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帆 晋妍

摘要 ：乡土文化是指在乡村社会中，经过长期生产生活积淀而形成的特定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与价值观念的总和，其区别于城市文化。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乡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现代转向，其已成为一种“离土又离乡”的文化类型。明确乡村学校教育作为乡土文化传承的手段，发挥乡村教师的关键作用，以培养具有“乡土情怀”的学生为目标，是乡土文化现代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教育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乡土文化;乡土中国;乡村教育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描绘了一个流动性弱、封闭内卷的乡土社会，也展现了乡土社会的意义基础———乡土文化。之所以有乡土文化，乃是因为有一种相对应的文化形态——城市文化。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带来了城乡分化，进而形成了两种文化形态：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与之异曲同工的是西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他论述了货币经济影响下现代都市人的内在生活、精神品质和个体体验结构的转型[1]。他认为，在近代以来的城市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城市特有的精神气质，包括对个性化的追求、知性、精于计算等。城市生活方式深刻塑造了都市人的精神气质，乡村生活也塑造了乡村人的精神气质，二者并行不悖。乡土文化在城市文化的映衬下面临着现代性转向，也相應地对其传承方式——乡村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应适时做出转变。

一、何为乡土文化

1.    乡土文化的内涵

乡土文化是指在乡村社会中，经过长期生产生活积淀而形成的特定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与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一种区别于城市文化的类型。乡土文化是“土地里生长出”的文化，有明确的边界和意涵，其包括两方面的假设：一是它认为在乡村场域中存在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类型由自治的群体所创造和共享;二是这种文化类型与城市社区文化截然不同，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基于上述阐述，我们可以从如下四方面来理解乡土文化的内涵。

（1）     乡土文化是“乡土性”的文化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开宗明义地说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按照费孝通的理解，乡土性是在乡村社会中的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工业化生产方式。在这一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就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文化基础即乡土文化。

（2）     乡土文化是亲缘性的文化

首先，乡土文化自发生成于具有亲缘性的乡土社会，人们在长期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与乡村居民联系最为紧密，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村民在生活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乡土文化的熏染，乡土文化也就是乡村居民“人化”的过程。

（3）     乡土文化是“缄默”、内隐的文化

乡村居民在乡土文化所营造的意义世界里不自觉地受到这种观念的感染，他们身上已经打上了乡土文化的烙印。乡村居民的一言一行都与乡土世界有着高度的默契，他们已经将乡土性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4）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类型

乡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共性也有特性：乡土文化中有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存在，很多内容具有共通性;乡土文化更具有地方性，不同地方的乡土文化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内容，涵盖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价值观念和意识。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在传统社会占主要形态，在长期社会实践积淀基础上形成了乡土文化，乡土文化存在的前提是乡土中国的背景性条件。即使在当前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城市生活方式正逐渐取代农村生活方式，但乡村空间、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居民也将长期存在，乡村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形态。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乡土中国”都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乡土文化仍将长期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2.    乡土文化的内部结构

文化和生命有机体一样，是能自我生长、调节的多层次系统。乡土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离不开一定环境的支持，也正是在乡土环境中的不断适应和进化，才有了今天的乡土文化形态。乡土文化也离不开人的因素，正是在乡村社区居民的实践活动中乡土文化才能实现适应与变迁，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态。乡土文化就是在人与环境的和谐互动中生成、发展的。

乡土文化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有赖于一定的环境支持，是由人、环境、要素及其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文化、人、环境的互动关系就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乡土文化生态系统中包含一定的乡土文化场和文化要素，在一定条件下形成较为稳定的关系，并可细分为不同的子系统，由此构成了乡土文化的层级结构。乡土文化生态场为乡土文化各要素提供了空间支持，为各要素之间的运动、变化与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乡土文化要素包括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非物质要素包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物质要素可以看作显性层，非物质要素可以看作缄默层。显性层和缄默层分别构成了乡土文化的“表”和“里”，二者相互依存和作用，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构成了完整的乡土文化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人造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四个层次呈现出从具体到抽象、从外在到内在、从显性到隐形的递进关系，构成了乡土文化的多层次结构。

人们在面临一些选择时总是会下意识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其依据便是价值观念。乡土文化有着其文化内核，并外化为不同的表现形式。所谓文化核心，就是指“与生产及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之集合。实际证明与经济活动有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与宗教模式皆包括在文化内核之内”[3]。处在乡土文化核心地位的是价值观念，决定了乡土文化最本质的规定性，可以说抓住了乡土性的价值观念就能坚持乡土文化的本色。

3.    乡土文化的主要特征

理解乡土文化应从“乡土文化—城市文化”的关系出发，厘清“乡土性”和“城市性”的差别与边界。“乡土文化”这一颇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形式，正是现代化进程以来城市化、工业化在中国的扩张与渗透背景下的一种本土性回应。近代以来的社会巨变中，在西方强势主导下，城市文化侵入了封闭内卷的乡土社会，刺激着人们重新审视乡土文化的当代价值。简而言之，乡土文化存在以下三种特征。

（1）     乡土文化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

乡土文化是产生于某一特定空间之中，并为特定群体所享受的文化形态。乡土文化的产生建立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基础之上，是在内部生成、发展的文化类型，具有天然的内部亲和性。

（2）     乡土文化较为稳定

在乡土社会中，人与空间的流动性较差，人们“取资于土地”，依靠农业耕作谋生，与土地有着特殊的亲和关系。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实践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乡土文化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几乎没有触及根本的转变。

（3）     乡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

乡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相应继承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粱漱溟认为，中国人“实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间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4]。乡土文化将人们塑造成这种伦理观念的拥护者，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着乡土社会的内在运行秩序。

二、乡土文化的现代性嬗变与挑战

1.    乡土文化的“离土”转向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传统中国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在土地上诞生出了相对静止的乡土社会。这一时期的乡土社会有以下三个特点：土地是农民谋生的全部来源，围绕农业生产构成了乡村社会关系;土地是无法移动的，因此村落几乎处于静止状态;农村是内向、封闭的，讲求内部自给自足。土地提供了人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在乡土社会人与土地之间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乡土文化也就是“守土”的文化。

然而在追求功用的理念驱使下，土地俨然成为了“资本”的一部分，只有采取工业化的经营模式才能让财富快速增殖。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财富的渴求，机械化、规模化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取代了缓慢、低效的手工劳作，大多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农业生产演变成了职业化的工作。不少人身在农村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生活方式上一直向城市看齐，他们是身在农村的“城市人”。对他们来说，土地、农业生产经验都是超然于生活之外的异域经验。农民祖祖辈辈积累的农耕经验，对土地的眷恋和依赖的“家园经验”，对土地生长和增值形式了如指掌的财富经验，一夜之间变得几近于零[5]。可见，随着农业生产方式被工业化方式所取代，人与土地的亲缘性被打破，土地对人来说不再意味着“家园”。“人”与“土地”分离，乡土记忆、乡土经验的根基被抽离，乡土文化也就成为了“离土”的文化。

2.    乡土文化的“离乡”转向

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被纳入到无差别的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社会的封闭性逐渐消失。“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逐步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整个乡土社会充斥着西美尔所称的“陌生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去城市寻找谋生渠道，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固定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迁徙，也将乡土文化的空间拓展到了城市。乡土文化已不再是依附于土地的文化，而是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实现了空间转化。有学者指出，“农民工虽然进了城，生活的空间转换了，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基于乡土的关系网络和组合方式却一直在延续着，形成了诸如‘浙江村‘河南村等生活社区或生产与经营的集聚地，而且，他们甚至比留守乡村的农民更为顽固地保持着某些文化习俗，坚守着乡土文化的精神信仰。”[6]乡土文化对进城农民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乡土文化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能获得精神支持，更快适应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乡土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也讓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难以真正被城市接纳。

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向城市的同时也带走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活力，城乡间的不平衡被放大，阻碍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剧了乡村内部的紧张感。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分离造成了乡土文化的传承受阻。同时，农民进入城市后，其内心深处的乡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文化进行着较量，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两种文化的交织、碰撞。

3.    乡土文化的“离土又离乡”转向

现代化在打破乡土社会传统、改变既有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形成了新的乡土社会结构。在近代以来迅猛的社会变革中，诸多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乡土文化依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并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下延续。乡土文化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得以保持特性的根本在于核心部分的价值观念，即“乡土性”的价值观念。尽管经历着文化转型所带来的破坏，一些文化表现形式已经逐渐消失或衰落，但乡土文化的内核并未遭受多少冲击，还顽强地保留着传统价值观念。伴随着急遽的社会变革，乡土文化呈现出“形散神聚”的特征，在人们心中“无声”地存留着，并在“解构—重构”的运动中自我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形式与内容。这正如萨林斯所说：“文化在我们探寻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出来了。”[7]

伴随着乡土社会中“人”与“土地”、“人”与“人”的分离，原有的“人—地”关系被消解，“离土又离乡”成为当前乡村社会的主流趋势。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土地不再是人们生存必需的物质资料，而是转化为内心深处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尤其是在当下日益严峻的文化生态失衡背景下，这种情感更显得难能可贵。当中国遭遇狂飙的现代化浪潮时，重提“回到土地”“回归乡土文化”更具有时代意义，乡土文化已成为缓解“现代病”的一剂良药，为“诗意的栖居”创造着可能。现代性是乡土中国的不懈追求，乡土文化在乡土中国的这一转型进程中必然会遭遇多种挑战，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乡土文化有其延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意义上的乡村文化振兴也就意味着重构具有现代品格的乡土文化，从土地中汲取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

三、乡土文化变革背景下的学校应对

1.    明确乡村学校教育作为乡土文化传承的手段

教育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人的活动;文化是人类在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形式之和。所有人类活动，包括教育在内，都可以算作文化活动。教育与文化的联系通常隐藏着复杂的作用机理，都是作用于“人”的特殊人类活动，因此可以说，教育与文化相互联系的结点在于人。“文化与教育通过作用其中的特殊对象——‘人而相互关联，文化欲对教育产生影响，必须以教育中的人为出发点才可能实现。”[8]文化、教育、人的关系在于：文化是教育的根基，教育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方式，文化与教育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是实践的产物;人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教育的产物，教育生发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化生态场。乡土文化对乡村教育起着关键作用，塑造了乡村教育的文化品性，并集中在“育人”目标之上。

乡村学校教育是在乡村地区展开、面向乡村学生的教育活动，离不开乡土文化场的支撑。乡村学校教育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激发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肯定、认同、热爱，拓宽他们的生活视界，让他们真正能为乡土文化的再生产提供帮助。由此，乡土文化、乡村学生、乡村学校教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乡土文化渗透在乡村学校教育活动之中，作用在乡村学生身上，让他们成为乡土文化的传承者;乡村学校教育培养具有乡土文化品性的乡村学生，让他们在将来成长为乡土文化的创造者。乡村教育和乡土文化的关系在学生身上得到了体现，学生是教育的目的，也是乡土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

2.    发挥乡村教师的关键作用

乡村教师既是乡村学校教育的主体，也是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复杂的文化身份，这也决定了乡村教师在乡土文化与乡村教育中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乡村教师存在如下三种身份：作为职业教师的“职业人”，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文化人”和作为一般意义的“生活人”。作为一种职业，乡村教师是乡村学校教育活动的主动建构者，其职能在于将知识传输给学生，让他们成长为符合国家教育方针的人。乡村教师是现代教育体制的一部分，体现了普适性价值观念在乡村地区的拓殖。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乡村教师能够以其掌握的文化资本来形成话语权威，在乡村公共生活中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乡村教师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在村庄中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乡贤，他们扎根乡土，奉献乡梓，是地域文化的传播者、乡风民俗的教化者和乡村秩序的维护者[9]。乡村教师是乡土文化的守望者，在乡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自在的生命个体，乡村教师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乡村教师有向往崇高的教育理想，也有发自内心的教育情怀，一言一行中无不流露出对个人精神境界的追求。

这三种身份在乡村教师身上得到了完美结合，乡村教师既是乡土文化的守望者，也是乡村教育的根本因素，同时他们也是自由的个体。乡村教师如果处理好自身的三重身份，发挥好在传承乡土文化中的作用，将会极大提升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建设;乡村教师发挥好在乡村教育中的功能，也能将学生培养成认同乡土文化的人，为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注入活力。因此，张扬乡村教师的文化主体性、教育主体性，焕发乡村教师个体的能动性与活力，将有助于乡村学校教育活动的乡土性回归。

3.    培养具有“乡土情怀”的学生

乡土文化的传承必须依靠教育手段，乡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在于乡村学生的内化与践行。乡村学生既是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能动主体，也是乡村学校教育的对象，乡土文化与乡村学校教育的关系在他们身上得到了统整。乡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内涵，渗透在乡村教育的全部活动之中，在此意义上，乡村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乡村学生培养成具有“乡土性”的人，即带有乡土文化品性的个体。乡村教师在专业化的教育活动中自觉将乡土文化转化为乡村教育教学的内容，并以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让他们在轻松、愉悦的学习体验中感受到鄉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乡村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自然在心中涌现出爱乡荣乡、亲近乡野自然、热爱劳动的情感，让自己的善良天性得到激发，这也是乡村教育的本真追求。

通过教师的引导，在乡村学生心中埋下一颗热爱家乡的种子，从小培育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和对乡土文化的自信，使他们在走向城市时仍能情系乡土，与家乡保持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与家乡之间建立紧密的关联，能自觉投身于乡土文化再生产的实践中，这也是文化反哺的最好方式。

参考文献：

[1]   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的理论[M].张恭启，译.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84.

[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5]   张柠.土地的黄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   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J].江海学刊，2009（04）.

[7]   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8]   冯青来.文化与教育——教育理念的文化哲学沉思[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9]   吉标，刘擎擎.乡村教师乡贤形象的式微与重塑[J].当代教育科学，2018（05）.

[作者：李帆（1994-），男，江西吉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晋妍（1994-），女，山西临汾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

【责任编辑 白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