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

摘  要：盛唐时期书法艺术空前繁荣，楷书、草书、行书三体被后世所认可并加以发展，唯独隶书在宋时被“弃唐取汉”，唐玄宗李隆基作为唐代隶书的发起者和践行者，按理来说应备受瞩目，但后世谈及其隶书皆评价为“程式化”，本文将通过分析《石台孝经》这一作品，分析其隶书之下所展现的盛唐风貌。

关键词：石台孝经;唐代隶书;唐玄宗

一、盛唐时期的艺术背景

唐朝，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被后世称为“大唐盛世”。杜甫诗歌有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所描述的就是开元年间天下富足、繁荣盛世的场面。

唐朝开放包容，对外经济交往频繁，政治经济发展强大，社会的稳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这样的时代氛围，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故其艺术作品在中国艺术史上刻下了不朽的诗篇。在中国书法史上，唐代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此时，诸种书体的发展皆以完备，名家辈出，风格繁复而且技法理论、书艺品评等名著也纷纷面世。就书法风格而言，唐代书法根植于魏晋时期风格，在其之上发展，崇尚的是一种筋骨劲健、雄强肥硕、豪放飞动的阳刚之美。而且越来越注重情感、崇尚法度。此外唐朝书法还对朝鲜半岛、日本的书法艺术都產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书法发展主要以“楷书”、“草书”为主，但其“隶书”也是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唐明皇李隆基对“隶书”之偏爱，对唐朝的隶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二、《石台孝经》赏析

《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造型精美，碑头上雕刻着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花冠，高贵典雅;碑身由四块青石相合而成，华丽大方;碑座底下有三层石台，所以被称为《石台孝经》。其碑额由唐肃宗李亨所撰写小篆“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正文是由唐玄宗李隆基以隶书抄写孔子所撰写的《孝经》抄写，整个碑高 620厘米，共 4面，每面宽 120厘米。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立于西安碑林整个建筑的正中心，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碑”。

（一）用笔

《石台孝经》笔法提按适中，点画严守法度，撇捺波磔，笔画略带楷书笔意，整体上看，同一笔画在不同字上并无太大的变化。以点和短撇之类的小笔画为例，几乎都是用同样的书写手法，从与点画方向相逆的方向，横向的点画就纵顿入笔，纵向的点画就横切入笔，然后转换行笔的方向，同时提笔出锋，形成前端重而末尾尖锐的点画形状。横划也很有特点，采用的是蚕头燕尾式，入笔指出还略有行书的笔意，其笔画形态基本是先逆锋入笔，向下顿笔随后上翻，然后先上后下的形成一个“上拱形”的横划，最后略向上方出峰，横画基本上由保持着同一个大小的弧度。点画亦然，在同一字中点画除了方向不同，用笔几乎一致，这也是《石台孝经》在书法领域被评价为“程式化”的原因之一。

（二）造型章法

除了用笔技巧之外，唐代隶书在结字造型上同样表现出遵照某种法度范式的倾向，《石台孝经》中单字的外轮廓基本都是端正整齐的，字的重心都比较平稳，而且轻重体量差别不大，尤其是两帖中对于不同字中同一偏旁部首结构的造型方式。

《石台孝经》中可以明显看出取法汉隶的风格特点，结体宽博方端，笔意典雅舒展、丰腴凝丽，充分反映了玄宗隶书复古的祈尚结字以方正匀称、雍容雅正为尚，大小相近，章法行列井然，规格有序，这些特点无不体现着唐代隶书范式的成熟，也成为唐代隶书面貌同质化的范本之一。

东汉书家蔡邕有云：“书者，散也。”《石台孝经》字体造型有这种特点，与其书者李隆基密不可分。众所周知，李隆基崇尚丰腴之美，其爱妃杨贵妃就是丰腴之美，在杜甫《丽人行》中有这么一句描写杨贵妃：“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包括唐代著名的仕女画画家张萱、周昉二人笔下所绘出的唐代仕女都是脸圆体胖、雍容之态。

造型方面也同样出现程式化划的特点，如下图所示：

《石台孝经》中两个“经”字虽然位出现在不同一地方但结体却基本相同，而看《乙瑛碑》中出现的两个“经”字从结构上看，左边的“经”字明显要比右边更加舒朗一些;除此之外《石台孝经》中的几个横划之间的间距也基本相同，而反观其他几个帖中“经”字横划的间距或疏或密，都有所变化。

从整体上看，《石台孝经》整体布局整齐，颇有楷书的排列意味，不似汉隶一般整体布局远看整齐，近看却又疏密区别，善于留白。

三、《石台孝经》的产生及影响

从内容上看，《石台孝经》所写的乃是文帝孔子的《孝经》，在李隆基上台后十分注重孝道的传行，在开元初期，就在全社会重新树立“忠君孝亲”的政治价值观念。据记载，在开元七年和天宝二年李隆基先后两次亲自注释《孝经》并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学校也应讲解传授。天宝三载（年），玄宗亲书《孝经》序，将其立于国学，以层楼覆之。次年，再诏天下研讨《孝经》，从理论上丰富和完善了忠孝的内容。在《石台孝经》中亦可看到他用行书在旁边所进行的批注。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自秦汉至明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侧重，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追求，从而也就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风貌。就书法的时代特征来看，晋人尚韵，到北朝的崇尚自然，再到唐人的尚法。唐人的讲究法则，是书法艺术进一步成熟的标志。

唐玄宗作为盛唐时期的帝王，所书写的风格自然也是遵循唐时期“崇尚法度，雍容雅正”书风。再者，《石台孝经》是碑碣，官方对字体庄重规范的实用性要求也对《石台孝经》形成到最后偏向于程式化的倾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钱泳说：“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石台孝经》是从唐楷中取法，整幅作品整齐统一，字体较为刻板，无论是书写笔画还是空间布局都缺少变化。

杨守敬曾评价其玄宗的隶书为：“书法丰腴，力矫当时枯槁之病，自此以后，唐人分法又一大变，虽过于浓浊，无汉人劲健之气，而体格波法，无一苟且之笔，不得不为唐隶中兴，与六朝人功相当也。”这段品评可谓十分中肯地描述了玄宗在盛唐隶书中兴，新的范式确立这一过程中的贡献。

清人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中指出 『唐人分书，明皇以前，石经旧法也，盖其体方，而势峻。明皇以后，帝之新法也。其体博而势逸。韩、蔡诸人，承用新法。各自名家』。《宣和书谱》也有云：『盖唐自明皇御世，首以此道 为士夫之习，于是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可见李隆基对唐代的隶书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路远.唐玄宗与唐代隶书的中兴（上）——《石台孝经碑》及西安碑林中的唐代隶书碑.碑林集刊.2016年：142-149

[2]  杨晓东.李隆基书法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0年

[3]  张一帆.唐代与清代的隶书范式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