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西在各自特殊的语言文化环境下都产生了文化语言学这一现代学科，但与其他现代语言学流派或学科不同，二者为各自独立建立且在发展过程中交流甚少。本文对中西文化语言学的渊源和语言观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旨在开阔学术视野并加深相互了解，促进中西文化语言学的交流对话，推动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渊源;语言观;比较

作者简介：吴海松（1988-），男，江苏邳州人，新疆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言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9--03

一、引言

中西在各自特殊的语言文化环境下都产生了文化语言学这一现代学科，但与其他现代语言学流派或学科不同，二者为各自独立建立且在发展过程中交流甚少。中国文化语言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轰动一时，一些学者预言文化语言学将在21世纪成为中国语言学的宏富之路，然而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甚至一度陷入沉寂。与此同时，起步较晚的西方文化语言学却蓬勃发展，但在国内的译介很不充分。本文对中西文化语言学的渊源和语言观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旨在开阔学术视野并加深相互了解，促进中西文化语言学的交流对话，推动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二、中西文化语言学的渊源比较分析

中国文化语言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即在国内语言学界产生广泛影响。1985年，陈建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设“文化语言学”课程。游汝杰、周振鹤在《方言与中国文化》（1985）一文中提出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这些事件被看作中国文化语言学建立的标志。

和中國文化语言学相比，具有独立学科意义的西方文化语言学出现较晚。1996年，美国语言学家帕尔默（Garry B. Palmer）出版了《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在西方语言学界首次将“cultural linguistics”（文化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名称提出，被普遍认为是当代西方文化语言学学科创立的标志。

（一）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渊源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渊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语言研究的人文传统

自古以来，我国的语言研究就有深厚而自觉的人文传统。小学中的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不仅解释语言文字的表层意义，也挖掘背后蕴涵的东西，已属语言与文化研究范畴。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众多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研究文字、词汇与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论文，但系统的专著只有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一书。语言研究的人文传统如写入基因一般深刻影响着后世的语言研究，可以说是我国文化语言学的深层渊源;相关研究成果为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西方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影响。

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此书明显受到西方人类语言学的影响。作者在“引言”中首先陈述了萨丕尔（Edward Sapir）、帕尔默（L. R. Palmer）以及戴乐尔（E. B. Tylor）等人的学术主张。萨皮尔的名言“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1]成为罗书和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指导思想之一。申小龙在著作和论文中也多次引用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名言。可以说，西方的语言与文化研究直接激发了中国语言学者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灵感，是我国文化语言学建立的直接渊源。

3.前苏联语言理论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以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传入中国。这些论著从宏观统领性的角度论述了语言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词汇是对社会的反映”[2]等。这些论述对中国语言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多次引用斯大林的论述，认为汉语史研究的原则之一就是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

（二）西方文化语言学的渊源

帕尔默在《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一书中直接阐释了其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语言人类学;其二，认知语言学。

1.语言人类学

美国语言人类学有三大传统，分别是博厄斯派语言学（Boasian Linguistics）、民族语义学（Ethno semantics）和会话民俗学（Ethno graphy of Speaking）。

博厄斯派语言学是建立在研究印第安人语言的基础之上的。博厄斯（Boas）特别强调研究语言时要研究文化心理基础，“每种语言都存在着一种选择此方面或彼方面心理意象的特殊趋势”[3]，体现在语法结构里的不同类别反映出不同民族对意象的选择，因此意象成为博厄斯派语言学的基础。

民族语义学也叫民族科学，继博厄斯派语言学之后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其采用“控制诱导法”研究“不同民族如何组织和运用他们的文化”并探索“行为背后的组织原则”[4]。民族语学派把注意力放在探索意义的原子特征（atomistic features）和词汇意义的成分分析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意象或意象图式的重要作用。

会话民俗学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中体现了语言研究的社会人文性，并为社会语言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海姆斯（Hymes）强调文化和语言的紧密关系，但与博厄斯不同，海姆斯的文化观不是认知层面和心理意义方面的文化观，而是社会层面上的文化观。其着重研究语言在不同言语社区内使用的得体性，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交际功能。

2.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出现于20世纪七十年代，主要是在认知科学的理论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认知语言学的认识论基础是体验哲学，方法论基础是人类一般认知方法。认知语言学把语言看做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以认知为出发点，研究语言及其使用规律，“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的体验以及人们对世界进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学科。”[5]认知语言学研究与认知有关的语言生成、习得、使用及理解，探索人类认知过程中的一些共同规律，如范畴化、概念化、记忆等与语言结构模式的关系。

（三）中西文化语言学的渊源比较

1.共同渊源

中西文化语言学都受到语言人类学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者们推崇萨丕尔的学说，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作为探索的信条。帕尔默在创立文化语言学时已鲜明阐释其理论是把语言人类学和认知语言学有机整合，取长补短。

中西文化语言学都有德国古典语言学人文研究的深刻影响。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是“第一个从系统的纯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化学——语言学作创造性的阐述的德国科学家”[6]。洪堡特关于语言是一个民族世界观的论断，深刻影响着全世界的语言和文化研究。

2.不同渊源

除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中国文化语言学还深受中国语言研究的人文传统影响。古人讲的“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原则，已深入中国语言研究者的内心。而且，古人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为现代文化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铺垫;如果没有前人留下的丰富研究成果，我们将很难以历时的角度考察语言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

西方文化语言学受到认知科学的深刻影响。认知语言学为西方文化语言学提供了现代的、系统的、科学的认知研究方法，从而弥补了语言人类学在解释力上的不足;而语言人类学弥补了认知语言学文化维度的欠缺。二者有机整合为一个全新的文化语言学。

三、中西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比较分析

（一）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个流派在语言与文化研究这一总命题的统领下，有着不同的语言观。

以游汝杰为代表的文化参照派认为，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學科，不仅应该“利用语言学知识研究文化学”，而且应该“利用文化学知识研究语言学”;不仅研究共时现象，也研究历时现象。可见，该派的文化语言学是双向、交叉的。“文化语言学是解释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与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处于同一层次上”，“文化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文化内涵，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7]，语言具有符号性、生物性、物理性、社会性、文化性等多重属性，必须从多角度研究才能全面把握语言的特征和性质。

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认同派将文化语言学看成一种世界观，将所有语言学研究都纳入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之中。他指出汉语和印欧语的文化心理有着根本的区别，印欧语的句子思维采用的是焦点视、主谓视，而汉语的句子思维采用的是散点视、非主谓视。因此，他尖锐抨击自《马氏文通》以来模仿西方形式语法写成的各种论文和著作，完全摒弃形式的句法分析观念和方法，纯粹从语义表达出发来建立汉语句型系统，用“意合”取代“形合”，努力建构“汉语句型文化”。

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学派认为，语言结构的描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强化语言的人文性研究。他认为文化语言学应该和社会语言学以及交际语言学相接。他提出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主要表现在：第一重视语言的交际价值，第二重视语言的变异形式，第三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语言，三者紧密联系。因此，他主张从语言使用的主体——人的角度出发，研究人们的言语活动，研究作为这种活动的工具的语言，并从文化学角度解释。

（二）西方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

帕尔默文化语言学是将语言人类学的三大传统与认知语言学有机结合建构的新学科。帕尔默认为，语言人类学的三大传统之间没有本质区别，某种程度上是同宗同源的，但他们需要一种现代的、系统的认知研究方法作为补充，而认知语言学则缺少了极为重要的文化维度，如果将它们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力的语言学理论。

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的基础和核心概念是借自认知语言学的“意象”（imagery）。帕尔默认为，语言是基于意象的言语符号游戏（play of verbal symbols that are based in imagery）。人们惯常认为，意象就是脑海中的图像，帕尔默指出，意象也包括我们通过听觉、味觉、嗅觉和动觉（kinesthetic）所获得的直接感性经验的概念类比而得到的间接经验。意象的意义生成于特定文化的语篇和语境中，是社会文化约定俗成的世界观意象，因此具有民族差异性和文化特性，对于“意象”语言的理解必须放在特定的世界观背景之下进行。

21世纪，澳大利亚语言学家谢里芬（F. Sharifian）的研究代表了西方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他的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建构于“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这对概念基础之上。“文化概念化”是语言和文化认知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文化认知在“文化概念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最终以“文化概念”的形式定型于民族语言文化之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目的就是对由人类经验活动建立的文化概念进行编码和解读。在“文化概念/文化概念化”理论体系下，谢里芬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文化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文化认知、文化范畴、文化隐喻、文化转喻、文化图式、文化模型等，它们均属于文化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认知”是当代西方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核心。

（三）中西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比较

中国文化语言学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人文精神，同时受近百年来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也不失科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中国文化语言虽然是各派观点不一，有的将文化语言学看作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有的看作是本体学科，但都阐释了一种全新的人文主义语言观，这种语言观“将中国传统对世界、人、语言三者关系的本体论认识同现代人类学、语言学的语言相对论，欧洲人文主义的语言世界观、当代释义学关于语言的人性与人的语言性的深远思想有机结合起来”。[8]

西方文化语言学将语言人类学的三大传统和认知语言学有机结合，因此，其语言观是人类语言学语言观和认知语言学语言观的整合。“文化语言学的出现在美国对人类学和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量变大于质变的发展，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对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发展却具有质变的性质，可以说是西方语言人类学和中国的文化学相结合的结果。”[9]西方文化语言学在观念上最大的特点是充满科学主义精神，尤其体现在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现代化、系统化上，这方面值得中国本土文化语言学借鉴。

四、结语

中国文化语言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轰动一时，一批学者大胆而努力探索，于学界形成广泛争鸣。在他们的努力下，文化语言学最终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一派，也是语言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如今，中国文化语言学界已然恢复平静，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语言学发展的困境，尤其是研究方法创新的困境;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语言学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当代西方文化语言学正在日益向前发展，其学科定位与发展路径，对当前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目前对西方文化语言学的译介还远远不够，代表西方文化语言学前沿的作品更是少有译介。中西文化语言学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渊源，也同样重视语言研究中人文精神与科学主义的平衡，这为打通中西文化语言学、双方互补共进提供了可能性。中西文化语言学可以在理论、观念和方法层面展开广泛而深刻的对话，推动文化语言学的创新性发展，助力语言与文化研究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

[3]Palmer G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4]Tyler S A. Introduction in Step hen A. Tyler（ed.） Cognitive Anthropology[M].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Press， 1969.

[5]Ungerer F， Schmidm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6]申小龙.语言的文化阐释[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

[7]游汝杰.文化语言学答疑[J].汉语学习，1989（3）.

[8]申小龍.中国文化语言学[J].银川师专学报，1989（1）.

[9]纪玉华.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的构建思路[J].外国语，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