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升初中那年，我留级了。整个高台大队小学毕业班16个学生，就我一个人留级。当年让我恨得咬牙切齿的景象至今还在脑海里回荡着……

教我数学的班主任成老师竞然拿着我的留级通知单，柱着拐杖翻了几里山路到家里来向我父亲告状。

成老师来时，已到了撑灯时分，母亲刚好端出饭桌准备吃饭。还未进门的成老师就开口叫着：“朱校长，真是对不起呵，都是我没教好……”

父亲听到成老师的叫声慌忙起身向门口迎了出去。进门后笑容可掬的父亲拿着成老师给他的卷子，在煤油灯下本来红润的睑色顿时喑了下来，像有一朵乌云突然罩在了脸上。

当时坐在火炉塘角落里观言察色的我顿感情况不妙，心里刹间如野鹿般撞击着蹦蹦直跳。

母亲正忙着搬椅子、上碗筷、拿酒杯，把站在门口旁的成老师推到桌前，按到椅子上，对父亲说：“你阿爷快过来给成老师倒酒……”（“你阿爷”是农村一种叫法，就是母亲对儿子的父亲的一种称呼。）

父亲也是教书的，早两年前被调到公社中心小学当校长去了。我们一群孩子就跟着母亲在家里念书。

看这架势饭肯定是吃不成了，我赶紧起身往外溜。（我们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家里有客人，吃饭时孩子不能上桌，要等到客人吃饱了喝足了，起身离席了，我们孩子才可上桌吃饭。）

刚到门口的我就被成老师叫了回来。成老师从父亲手上接过卷子硬塞到我手上，抖着他那八字胡的嘴说：“你好好看看，看你考什么鬼，39.5分，四十分都不到，这都不是平时做过的题吗？怎么到考试的时候就做不来了呢……”说着说着，成老师就伸出他那枯枝似的手爪，拧扯着我的耳朵来，刹间我歪嘴咧牙的，斜着眼睛向端菜过来的母亲求救。母亲看到我强装出痛苦的表情和我那夸张的姿势，不但没上前制止成老师，反而火上加油地叫着：拧得好，成老师只敢揪重点……”

可是成老师的手并没有真的用力，但我却让自己痛得喘不过气来，满脸憋得通红，那争气的眼泪刹间涮涮地往外掉，好在煤油灯的夜里没有人注意我那张羞愧的脸。当我感覺耳朵快要被拧下来时，成老师的手突然停了下来，我便趁机捂着火辣辣的耳朵逃到了屋外。

跑出门后，我再也无心听他们说我什么，便在柴堆里折了根竹枝条，蹲在墙角的地上画了一个成老师，我还故意把他的耳朵画得大大的，让我自己好下手去拧，可是我的手再怎么用力，他的耳朵就是不痛，嘴就是不咧。于是我擦掉，我又重新画，我又画了个咧着嘴，脸痛得变了形而且还流着泪的成老师，然后我再去抓他的耳朵，我使劲地拧，看你痛不痛。不知拧了多久，揪了多长时间。等我拧累了，揪不动了，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等我茫然地抬起头来，猛然看见悬挂在半空中的月亮也正在盯着我看，还咧着嘴在那幸灾乐祸地笑。

正当我指着月亮准备发飙的时候，突然听到母亲在屋里长声了了地喊着：阿昕啊，死那去啦，还不回来吃饭……”

听到母亲的喊声，我抬眼发现父亲在朦胧的月光下已把成老师送出了老远。当我抱着碗狼吞虎咽的时候，母亲突然蹦出一句话来：“拧痛了吧！”

“不痛！”我伸手往嘴里塞了一俱薯腾叶含糊地应着。

“ 不痛？还哭！母亲说。

“装的！我怕阿爷（父亲）打我。”我不想骗母亲。

“你脸皮也够厚的，难怪成绩那么差。成老师也是可怜啊！教了二十多年的书，临了连正都转不了，过两年就六十啦，要退休了，真的拧不动了。”母亲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说。

“为啥转不了正呢？”我有一句没一句地问着。

“生多了讨债鬼，被政策卡住喉咙了，迈不过这道坎。”母亲的话当时吓了我一大跳，后来大了些才弄清楚母亲讲的意思是成老师生了四崽两女，超生了。

“阿母，成老师那脚是怎么瘸的？”我好奇地追问着。

“摔的！”母亲说：“那年成老师与你阿爷（父亲）星期天为学校捡屋漏，下楼梯时不小心摔的……”

“摔得好！”我小声地骂着，声音如空中飞舞的蚊虫声。

“真是没良心的崽！成老师真是白痛你了，你上二年级那年在学校发高烧，那么大的雪，他都背着你往医院里赶……”我心里明白从学校去医院可不是一步两步的路，是要走上七八里才能到的。我本来还有许多话要问的，听到父亲回来的脚步声，吓得我赶紧端上碗筷躲进了堂屋。

后来留级的我，在成老师精心铺导下，我端正了学习态度，数学大有长进，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这是我第一次被成老师拧耳朵，也是最后一次被成老师拧耳朵，然而这次拧耳朵，真的让我怕了，痛了，不，是心痛，而且痛得刻骨铭心。每次有人在我面前抬起手来，我就会本能地扭头去躲。

再后来，我上初中，上高中，在我想偷懒想玩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成老师那拧耳朵的手来。

作者简介：

朱钟昕，通山沙店人，现居武汉。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东莞市作家协会会员、通山县作家协会会员。已在《河南科技报》《读者报》《国防时报》《万州时报》《鸭绿江》《青年文学家》《文学少年》《参花》《湖北文学》《中华文学》《俪人》《海风》《牡丹》《散文选刊》《微型小说月报》《精短小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百余篇。作品《打工记》曾获第三届“百花苑杯”全国文学大赛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