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茹 陈 志 王朝晖 庄 严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225700

慢性肾病(CKD)是一种逐渐持续的肾脏功能恶化综合征，具有起病隐匿、危害性大、发病率高、治疗成本高等特点。近年来，慢性肾病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人类必须面临的公共健康问题。科学研究表明，CKD的发生发展最终会引发终末期肾病(ESRD)[1-3]。如果能尽早发现并及时有效地治疗，CKD患者病情可得到良好控制，因此在人群中筛查CKD刻不容缓。但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肾功能各项指标包括血清肌酐(SCr)、尿素(UREA)和尿酸(UA)不能准确反映早期肾脏损伤及慢性肾病的进程。因此，发现新的能反映早期肾脏损伤的生物标志物迫在眉睫。

近年来，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GAL)作为急性肾脏功能损伤(AKI)的早期诊断生物标记物已得到大量国内外专家的证实[4]。最新的研究表明，NGAL和CKD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5-6]，但其中具体的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究。胱抑素C(CysC)是肾脏功能损伤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物[7]。本研究旨在分析慢性肾病各期中NGAL、CysC及肾功能各项指标(SCr、UREA、UA)的表达变化及其临床意义，为CKD精细分期诊断和临床早期治疗提供坚定的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17年9月—2019年9月106例来我院就诊并确诊为慢性肾病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均符合2013 年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NKF)肾脏病预后质量指南(K/DOQI)的诊断学标准[8]。根据美国慢性肾脏病教育计划协作组发布的肾小球滤过率(GFR)估算的CKD-EPI新方程[9]，将CKD分为5期：CKD1期18例，其中包括男10例，女8例，平均年龄(55±12)岁；CKD 2期21例，其中包括男10例，女11例，平均年龄(49±16)岁；CKD3期 23例，其中包括男12例，女11例，平均年龄(53±13)岁；CKD4期 16 例，其中包括男8例，女8例，平均年龄(48±16)岁；CKD5期 28例，其中包括男15例，女13例，平均年龄(56±11)岁。排除标准：炎症状态、甲状腺疾病、肿瘤、感染性疾病、大量蛋白尿、肝病、白细胞数异常，使用大量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等患者。选取同时期我院体检中心体检的健康人群100例作为健康对照组，男51例，女49例，平均年龄(51±8)岁，排除血糖、血脂、肝肾功能试验及血压异常，心脏、肝脏、脾脏、肾脏、肺等重要脏器疾病。 健康对照组与CKD不同期各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 研究对象禁食12h后于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黄色促凝管用于CysC和肾功能各项指标测定，绿色肝素抗凝管用于血液NGAL的检测。室温放置半小时，3 500r/min离心5min，取血清或血浆用于生化分析。

1.2.2 检测仪器与试剂： 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AU58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检测试剂均由贝克曼公司提供。检测项目的室内质控均符合要求，室间质评成绩优秀。SCr测定采用肌氨酸氧化酶法、BUN测定选用尿素酶—谷氨酸脱氢酶法、UA测定采用尿酸酶法，CysC和NGAL测定采用免疫比浊法。

1.3 统计学方法 用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数据用(平均数±方差)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做组间差异分析；多个样本(多于两个样本)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随着CKD病程的加剧，各分期患者血清中的NGAL、CysC和肾功能各项指标(SCr、UREA、UA)也随之呈现上升趋势，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KD3、4期SCr水平与健康对照相比均显著升高(P<0.05)；而CKD1、2期SCr和健康对照组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健康体检组和CKD组患者的各项指标结果比较

2.2 NGAL和CysC、肾功能各项指标及GFR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NGAL与SCr、UREA、UA和CysC呈正相关，相关系数r分别为0.848、0.792、0.73、0.917，P<0.05。NGAL和GFR之间呈负相关，r=-0.728，P<0.05，见图1～图5。

3 讨论

CKD是一种由各种各样原因导致的慢性肾脏结构异常和功能紊乱的综合性疾病。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表明，随着全球人民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CKD的发病率日趋上升。伴随着CKD的发生发展，人类的健康和全球经济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3]。目前临床上CKD早期肾脏功能损伤并没有典型的体征和症状，所以通常会漏诊。通常检测受肌肉含量、饮食、运动情况、情绪等诸多因素的肾功能各项指标和尿蛋白作为筛查CKD的标志物。虽然血清SCr、UREA、UA的检测简便易行，但容易影响，不能反映患者真正的肾脏功能，尤其是不能准确觉察GFR的早期下降，也不能预测肾脏疾病的进展，使患者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3]。NGAL被证明是一种既敏感又特异的急性肾功能损伤的生物标志物[4-6]。近十年来许多科学家研究发现肾小管在CKD的发生、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病理机制涉及周围组织的缺氧、肾小管萎缩、肾间质细胞纤维化等，最终会导致终末期肾病[2]。

图1 NGAL和UREA的相关性分析

图2 NGAL和SCr的相关分析

图3 NGAL和UA的相关性分析

图4 NGAL和CysC的相关性分析

图5 NGAL和GFR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通过比较各组中血清NGAL、CysC、SCr、UREA、UA以及GFR水平发现，血清NGAL含量在CKD1期中已经开始增加，且和健康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此同时SCr水平也有少许升高，但是和健康对照组相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血清NGAL相比于SCr而言，在肾功能损伤中有较高的敏感性。另外，血清NGAL水平随着CKD病情加重而逐渐升高，这也进一步验证了NGAL可作为CKD早期肾功能损伤的预测因子。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NGAL与肾功能各项指标(SCr、UREA、UA)、CysC呈现正相关(P<0.05)，且与GFR存在负相关性(P<0.05)，这与国外多位学者进行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0-12]。本研究发现随着CKD病情的恶化，GFR逐渐减低，患者血清NGAL的水平则逐渐升高，这一现象说明NGAL可以反映肾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提示NGAL一定程度上可预示残留的GFR，且效果优于检测SCr的水平。

综上所述，NGAL可以作为CKD患者早期肾功能损害的一个即敏感又特异的生物学标志物。在一定程度上，血清NGAL的水平能代替GFR反映肾脏受损的严重性。为进一步验证血清NGAL在CKD疾病整个进展过程中检测的效能，需要进一步的扩大样本量并对患者进行随访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