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仑　李雨蔚

摘要：“中国模式”或者所谓第三条道路很大程度无法摆脱单纯经济层面的考量维度。我国在在文化形态上的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转型期社会所呈现出的文化的丰富性并不等于后现代性。体制改革的最大瓶颈是对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认知的局限。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发展观，同时，如何担当现代大国的社会责任，需要我们做出更成熟和理智的回答。

关键词：现代化;后现代;中国模式

近段细读了几部有代表性的世界经济文化学论著，分别是沃尔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贡当·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以及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结合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思考，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就我们对东西方现代化、后现代以及“中国模式”的话题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现代化的实现，除了包括拥有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以外，一个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人性的觉醒和解放，或者说是现代精神文明的实现。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实现了人的觉醒，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逐步走上了回归和高扬人文个性、探索自由、公平、正义和宽容精神的现代文明之路。也正是这种创造力的解放使得西方近代社会获得了技术上的和商业上的驱动力，建立起现代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并建成了与之相对应的现代文化。相比之下，我中华民族虽经百余年不懈流血革命和改革开放，却至今尚未实现完善和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尤其是在体制上、文化上，与张扬个体价值和追求自由精神的现代化目标仍有较大距离。而且，历史惊人的相似性使我们不止一次地担心改革会重蹈晚清洋务运动的覆辙。当年，那场为了挽救清王朝命运的改革也进行了三十年，但终因改革不彻底而归于失败。我们现在进行的这场改革运动，虽然在各项经济指标上成绩蜚然，也确实为上至国家下至百姓带来了可观的物质财富，但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经济体制和现代政治制度，以至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改革路标摇摆不定。国家企业垄断了相当规模的产业和资本，官商勾结造成最大的腐败温床，贫富差距日益悬殊，民主政治改革举步不前，权力监督得不到保障，还有近一两年来各领域的“国进民退”现象等等，都是明证。如果我国当前的决策者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仅仅满足于经济成就和乐道于“中国模式”，那么，体制上的最终局限必将成为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最大瓶颈和阻止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枷锁。

事实上，“中国模式”或者所谓第三条道路，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在一个单纯的经济层面而被考量的。而客观来讲，我们的价值观念和体制属性从未被西方或者国际社会大面积认同。的确，我们的经济发展道路对于西方来说是一条颇为新奇的轨迹——因为我们自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而这种历史和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则由我们自身的多方面局限造成。和洋务运动一样，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行为。所以，国外的经济学专家可以对这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发展模式产生兴趣，但绝不说明这种“模式”是整体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准则。而在经济之外，由于目下我国价值判断体系的混乱模糊，普众的信仰缺失和价值观的日益世俗化，使我们还不具备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应该说，三十年来，我国取得了阶段性的和经济层面上的不小进步，但倘若不去继续转型和深化改革，而固守传统执政理念，则会丧失进一步进行政治改革，推动法治民主，从而解决各种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大好机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如何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发展观，如何担当现代大国的社会责任，需要我们做出更成熟和更理智的回答。而且，即便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我国的特色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与国际接轨，都还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如我们的政府运作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到底有没有距离？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是否制约社会公平？我们的权力体系与市场行为和利益是否依然勾连不清？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认识和解决，那我们的现代化之路就会变得艰难而漫长。

在文化形态上，我们认为其现代化的实现还远远没有到来，更毋论后现代了。但前些年一些人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特殊文化语境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后现代景观，并常以最为发达的影视业作为自豪的佐证。而实际上，一个转型期社会所理所当然呈现出的文化的丰富性（也包括由于价值判断缺失所造成的“丰富性”）并不等于就是后现代性。我国当代的影视生产在本质上更具一种没有任何文化意义指向界限和单纯消费性的伪后现代性质。之所以说伪后现代，是因为中国电影的后现代语像仍然被挟持在一种纯虚幻性的生产性的或者意识形态性的操作层面，是由直接的商业需求或者意识形态需求所界定的能指幻象。“国产大片”很多时候呈现的是空洞的唯美（甚至只是停留在视觉上）游戏，现代世界的物化和价值消解在中国影视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当然这一点并非影视作品生产者的主动性艺术表达）……一个缺失了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中心与非中心的分辨、规则与无规则的界定、主体性确立与无主体性解构的标准的巨大狂欢图景正在被我们所谱就和认可，并自命名为中国的后现代性。大家心照不宣地把一个仿真度极高的赝品当成了无价珍宝。于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后现代世界或者说并不完全真实存在的后现代世界，成了当代中国电影美学的“现实”性基础。而许多导演和观众都有意无意地成为了一个虚幻式的后现代主义假象的共谋者。费瑟斯通说，“说起后现代性，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转变，或者说，它意味着具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可惜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完整形态和特征的后现代（哪怕后工业）的社会仍未确立——我们不应忘记如阿多诺所说，一个较为全面的大众社会形态的确立是以一种平民主义或民主的权力理论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对于有人喜欢把《无极》、《十面埋伏》、《英雄》、《夜宴》甚至《功夫》等等代表作视为后现代式的自嘲性的展现，我们认为并不恰切。这并不是自嘲，相反，真正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具备自嘲的清醒。

如果把东西方的文化观念差异投放在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和冯小刚的《集结号》之间加以展开的话，对比度可能会更高些。我们都承认，八个救一个的故事是对尊重个体生命和个人价值的文化观念的形象注释。在一个以平民主义权力理论条件下确立起来的大众社会里，个人的价值是绝对的，国家的价值是相对的，一个完整意义的现代社会（和国家）正是由一个个完整意义的现代人所组成的，而国家的存在也正是为每一个拥有独立主体的现代人而服务，只有这样的将个体生命和个人幸福视为至尊价值的国家，才值得人民为之不惜个我生命地去捍卫——而这一点才应该是英雄主义的真正源泉。这和为了一个架空的高高在所有个体之上的国家（或组织）概念而将整个民族拖入战争深渊的战争观和英雄观是有着本质差别的，这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实际上，冯小刚的《集结号》虽然已时常将对战争的思考投放在个人视角之内，但整部作品始终贯穿了寻求上层意识形态的权力追认和权力寻获的主线，这在大大消弱作品对个人价值的探索努力的同时，也恰恰反映了缺失了平民主义的社会形态的美学逻辑。国内评论界曾有人将此二部影片相提并论，只能让人啼笑皆非。当一个社会的文化被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和更加虚幻的“后现代”双重解构时，我们最终获得的将既非“深度”的深度，亦必不是“无深度”的深度。因此，准确地说，我们在一个讽喻性的时代而恰恰缺失了反讽的力量，并以无深度的狂欢演绎和表征了利奥塔最深切的担忧。

参考文献：

[1]伊曼纽尔·沃尔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罗荣渠、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

[2]贡当·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9月。

[3]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

[4]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

[5]陈锦华，《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

[6]潘世伟，《中国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月。

[7]郑永年，《中国模式》，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

[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

作者简介：

李佩仑，（1971年10月-）男，汉族，籍贯：河北邢台，职称：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领域：中外当代诗歌、跨文化研究与写作，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研究》《诗探索》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近著有《诗的复活：诗意现实的现代构成与新诗学》，曾获第18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李雨蔚，（1996.11）女，籍贯：浙江杭州，学历：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职称：英国西英格兰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学士。

课题基金：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国际中心平台建设项目，项目编号4155C502172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