨坝、石鼓的虎族之花,作家并不吝惜笔墨,以或朴素或深情的笔法对其进行描绘。对或秀丽或雄奇的景色进行描写,其目的是为引出背后的人物和故事,进而挖掘其中承载的人文精神。乌江边的项羽和李清照,陋室中的刘禹锡与竹楼里的王禹偁,岳阳楼上的鲁肃、张说、范仲淹,汨罗的屈原,平江的杜甫,涪陵的黄庭坚、顾品珍,江津的陈独秀,交州的苏轼,四渡赤水的工农红军,在作家写作的过程中,作为人文载体的人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点,连起来便成为作品抒情的主线。《上上长江》的创作实际上将长江的地理史、水文史拓宽成为长江、长江支流及沿岸地区的人文精神史。在刘醒龙的笔下,一个个人物与长江流域的历史事件紧密联系起来,溯江逆流而上,将不同历史世代的鲜活面貌以一丝无形的线相牵扯,在江流之下勾勒出一股潜流。由此,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河流从滚滚江水中析出,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精神内核便是上述人物所代表的“正直与进步的力量”,也正是作家浪漫美学基调的源头。

《上上长江》是为长篇散文之作,自然需要直抒胸臆,其抒发的内容恰巧便是《黄冈秘卷》中无法使用叙事人角度或角色口吻抒发的潜文本。因为有了《上上长江》,回过头再来看《黄冈秘卷》,才会明白苏东坡的那首真伪难辨的佚诗何以成为刘醒龙小说中人物命运、故事转合的关键元素。只需将《上上长江》与《黄冈秘卷》中“三江自此分南北”的绝句对照起来,便可以辨明,这部散文也是《黄冈秘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一般性判断中,小说的这种安排只是某种写作技巧性因素,或许还可以看成是作家性情所致的偏好。在刘醒龙长期以来的创作中,作者意图向来深藏在小说背后,常常使人努力寻找而不得。也正是这一点使刘醒龙的小说常常陷入巨大的评论分野之中,比如至今还在争论不休的《分享艰难》。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5期

可以说《上上长江》便是《黄冈秘卷》的叙事人,即小说中的作家在强烈的乡土浪漫主义背景下,无法尽情言说的部分。换言之,这是刘醒龙所采用的整体策略,将小说所不能言说而又必须言说的东西,在作品宏观框架之外用散文笔法遥相互文。或许正是有了作家的不再犹豫和不再遮掩,大方将自己的价值理念托出的系列散文,方方面面对《黄冈秘卷》才较容易形成共识。由此看来,用散文的显文本对应小说中的潜文本,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成功的。这是当代作家在其创作尚有空间时的另一种努力和尝试。而这一点,相较果戈里等在文学史中已有定论的师匠,既是距离与空缺,也是优势与可能。

刘醒龙在作品中展现出的人文情怀具有一种涵盖广大的温情、一种仁的理念。他不狭隘,不局限于人群、地域和历史时代,自觉追求乡土与历史的融合,本土与外来的和解。在此种意义上,刘醒龙在《黄冈秘卷》中展现的对人性和现实的关怀,已经实现对斯拉夫派、乡土派理念的超越。在正视乡土,重视根基,相信传统文化力量的基础上,作家将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地方历史揉碎打散,细细编织于一家人的命运中,以冲突——和解——融合的叙事进程,指出一条已经验证可行并且日益更新的社会良性运行之道。

小说《黄冈秘卷》中,由于主人公老十哥对于《组织史》和《刘氏家志》二者只能取其一,并且只能是前者的态度,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将历史和乡土对立了起来。这种对立不是全盘的对立,它源于小说关键角色,老十哥的一个难解的心结,它最终随着时间慢慢化解。于是人们忽然发现,老十哥的名字在《组织史》的第27页,在《刘氏家志》上也是第27页。《组织史》和《刘氏家志》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得以化解,也暗示历史和乡土的短暂的局部对立得以化解。两本卷宗以老十哥姓名所在页数的方式合二为一,但这并不意味着“秘卷”可以由二者的和解而诞生。

小说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老十哥待人接物的态度时常带有精微的矛盾。他表面上讨厌老十八,不允许他当面提及《刘氏家志》,但每次见面都用最实惠的家宴招待对方,以及老十哥一直悄悄藏起的福特轿车发卡,一直藏在老家祖坟旁边的旧家志,其实是在暗写:即便像老十哥这样将自己彻底献给历史的人,内心深处也没有排除来自故土的天理人伦。这是人的最大真相。

老十哥、王朤、老十一这三个人物,一个忠诚隐忍,一个正直刚烈,一个古灵精怪。三张脸谱都并非对现实人物的直接刻画,却共同构成了“黄冈人”和“我们的父亲”这两个间接形象。换言之,“黄冈人”和“我们的父亲”的精神内在是共通的,但在不同人类个体身上呈现出不同的表象。骨子里和本质上,他们是同一条根系上发出的三根枝丫。《黄冈秘卷》是历史与乡土的交融,更是“我们的父亲”身上,以及“我们的父亲的父亲”身上的贤良方正,以及通过血脉传至后人,有待历史和乡土见证的价值理念。“秘卷”的秘密至此水落石出。

刘醒龙在小说《黄冈秘卷》中的情节构思依稀可以看出史诗化的倾向。通过修续《刘氏家志》这条线索,整部小说囊括了诸多真实人物、真实地点和真实历史事件,作者和叙事人的边界时而模糊不清,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呈现水乳交融的状态,让这部作品实际上成为半部家族志、半部小说,外加小部分自传的这样一个复杂的聚合体。通过与遍布地方的各个知名地理位置以及重要历史节点的对接,一部家族志渐渐显露出地方志的轮廓。而通过塑造“我们的父亲”这一概念,更试图在家族史叙事中为民族史提供素材。

在小说人物塑造方面,不同的读者可以读出迥异的潜文本。作为一般读者,小说中的老十哥、王朤、老十一、老十八即是父辈的象征,令语焉不详的林家故事反而更加引人注目。对于家乡人而言,汉川门、八卦井、老鹳冲、马曹庙的包面、上巴河的藕汤等专有名词,是饱含历史文化信息和家乡风情的浓缩潜文本。而对家族里的人来说,作品中每十个人物便有七个形象鲜明,所指何人一目了然,每三个故事便有一个听来分外耳熟,自己心领意会时还笑他人看不穿。例如老鹳冲堵溃口的故事,便实际来源于父亲中年时的真实壮举,刘醒龙在早年的创作谈中就有提及;又譬如马曹庙的包面,在刘醒龙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中》已有提及,是其父临终前最想念的家乡吃食。这些密写的潜文本,在不同读者心中,显然营造出不同的画面和心境。

由此,在《黄冈秘卷》中,作家通过独特的、刻意非刻意的潜文本构建方式,使小说中私密潜文本的布设达到了一个相当频繁和密集的水平,作家在构建这些私密潜文本时,其创作目的是带有矛盾性的。一方面,他不希望这些私密潜文本被解读出来,或者说不希望被所有人解读出来,同时享受这种小隐私暴露在大众目光下却无人察觉的“新衣”感;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这些私密潜文本被特定人群解读出来,期望他們发掘并读懂这些潜文本中潜藏的情感含义。由于私密潜文本极为特殊的有的放矢属性,单一研究者可以量化单一作家或单一作品中的潜文本,却无法量化自己作为非目标读者时其他作品中潜文本的含量。此外,私密潜文本在阐释过程中还存在隐私伦理的考量,这便决定了读者以及批评界对《黄冈秘卷》这一饱含潜文本的作品进行解读时,其隐藏的意义次层面的展开是完全因人而异的,不仅千人心中千本秘卷,而且千本秘卷每本的厚度皆不相同。由此,在潜文本层面上,《黄冈秘卷》更凸显出其半家族志的属性。

也正是由于小说包含的半家族志的属性,作家对真实人物的尊重,对真实地点的切切乡情,决定了他不能够大刀阔斧地雕塑人物,不能凭空捏造情节。单就这一点,已经决定了《黄冈秘卷》无法成为像《圣天门口》一样的宏大叙事作品。相同因素也决定了《黄冈秘卷》的潜文本与显文本特征,要比一般其他作品来得更加明显,也更加隐秘。然而这种状态,却恰恰是《黄冈秘卷》的最优解和最初目的所在。《黄冈秘卷》并不需要依靠宏大叙事来使自己具有史诗性,小说的初心便是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只有千万本“黄冈秘卷”才能构成本民族的史诗,只有千万个故乡、千万个家族的故事才能书写“华夏秘卷”。因此,《黄冈秘卷》在叙事策略上展现出与《圣天门口》的不同,叙事由宏大转向局部,人物群体由芸芸众生转向为一家一族。

“写作是要表现小地方的大历史,小人物的大命运,文学是小地方的事情”,李遇春:《文学是小地方的事》,《上海文学》2004年第4期。刘醒龙曾在李遇春的访谈中这样说过。从团风、石头咀、金家墩、贺家桥、西汤河、雷店,直到张家咀,刘醒龙的少年青年时期在这些小地方度过,这些小地方则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从《威风凛凛》《大树还小》《弥天》《圣天门口》到《天行者》,对小地方的叙事和小人物的描写贯穿了刘醒龙的中期创作。经过30多年文学创作的积累沉淀后,刘醒龙显然将小地方叙事和小人物书写提升至一个新的层面,即在为家族谱志为人物立传中,构建“贤良方正”的价值理念。

《威风凛凛》重在写黄冈地方文化传统中人的命运。《圣天门口》重在塑造历史中的人,对西河两岸的风景描写,像小说中写的将一件毛衣拆散还原成一根毛线,沿着水和沙滩一路写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威风凛凛》与《圣天门口》之间还藏着或者存有一部还没有被作家写出来的“潜文本”作品,果真如此,或许可以干脆将前者当作后者的序曲。

而《黄冈秘卷》便是介于《威风凛凛》与《圣天门口》宏观结构之间的这样一部作品。《黄冈秘卷》中的故土整体观感更似一幅大写意。作者通过有别于《圣天门口》的家族叙事,有意不做过多景观描写,而侧重于书写男人织布这类风物,凭借厚重的人物、人文元素撑起单薄的故乡、故土,更显示其浓厚的家族志属性,一些评论家口中的地方志属性则显得轻微了。从地方志属性的《圣天门口》,到家族志属性的《黄冈秘卷》,刘醒龙未改初衷,且越发明晰地体现出“贤良方正”的价值理念,并将之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价值内核。

也正是“贤良方正”的价值理念,让《威风凛凛》《圣天门口》《黄冈秘卷》三者的关系显得格外特别,让这三部作品之间形成近乎三部曲一般的相互弥补、相互依存、相互启迪的关系。而这样的价值理念的提出,在刘醒龙的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是否标志某个阶段的暂结,某种新事物的横空出世呢?

如果说《黄冈秘卷》和《圣天门口》所追寻的价值理念是基于鄂东楚地,那么《上上长江》则剑指大长江流域,试图用同样的逻辑,搜寻长江在历史长河中浸润出的人文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刘醒龙在这部长篇散文中所侧写的“正直与进步的力量”,隐约与《黄冈秘卷》中的“贤良方正”遥相呼应。

《上上长江》被诸多评论家誉为“新时代的长江之歌”,它将文学中的母亲河母题再次拓宽加深。作品中按照时间序列、考察地点先后写作的一系列散文,反而呈现出与寻常游记散文完全不同的创作风格和美学指征。

刘醒龙在《上上长江》中提及对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的欣赏。《鱼王》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小说中时时浮现的教化醒世的责任感,担负部分宗教功能的使命感,是俄罗斯文学自发端以来的使命。中国文学当然有自己的天命。具体到一部作品,《上上长江》的天命何在?刘醒龙以景观为引,以个人经历为催化剂,以人物历史纪事为线,重织了当代长篇散文的文体外观和精神内涵。作品一改散文或颂美赞奇,或托物言志的传统套路,言物而不华丽,抒情而不空泛,在空间广度和时代长度上跨越极大,求索并串连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的精神遗产,这使得整部作品通读下来产生的精神冲击感远超传统散文作品。在文学意义上,《上上长江》的出现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文本范例。在历史意义上,《上上长江》则为民族的人文精神、大长江流域的人文传统著书立传,以一部“长江人文志”为东亚人文史卷添砖加瓦。

从刘醒龙半生的创作道路来看,长篇散文《上上长江》实际上是一部个人情感潜文本的合集。刘醒龙曾坦言,作家写散文时“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又必须从头到尾不得剑拔弩张。看上去散文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文体,实际上散文又是与读者最不相干的一种文体,其非虚构性决定了它纯粹只是写作者的一种心灵状态”,刘醒龙:《〈河山之秘〉创作谈》,《红岩》2020年第1期。一个不留神,就会将其在小说写作时有意无意隐藏的心境、真相暴露给世人,从而接受读者和评论家的精神审问。从刘醒龙的作品年表来看,此话可以当真——从其作品年份中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在刘醒龙专事长篇小说写作后,即21世纪以后的创作中,他每完成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后,就会腾手创作一部长篇散文。

于创作大量小说之外,有序地依次推出一部部的散文长卷,这种间歇转换式的创作模式在当代作家里可谓少见。比如,2005年刘醒龙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后,不久便写出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而在长篇小说《天行者》《蟠虺》完成之后,便是长篇散文《上上长江》。正如刘醒龙在《黄冈秘卷》卷首所写,“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一滴水有多深》专门写乡土,其间的抒情性则明显是作家本人在《圣天门口》以及之前的小说写作中无法写出的全部内心的喷薄之态。《上上长江》实际上是个人文化情怀的集中爆发,它对应的显文本,则只有可能是作家此前刚刚完成的《天行者》和《蟠虺》,它表面上抒发对象是大长江流域的景观人文,真正表达的则是作家在这些小说创作中未能直接言说的哲学观念和人生态度。由此或可预判,近期报刊预告的长篇散文《如果来日方长》应当是小说《黄冈秘卷》之后的又一次换手之作。《如果来日方长》会在《黄冈秘卷》之后以何种方式言说前文未尽的潜文本,值得期待。

由刘醒龙的小说散文间歇转换的创作模式,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奇妙的推断:作家的潜文本比文本更接近其文学真相。作品文本无论其形式体裁,无论虚构或非虚构,都只是作家思想和情感的物质载体。作家愿意在文本中示人的部分,实际上服务于他有意隐藏的部分。有趣的是,潜文本隐藏久了,有时会愿意主动放到阳光下,让世人瞧一瞧其中的初衷。可以说至少在刘醒龙这里,潜文本更接近其文学真相。无论是刘醒龙,还是其他作家,其追寻的文学真相何在,在于其作品中表达的价值理念。

刘醒龙曾提及2019年4月15日的巴黎圣母院火灾。火灾中整座建筑毁损严重,幸得美国艺术历史学家安德鲁·塔隆曾以激光扫描技术为圣母院建立三维模型存档,使得日后重缮有望。然而火灾中烧尽的木质结构屋顶是使用19世纪的百岁橡木搭建的,即便在三维模型的帮助下重建,如何能百分之百复原其原本外貌和内在结构?文学评论就如三维建模,即使以激光束从50多个角度,绘制十亿计的光点,再现一座建筑的外观,如何才能再现其内在本质和本质中包含的精神呢?再顶尖的评论家,也不可能百分百进入到作家内心,窥探其创作时的精神心理状态和文學初衷。作家通过小说之外的写作主动袒露这种心理状态和初心,直接阐述自己的价值理念,至少为人们在文学文本的显与潜之间,开了一条无可替代的路径。

表面上,刘醒龙在《黄冈秘卷》《文学回忆录》两部近作中将自身60余载对于文学、人生、人文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理解浓缩,并正式提出“贤良方正”的价值理念。实际上,这四字精神早在中篇小说《村支书》中已萌发,由《凤凰琴》《圣天门口》《天行者》一路走来,30余年中渐茁渐强,渐丰渐善,于《黄冈秘卷》中脱胎换骨,成就作家个人秉承的处世哲学和文学主张:为家族的价值传承,为故乡的风范流传,为母亲河的人文精神谱志;为自己的心路历程,文学道路立传;在寻找自己文学真相的同时,建构价值理想。

世界已无缘看到《死魂灵》的完本,更无法见证果戈里在完成《死魂灵》之后会有何发展和转变。在创作生涯的中晚期,果戈里狂热地沉浸于东正教信仰,试图在俄国传统中,或者说在单一的精神信仰层面为民族和人民寻找出路,寻找对文学的指引,寻找自我救赎,到最后演变为寻找生的意义。俄国“根基派”思想的最终失败实际上在乡土自然的开拓人物果戈里身上就早已埋下伏笔。

反观当代中国文学,现实性让人在土地上站稳双脚,现代性令人追寻道德和真理。同样的人生阶段,刘醒龙在自己成熟的中后期文学创作中得以跳出乡土的局限,以“我们的父亲”“共同的故土”“民族的精神”宏观角度来考察当今自然、城乡、人民的相互关系。在近年作品中,刘醒龙在向世界展示一种可能——即如何从乡土和传统中汲取养分,佐以时代和进步的力量,以浪漫的手法反哺现实,以传承的理念回馈当代文明。就这一点而言,他对中国乡土自然的书写,显现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简介】刘早,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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