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君, 张耀文, 杨月巧

(1.防灾科技学院 应急管理学院，河北 三河 065201; 2.防灾科技学院 生态环境学院，河北 三河 065201)

0 引言

我国城镇化过程发展迅速[1]，而中小城镇，尤其大都市周边卫星城镇，固废处理需求与收运管理系统滞后处理能力间矛盾突出。目前该类城镇多采用一次转运或直接配送收运方式，设施配置基本未进行经济、环境或社会效应优化，系统运营耗资大，固废回收率低，且污水、废气等负效应显著。其中，选址、建设约束相对灵活的中转设施，成为城镇生活固废资源、经济、无害化处理的关键因素。

为实现收运系统的合理优化配置，国内外学者已采用定量或定性方法进行中转站选址研究。1996年，Thierry Kulcar[2]在已知某街区中转站备选点收运路线情况下，首次采用混合整数模型以最小转运成本为目标进行转运设施优化选址，而后Noche[3]、何波[4]等学者以最优经济效益为目标进行中转站选址或二次优化；Ghose[5]、Benjamin[6]、贾学斌[7]、陈勇[8]等则通过VRP或仿真模型结合分配方案、转运路径进行了中转站选址研究。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亦对中转站运营过程中负面环境效应对其选址影响进行了相应研究，Chang[9]、李安宇[10]、王海燕[11]、周方圆[12]等综合负效应或二次污染风险控制建立多目标优化选址模型。陈佛保[13]则从市场化角度基于邻避设施负面支付意愿，量化分析了垃圾中转设施的邻避效应。此外，亦有学者采用模糊理论[14]、AHP[15]、生命周期[16]、指标满意度[17]等综合决策方法针对中转站选址进行定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