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志军

人类祖先很早就开始制造和饮用酒精饮料。食物和饮料，特别是酒精饮料消费深深地根植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中。古代欧洲人已经在饮酒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饮酒观念——包括对不同类型酒物质属性的解读和正确饮酒方式的理解，这些观念对当时乃至后世欧洲人的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罗马文明位于地中海沿岸，那里气候温暖、阳光充足，适合种植葡萄。最早关于希腊农业的文献资料显示，公元8世纪时，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在希腊已经广泛普及。很多古典著作中都提到了希腊人、罗马人的饮酒习惯与观念。

首先，他们只饮用葡萄酒，排斥啤酒。这一饮酒理念同希腊人对啤酒的偏见是分不开的。公元前5世纪后期，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腊人希波克拉底在其著作中介绍了人和食物的四个基本特征：热性、凉性、干性、湿性。葡萄酒通常被认为是热性的，而谷物是凉性的；但它们有时候表现出的特性却相反，比如谷物通过烘烤做成面包则是热性的，而啤酒在制作过程中没有改变谷物的凉性特征，因此还是凉性的。另外，希波克拉底认为男人比女人更具干性和热性的特点，所以具有热性特征的葡萄酒自然跟男人和男子汉气质联系在一起，而啤酒作为凉性物质则跟女人和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接受了这一理论，他还将葡萄酒同罂粟花、曼德拉草、黑麦草等归为一类，认为它们会导致头脑昏沉，具有催眠作用，而把啤酒归为使人麻木昏迷的另一类。由于希腊人对于葡萄酒和啤酒的特点以及酿造过程的错误认知，导致他们普遍认为葡萄酒优于啤酒。而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也钟爱葡萄酒。基督教《新约》中没有提到过啤酒，而红葡萄酒在基督教弥撒仪式中被视为基督的血液，具有神圣的宗教意义。

其次，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饮酒要适度，不能直接饮用葡萄酒，而要先兑上一定比例的水，因为不加水或者少加水的烈酒都会让人发疯。早在荷马时期，希腊人就已在葡萄酒中添加一定比例的水，搅拌杯是专门用来兑水的工具，通常一杯酒中会被加入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水。当时的不少名著中都有对周边“蛮族”饮酒习惯的批评，认为他们饮酒毫无节制，而文明的希腊人、罗马人有节制的饮酒是区别于“蛮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法篇》讲述了三位分别来自雅典、克里特岛和斯巴达的老人讨论各自国家法律的优点，其中斯巴达人说他们的法律禁止会饮和醉酒，连酒神节也不允许，因为不饮酒使他们能够在战争中战胜那些因嗜酒而懈怠防御的敌人；雅典人则认为如果由清醒的领导者加以适当管理，是可以适度饮酒的，通过有节制的饮酒来掌控快乐、痛苦和欲望。柏拉图的《会饮篇》中讲述了苏格拉底参加一次宴饮的情景：宴会开始后，大家都认为不应该让饮酒成为一种负担，因为很多人前一天狂欢饮酒还没有醒，最后一致同意当晚不喝酒。色诺芬的《会饮》中也借用苏格拉底“用小杯饮酒”之语来暗示饮酒要适量。希腊人这种适度饮酒的理念固然合理，但人们在生活中并不是非常严格地照此执行的，雅典时期不同名称的深酒杯都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追随者用来豪饮的见证，他们通常一口气喝掉一整杯葡萄酒；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就是酒神的忠实追随者，他的作品充斥着对酒神的描写，而且他还经常在醉酒状态下写作。

要了解与希腊人、罗马人同时代的其他各民族饮酒习惯，只能从经典作品中探寻。埃斯库罗斯在他的《来库吉亚》中讲述了色雷斯一个部落的国王来库古因嘲讽、反对崇拜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而受到惩罚的故事，这可以反映当时色雷斯人面对希腊人文化入侵所进行的反抗。虽然喜爱啤酒的色雷斯人最终接受了曾经排斥的葡萄酒，但足以看出他们对本民族饮用啤酒的自豪感，这与希腊人对啤酒的贬抑态度截然相反。位于南高卢、凯尔提贝利亚以及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也有饮用啤酒的传统，后来在与希腊人、罗马人的接触过程中逐渐了解并接受了葡萄酒，进而又接受了葡萄酒优于啤酒的观念，葡萄酒遂被视为上层阶级的饮品，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

饮用啤酒的还有北高卢的比利时人和日耳曼人，在罗马统治时期他们只饮用谷物酒，对罗马的葡萄酒持排斥态度。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曾经记载过日耳曼人所饮用的啤酒：“他们的饮料是用大麦和其他谷类酿造的，发酵以后和酒颇为相似。”在北高卢地区发现的大量带有铭文的饮酒器具证明了当地人的饮酒习惯。凯撒的 《高卢战记》中则谈道，比利时人和日耳曼人地处远离文明的偏远地区，没有接触到罗马的商品，不熟悉罗马人的奢侈，因此一直保持着野蛮和勇敢。他认为罗马的商品会使人变得缺乏男子汉气概，葡萄酒就是其中之一。在谈到比利时纳尔维人以及日耳曼人时，他描写道：“商人向来没法接近他们，（葡萄）酒和其他近于奢靡的东西，他们绝不允许带进去，认为这些会消磨他们的意志，减弱他们的勇气，让人变得不耐劳苦、萎靡不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同罗马人接触的过程中，比利时人和日耳曼人并没放弃或改变自己的饮酒习惯，这是同早期接触希腊人的南高卢地区一些民族的不同之处。

在饮酒方式上，其他民族都有嗜酒的传统。古典作家描写较多的是斯奇提亚人“不文明”的饮酒方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谈到斯巴达国王克列欧美列斯发疯并惨死的原因时说，斯巴达人认为他的发疯并不是神的旨意，而是由于他与斯奇提亚人交往甚密，沾染了斯奇提亚人的不良习好——饮用不加水的烈酒，因而发疯。希罗多德在此暗示了斯奇提亚人对葡萄酒的嗜好。在他看来葡萄酒是一种文明的饮料，但若采用斯奇提亚人不加水的方法过度饮用则是野蛮的标志。对于斯奇提亚人的嗜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有大量论述，说南高卢人在接受了饮用葡萄酒的习俗后，常常是不加水或加少量水、毫无节制地饮酒直至昏迷摔倒。塔西佗则这样描写嗜酒的日耳曼人：“经常纵饮狂欢，任何人日日夜夜地酗酒都不会受到斥责”，他们饮食简单，“但在解渴方面，就不像这么有节制了”。可以看出，希腊人、罗马人常以文明者的姿态来评判和非议他们眼中的 “蛮族”在饮酒方式上的差异。然而，日耳曼人留下的作品中则将豪饮视为英雄与男子汉气概的标志。比如英国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就有大量描写日耳曼人嗜酒如命的文字，所展现的是英雄们畅饮时的男子汉气概。

葡萄酒优于啤酒的观念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这种观念促进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在欧洲的广泛传播。葡萄的种植范围不断北移，德国南部和英国等地的葡萄种植面积日渐扩大。宗教机构和世俗贵族都极力推广葡萄种植来满足日常消费，同时借以宣传宗教思想和彰显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其次，欧洲上层社会的海量葡萄酒消费，促进了欧洲葡萄酒贸易的长期繁荣，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葡萄酒贸易网络逐渐形成。由此，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成為地中海沿岸、莱茵河沿岸等地葡萄酒生产国的重要经济产业。

文艺复兴后，希腊人和罗马人理性饮酒的思想逐渐在欧洲上层社会取得共识，各国统治阶级日益关注酗酒对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产生的消极影响，到16世纪后各国不断出台限制饮酒的法律法规；理性饮酒观成为18世纪后整个欧洲社会兴起禁酒运动的重要原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与跨生态交流（6—15世纪）”（17BSS0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