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学甫

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巴黎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20世纪20年代初，“一战”的硝烟依然弥漫着整个世界，而当时的巴黎却拥有着世界上最美的文艺时光，只因为世界上最有文艺细胞的人们都住在巴黎。“迷惘的一代”的文学青年如潮水般涌向巴黎，他们挤在巴黎狭窄的街头散步，坐在那些散落各处的咖啡馆中聊天。美国先锋派女作家格鲁特·斯泰因、美国“爵士时代”的代表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这些在现代文学史上掷地有声的名字，经过巴黎这座城市的沐浴而越发光彩夺目，海明威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的文学生涯的起点在巴黎，他一生的最后一部作品《流动的盛宴》是回忆自己年轻时在巴黎的生活。这个后来走过全世界的硬汉把最美的年轻时光留给了浪漫的巴黎。巴黎是海明威纯真爱情的开始，也是他和许多著名作家友谊的发端；巴黎象征了海明威的青春年华，代表了他的意气风发。他怎能忘却巴黎？

初到巴黎

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西南郊区的橡树园。1921年12月，还未出版一部作品的海明威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便一起移居巴黎，开始了旅居岁月。那时的海明威是加拿大《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记者，除了这个按稿计酬的记者身份外，他就只剩下年轻、勇敢和才气了。这个初出茅庐、风华正茂的文学青年怀着要成为伟大作家的决心，与新婚妻子一起，依靠哈德莉继承的一笔遗产为生。尽管他们在巴黎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是也不寒碜。

海明威夫妇是在这年的12月22日到达巴黎的。他们先是在蒙帕纳斯区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租了一套公寓。年轻的海明威虽然穷困迷茫，却又对未来踌躇满志，他曾对公寓做出如下描述：“一个两居室的公寓，虽然是套间，其实就是两间房子，既无热水，也无厕所，配套的设施只有一个盥洗用的水桶。地板上铺一块上好的弹簧褥垫做一张舒适的床，墙上挂着我们喜爱的画，这仍不失为一个使人感到欢乐愉快的房间。”这个公寓大概可以算作海明威在巴黎最著名的故居了。而今，公寓大门左边的墙上很醒目地挂着一块牌子，写明了海明威的住所位置、居住时期等信息，并且还很自豪地写着：“这个街区是海明威当时很喜爱的一个街区，他的写作风格在这里成形，他和邻里亲如家人。”后来因考虑这里不尽如人意的写作条件，他们就另在笛卡尔街39号的顶层租了一个小房间作为工作室。这地方离他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的公寓并不远。海明威每天从公寓出来，转过康泰斯卡普广场，转到笛卡尔路上，一直往前走，就能来到他的工作室。他在这里安心写作并結交朋友，闲暇时外出旅游、钓鱼、斗牛、拳击、看赛马等。

海明威和妻子在巴黎断断续续生活了6年。比他大8岁的哈德莉温顺柔和，颇有母仪风范。他们俩一起沿着塞纳河散步，一起在河畔的旧书摊淘便宜的旧书，或者只看看沿岸的画廊和商店的橱窗而什么也不买。在这样的漫步中，海明威找到了莎士比亚书店，书店女主人西尔维娅·比奇也来自美国，她满足了海明威对书的强烈需求，随便他想借几本书都可以，并且不用急着付押金。有时候，海明威会走到巴黎第6区的欧德翁街12号，那是他的另一位美国朋友开的书店，他在那里可以“忘却食物的诱惑”。在这家书店的对面——欧德翁街7号，有一个名叫“书友之家”的机构，海明威经常前往那里和朋友聊天，阅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并对《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颇感兴趣。

尽管生活窘困，但在巴黎的这段时光也是海明威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期。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沉浸在青春岁月中的我们所望见的巴黎，那时我们很贫穷、很快乐……我们吃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喝得不错而且便宜，我们睡得很好而且睡在一起很温暖，相亲相爱。”

初涉巴黎文坛

巴黎是一座光之城，几个世纪来都是世界上很多幻想家们的灯塔。这座城市有种绚丽又厚重的感觉，从历史、建筑到文化，巴黎已经成为富有创造力和艺术气质的人们从中探寻这些东西的背景，而且往往都能发现无尽的灵感。20世纪20年代，巴黎聚集了很多文学家，他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圈子，外人很难进入。幸运的是，海明威带着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信来到巴黎。安德森此前在巴黎侨居半年，他对海明威说：“去找他们吧——格特鲁德·斯泰因、詹姆斯·乔伊斯、埃兹拉·庞德。这三个人会帮你在世界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写了几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向这些作家推荐海明威，希望他们对这位仅发表过几部短篇的初出茅庐的新人多加关照。

于是海明威一到巴黎就很快进入了作家的圈子，他是斯泰因家的座上客，与庞德一起在咖啡馆聊天，与菲茨杰拉德一起喝酒，谈家庭、谈文学。后来的事实证明，海明威在巴黎的经历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而安德森的推荐对他在巴黎的生活和写作事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海明威在不远的将来跻身美国文坛顶级作家的行列奠定了基础。

海明威是作家里的行动派，写作对于他只是一种行动副产品。他不是书斋型的作家，他的写作灵感来自各种行动。在巴黎的早年岁月，他还没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却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着。192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这本书以1924—1925年的巴黎为背景，可以看作是海明威的发迹史，因为小说里的大多数人物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海明威要么是故意为之，要么是叙事技巧不甚高明，使得这本书在写实与虚构之间摇摆不定，很多熟悉巴黎文学圈的人不禁对号入座，以致给现实中的人物原型造成了很大困扰。这本书使海明威名声大噪，一跃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风头甚至盖过了好友菲茨杰拉德。

海明威与“迷惘的一代”

《太阳照常升起》是“迷惘的一代”的发轫之作，其中“迷惘的一代”这个说法就源自海明威与斯泰因的一次谈话。据说是斯泰因修车的时候，跟修车厂的老板闲聊，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工作不踏实，老板说了一句“这是迷惘的一代人”，这个句子就这样成为海明威的专用，进而成为一代人最真实的写照。

“迷惘的一代”与“爵士时代”的享樂主义形成了最好的对照，而后者的代表正是海明威在巴黎结识的好友菲茨杰拉德。虽然只比海明威大3岁，但菲茨杰拉德早已成名，他的妻子泽尔达是美国的大明星、社交媒体界的宠儿，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他们在巴黎过着花天酒地的奢华生活，而当时的海明威还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写作初学者。菲茨杰拉德对海明威十分照顾，不但带他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圈，还为他推荐了很多资源，正是通过菲茨杰拉德的介绍，海明威结识了美国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编辑麦克斯威尔·珀金斯。而海明威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的第一本书《春潮》是一部模仿和嘲讽老友安德森的讽刺小说。

在海明威的写作生涯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模式：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极具魅力，让人心悦诚服地伸出援助之手。然而，好强的性格使他干了不少过河拆桥的事情，讽刺了多位有恩于他的作家朋友，其中安德森算是最冤枉的一个。海明威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匆匆忙忙完成了《春潮》的写作。在这部小说里，海明威用自己称之为 “戏仿”的手法模仿安德森《黑色的笑声》，无情地讽刺它在海明威看来荒唐的主题。他用这种方式向人们表明：我比安德森高明多了，怎么会向他学习？海明威的嘲弄令安德森非常气愤，但这位老作家并没有针锋相对地进行还击，表现出了一位文坛前辈的宽容。那些早年对海明威帮助很大的人，例如斯泰因、庞德、菲茨杰拉德、埃德蒙德·威尔逊等，在他成名之后几乎也都与他心生间隙，逐渐远离。可以说，在海明威成名前，他的傲慢掩藏在温文尔雅的乖巧背后。

成名后他的版税相当可观，所以他完美度过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当别人都在为生计担忧时，他却到处旅行、打猎，活得潇潇洒洒。这时的海明威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初到巴黎的文学青年，他意识到自己的风头已经远远超过那些前辈。在他眼中，那些作家要么止步不前，要么沉迷于酗酒和社交生活。他逐渐鄙视菲茨杰拉德陈旧的文风，嘲讽斯泰因只会说“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他甚至把周围一群朋友的私生活照搬进了 《太阳照常升起》这本书中。令人遗憾的是，《太阳照常升起》大卖之时，海明威与哈德莉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尽管多年之后他承认，哈德莉是自己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

海明威与莎士比亚书店

海明威在巴黎结识了一帮文学同好之后，便常常到塞纳河边的莎士比亚书店聚会。这群文坛新秀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和海明威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师，莎士比亚书店也成了见证他们文学生涯的关键地标。1922年，女店主西尔维娅·比奇力排众议，出版了乔伊斯的奇书《尤利西斯》。可以说，莎士比亚书店与那个时代共同造就了一大批伟大人物，最后因为频繁出现在这些人的集体传奇回忆中，终于令书店自己也成为传奇。

最初的莎士比亚书店是什么样子呢？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回忆道：“在那条寒风凛冽的街道上，书店可是个温暖舒适的去处，冬天生起一个大火炉，屋里摆着桌子、书架……西尔维娅待人和蔼可亲，性格非常开朗，她说我们想借几本书就借几本书，可以等有钱的时候再交保证金……她表情生动，褐色的眼珠总是骨碌碌打转，像小姑娘一样充满笑意。”当初海明威回去家里，对妻子哈德莉说“我们可以读到全世界的书了”，哈德莉还不知道海明威几年后会变心，她正在温存着与海明威那贫穷、简单又温暖的爱情生活。那个时代是乔伊斯还没有踏入不朽、庞德还在为诗集出版努力、海明威还没有出版自己第一本小说的时代，西尔维娅·比奇和莎士比亚书店就是这些美国人的后盾，是美国文化在巴黎的中心。

那时，书店女主人西尔维娅·比奇同时也是出版商。她既善良又好客，她关心海明威的生活和健康，免费借书给他，向他推荐俄罗斯和法国著名作家作品。海明威特别喜爱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有许多可信而不能信的东西，但其中有些情节真实到你读了不得不信的地步；他写出了人的脆弱和疯狂、圣洁和邪恶、赌博和愚蠢，正如屠格涅夫描写了风景和道路，托尔斯泰再现了军队的调动、战斗的地形、军官的形象和厮杀的场面一样。”而那些法国作家的风格也影响了他的写作，他还从福楼拜和司汤达那里学到了对话的技巧。

作为巴黎的文化地标和文学群体在巴黎的家，莎士比亚书店至今依然健在，那些虔诚的爱书人依然会在书店驻留和消磨时光。有人曾说：“这里除了真理没有任何东西，当然还有书。”又有人说：“给我本书，随便什么书都可以，让我看20个小时。”海明威把西尔维娅·比奇提供的庇护所变成了另一个家。对于他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莎士比亚书店让巴黎显得与众不同。置身于这座伟大城市的艺术与文化的包围中，他的精神和灵魂都焕然一新。

海明威与里茨饭店

里茨饭店在海明威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是里茨饭店的常客，以小说《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赢得了里茨上上下下所有员工的格外尊重。由于菲茨杰拉德的关系，1925年的一天，海明威第一次走进里茨饭店的大门，从此便与里茨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的出版，海明威终于向拮据的生活状态告别。此后他便把里茨饭店的酒吧当成他的人生驿站，不论是采访完西班牙内战还是“二战”结束，只要他一回到巴黎，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里茨。

1944年8月25日是巴黎从法西斯铁蹄下得到解放的日子，神气的海明威将军率领他的部队，像当初前去保卫马德里的工人营一样，坐着坦克车，穿过香榭丽舍大街，前去“解放”当年的根据地——里茨饭店。跟随他的还有大卫·布鲁斯上校（后为美国驻法大使），战前他们经常一起来里茨的小酒吧。此时的里茨因为战争还处于半瘫痪状态，酒吧已经停业，留守在饭店值班的只有一个副经理。当他认出了这两位老顾客之后，谦恭地迎上去问饭店能为他们做什么，海明威看了看身后兴奋且邋遢的士兵，说：“73杯马蒂尼酒怎么样？”就这样，马蒂尼成了一款名酒。

1956年秋天，海明威最后一次来到巴黎，下榻于年轻时最钟爱的里茨饭店。饭店也对这位著名的老顾客予以高规格的接待，将他安排在“皇后套房”，而且还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饭店的行李员给他送来了两个1928年寄存在饭店的箱子，箱子里存放着他1921—1926年间在巴黎的手稿，上面记录了他初来巴黎那几年在蒙帕纳斯区居住时的艰难而又快乐的生活。翻阅这些泛黄的笔记本，年老的海明威被年轻的自己所打动。这些手稿唤起了海明威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当他重读这些青春的痕迹时，不禁感叹时过境迁，人事皆非；而他早已不是当年常常饿肚子的穷小子，陪伴他的也不是第一任妻子哈德莉，而是第四任妻子玛丽。手稿中提到的很多人也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1957—1960年，海明威以这些手稿为第一手材料创作了小说《流动的盛宴》。他在书中深情地写道：“每当我梦见死后在天堂的生活时，梦中的场景总是发生在里茨饭店。”1961年7月，他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64年，《流动的盛宴》出版，同年被译成法文，但书名则是《巴黎是一个节日》。书中描写了1920年代作者在巴黎的生活，犹如一本风物志。在海明威笔下，20年代的巴黎的花园、咖啡馆、书店、餐厅、酒吧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眼前，我们仿佛嗅到咖啡的香味，听到海明威和朋友们的高谈阔论，仿佛看到他在街上行走时英俊的外形，感受到他对新婚妻子哈德莉深深的爱。海明威在30年以后，隔着岁月的痕迹回过头去看的时候说：巴黎就是一个节日，是一个特别适合写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