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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自治主体中青年资源流失问题研究

2020-10-21郭鹏

青年生活 2020年26期
关键词:流失回归社区治理

郭鹏

摘要:青年群体作为社区治理主体重要组成部分,却面临着男女性的社区参与意愿迥异、各年龄段的社区参与意愿有较大差距、三类社区青年的社区参与程度存在差异等严重流失现状,青年资源流失的表现为青年群体社区治理的参与意愿不足、参与渠道不畅以及参与程度不够,缺乏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缺失社区参与文化教育和小区之间的发展差异造成青年资源流失。因此,营造社区参与文化,建立多元的参与渠道,创新社区参与方式,及时回应青年需求,共同搭建青年组织,积极引导青年参与社区治理。

关键词:社区治理;青年资源;流失;回归

一、社区治理中的青年资源流失现状

对所收集301份问卷进行分析,分别从性别、年龄以及职业的角度交叉分析青年的社区参与意愿,发现青年群体中男女性别、年龄阶段以及不同职业对社区参与的意愿是各不相同。

(一)青年群体中男女性的社区参与意愿迥异

从青年群体性别来看,女性青年的社区参与意愿明显高于男性青年。其中,在“非常不愿意参与”和“不愿意参与”社区治理的选项上,男性远高于女性的占比,男性受访者的比例分别为4.58%和22.88%,而女性青年占受访者的比例分别为2.03%和16.22%,可见男性“非常不愿意”和“不愿意”参与社区治理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然而在“愿意参与”和“非常愿意参与”上男、女性呈现相反的趋势,男性受访者的比例分别为24.18%和11.11%,而女性青年的比例分别为33.11%和19.59%,远高于男性。

(二)各年龄段的社区参与意愿有较大差距

从年龄阶段来看,高龄青年群体相比其他年龄段具有较高的社区参与意愿。其中15岁-17岁的青年群体的参与意愿是最低的,该群体中“愿意参与”和“非常愿意参与”的占该年龄段的比重为13.04%,远低于其他两个年龄段群体所占的比重,而在“非常不愿意参与和不愿意参与”该年龄段群体的占比又高达50%;18岁-25岁年龄段群体在“参不参与均可”上占比较高,占该群体的48.72%,可见该年龄段青年的注意力虽不在社区,但对社区的活动并不反感,所以其他两项上的比重低于15岁-17岁和26岁-35岁年龄段群体;相比其他两个年龄段群体,26岁-35岁年龄段群体的参与意愿较为为强烈,该群体在“愿意参与和非常愿意参与”占群体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为26.26%和9.09%,同比其他两个群体的占比要高,这与该群体大多数拥有家庭、房产以及权益意识有很大关系。

(三)三类社区青年的社区参与程度存在差异

为了解成都市城市社区青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本次研究主要调查青年群体对社区各种活动、社区事务、社区建设的参与频率,共8道题。通过受访者选择问卷的答案(经常、偶尔、从不)来判断青年参与社区的程度,同时为方便研究,对三种答案分别进行赋值,“经常赋2分、偶尔赋1分、从不赋0分”。最低总分0分,最高总分14分,分数越高越说明居民参与程度越高。表3的结果表明,在总体上,新建商品房小区的青年参与远比老旧院落小区和安置房小区高,老旧院落小区的青年参与程度略高于安置房小区,但是这三小区的青年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都很低,充其量只能算是“偶尔”的水平。

二、社区治理中青年资源的流失及原因

(一)社区治理中青年资源流失的体现

1.青年资源的参与意愿不足

在工作、学习和娱乐等领域,青年群体相比其他群体更为积极,但是社区或政治领域的参与就略显不足,总体可概括为“社会参与活跃、政治参与不足”。当前城市社区中青年居民对社区治理活动感兴趣只存在一少部分人,愿意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并把参与社区公共领域的事务当作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然而绝大数的青年居民却对于社区治理活动保持观望态度,与自己关联密切的事务就选择参与,对于社区公共事务或与自己关联不大就采取逃避的态度;另外还存在一批青年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公共事务选择消极回避和直接拒绝态度,对于社区缺乏主动参与的意识。

2.青年居民的参与渠道不畅

社区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社区治理的目的就是满足居民的利益诉求,促进社区健康发展,使社区最终走向善治。[1]但根据调研结果显示,在99位“不愿意参与”和“非常不愿意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受访者中,其中有55.5%的受访者表示是因“不知道如何参与”而不愿参与社区治理;另外,无论是社区信息公开方式和社区参与渠道仍是使用传统的宣传方式和参与方式(67.8%),网络等新型的宣传和参与方式仍不是主要首要手段,这一现象与青年群体主要采用网络媒体、社交软件了解各类信息的趋势(50.5%)不一致,使得青年群体不够了解社区治理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受阻,降低青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最终造成社区治理中青年资源的进一步流失。

3.青年群体的参与程度不够

本次研究为进一步了解成都市城市社区青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便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8道题目,关于青年群体对社区各种活动、社区事务、社区建设的参与频率,同时对受访者选择的答案进行赋值,对三种答案分别进行赋值,“经常赋2分、偶尔赋1分、从不赋0分”,最低总分0分,最高总分14分,分数越高越说明居民参与程度越高。成都市城市社区青年参与程度平均成绩为3.09,其中新建商品房小区的青年参与程度为3.86,老旧院落小区的参与程度为2.81,安置房小区的参与程度为2.59。由此可见,城市社区青年居民普遍的参与程度较低,其中老旧院落小区和安置房小区的参与程度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低于全市的社区治理青年参与程度的平均水平,这一反映出青年群体在老旧院落小区和安置房小区的公共领域处于缺席的状态,直接影响了老舊院落小区和安置房小区的发展与活力。

(二)社区治理中青年资源流失的原因

1.缺乏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不断扩大,原有的村社、单位制的居住方式被打破,形成新的小区式居住方式,当前城市社区或居委会就在小区的基础上组建社区自治组织和服务社区居民。在这种“先小区、后社区”的城市社区发展模式下,社区居民天然地对后建立起来的社区认同感不高,往往更认同是小区居民而非社区居民,先天缺失社区参与的意识。另外,青年阶段正处于学业或事业的关键时期,正面临巨大的学习或生活压力,无论是在学青年还是在职青年的生活重心都不是在社区,[2]进一步降低青年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而且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青年的生活节奏,青年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导致青年职业流动、社会阶层流动以及地域流动,大大降低青年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2.缺失社区参与文化教育

社区参与文化教育是培育青年“公民意识”的重要环节,参与文化教育的缺失极大影响青年对社区的认识与参与。在参与理论教育方面,在我国义务制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中只出现“政治参与”“选举与被选举”“民主参与”等宽泛性的政治性参与知识,却从未出现“社区参与”“基层治理”“居民义务”等基层参与的相关知识;在参与实践教育方面,学校更为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对于青年学生的社会实践采取忽视的态度,具体教学任务中的学生社会实践学分认定上走过场,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社区活动仅局限“维护社区环境”“看望社区老人”“社区文艺表演”等形式化活动,然而学生并未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对社区居民的权利与义务一无所知,不懂得如何行使居民权力和维护自身利益。

3.小区之间的发展差异

之所以出现三类社区青年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差异较大,是因为青年参与受职业、学历、收入以及房屋所有形式等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社区服务能力、组织能力和公开民主也会影响青年群体的社区参与。新建商品房小区之所以青年参与意识比其他两个小区高,这跟新建商品房小区的服务能力现代化、基础设施完善、居民素质高以及居民对房屋所有权等因素是分不开的;相反,安置房小区的青年居民之所以参与意愿不高,这主要是安置房小区大多数青年居民是以租客的身份居住,流动性大,对社区没有归属感,另外安置房小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农转非”的原住民,自身素质以及管理思维仍停留在上世纪的“社区管理”,造成安置房小区的服务能力与水平不高;在老旧院落小区的青年居民选择“参不参与均可”中立态度的居多是因为这部分青年长期的居住使得他们对社区有一定认同感与归属感,但由于自身学习或工作时间、家庭和兴趣爱好等原因造成他们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

三、青年资源回归社区治理的路径

(一)以社区治理为依托、以党建工作为载体,共同营造社区参与文化

就组织力量而言,党委、基层政府作为区域领导主体,应以“掌舵”为主的责任定位,遵循“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职能规范,明确政府与社区的分工,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实现“基层社区、居民自治”;[3]居委会和业委会作为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理顺社区内各主体分工合作关系,赋予居民更多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力,培养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激励青年群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就社会力量而言,相关的机构、单位、工会等组织是重要的青年工作主体,应做好青年参与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在学习或工作场域建立主体参与氛围,与社区治理各主体密切合作,更加积极地发挥联系青年、服务青年的职能。就专业力量而言,学生团体、共青团以及社会组织等专业组织应发挥社区参与专业素质培训,提升青年群体对社区治理的了解与认识,锻炼青年居民对社区建设的价值判断。在党委和基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社区内外部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营造社区治理主体参与的良好氛围与社区文化,鼓励更多青年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与治理工作。

(二)建立多元的参与渠道,创新社区参与方式,及时回应青年需求

与城市社区其他主体相比,青年对新鲜事物的可接受性也更高,在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青年通过线上的方式了解各类信息资源,甚至青年群体在网络上建立大量的组建简便、活动灵活、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网络青年组织。[4]从促进青年社区参与的角度出发,无论是社区组织还是党团组织,在工作方式上都需开拓思路、积极创新、灵活多变,避免过度行政化;[5]根据社区参与各主体的特征,建立多元化的参与渠道,以便包括青年群体在内的居民主体更加畅通、更加有效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促进青年社区参与的相关工作还需要积极借助网络手段,搭建更为丰富、更具吸引力的网络平台,创新社区治理参与方式;[6]社区治理组织通过畅通的参与渠道,了解青年居民的真实社区需求,并根据社区自身情况及时回应青年群体的需求。

(三)强化社区的服务能力,共同搭建青年组织,积极引导青年参与社区治理

促进青年社区参与的关键在于满足群体需求、维护自身利益,这需强化社区对青年的服务能力,使社区参与成为青年群体反映利益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和协商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7]对社区青年群体分化现象,通过仔细了解不同小区中的不同类型青年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需求,在识别青年群体的真实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计服务与活动内容,切实有效地回应青年居民的现实需求和实际问题。对于安置房小区的青年白领来说,不仅要面对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压力,还要面临大城市的生活壓力,社区可以从职场规划、心理疏导、邻里交流、理财以及提供生活信息等方面开展社区服务;[8]与此类似,新建商品房小区的年轻父母所面临的育儿教育和夫妻关系等压力,老旧院落小区的青年所面临的升学和父母关系等压力,均是社区服务的切入点,针对各类小区青年的实际需求对症下药,强化社区相应的服务与支持能力。

参考文献

[1]杜雨遥. 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18.

[2]郑士鹏. 当代中国青年社会责任感及其培养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4.

[3]付启敏.我区城乡社区管理模式和政策研究[J].前沿,2013(23):140-145.

[4]周定财.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治理研究[D].苏州大学,2017.

[5]钟晓敏. 青年政治社会化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3.

[6]朱孟光.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方式社会化研究—主要基于城市基层党建的考察[D].中共中央党校,2016.

[7]金桥.青年社区参与:障碍、优势与对策——一种社会学的整体分析[J].青年学报,2019(02):54-58.

[8]林晓兰. 都市女性白领的身份建构[D].华东理工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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