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禄达，姜福涛

(国防科技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7)

0 引 言

电子对抗，亦称电子战[1]，是现代战场上的一种作战行动。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作战手段不断发展，各国在电子对抗领域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研究电子对抗发展的前沿，分析对手的强弱点，审视自身的发展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横向对比电子战强国的发展，分析变化，理解含义，找出对策。

1 电子对抗时代性发展

1.1 理论不断深化

电子对抗亦称电子战、电磁频谱战。这一理论源于实战、发展于实战、服务于实战。随着现代科技不断进步以及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化，电子对抗理论也被不断赋予了新的内涵。

1.1.1 美军理论的发展[2-3]

2016年，美国军方在“老乌鸦”协会(AOC)第52届国际研讨会上，对美军电子战作战概念发展做出阶段性小结，讨论了基于赛博空间和电磁空间的作战域界定和相关融合问题。在传统意义的电子战理论基础上，美军加入了电磁频谱控制相关内容，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强调由“目标对抗”到“特征对抗”,涵盖利用、进攻、防御和管控诸多方面，将电磁频谱定位为独立的作战域。

1.1.2 俄罗斯理论的发展

俄罗斯将电子战最新定义为：“(无线电)电子战是一系列协同行动，旨在利用电子手段打击敌方的无线电和信息通信技术(ICT)设备，同时保护己方的无线电和ICT设备，生成对抗敌方监视措施的对抗措施，并为己方部队提供无线电和ICT支持[4]。可见，俄罗斯对电子战的定义依然突出无线电(电磁)优势的保持，强调在战场上通过强大的电磁干扰使敌方无线电通信受阻，从而扰乱敌方指挥，而不强调对电磁频谱优势的保持，使得其在考虑大功率干扰对己方影响方面还存在不足。

1.1.3 我军理论的发展

我军最新的电子对抗定义如下：电子对抗，亦称电子战，使用电磁能、定向能和声能等技术手段，控制电磁频谱，削弱、破坏敌方电子信息设备、系统、网络及相关武器系统或人员的作战效能，同时保护己方电子信息设备、系统、网络及相关武器系统或人员作战效能正常发挥的作战行动。是信息作战的主要形式[1]。能够看出，我军对电子战理解已经从传统的电磁对抗转变为电磁频谱争夺，对电子对抗作战域的理解和拓展走在了各国前列。

1.2 前沿技术与战争形态高度融合

1.2.1 前沿技术高速发展

现代战场信号密集复杂，指挥信息系统向着自适应智能化方向发展，指挥决策、作战运用的响应时间大大缩短，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战场深度结合，电子战技术飞速发展。近几年全球军方和民间研究团队对电子战相关技术进行了深刻研究，产生了认知和自适应能力、分布式协同、抢先式效应、宽带多谱系统、互操作和兼容性、先进电子防护六大前沿技术(见表1)。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大热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氮化镓(GaN)的热容量和导热性非常适合应用于高频、大功率发射机和微波频段的功率放大器(例如雷达、通信机等的天线、馈线)，让电子战装备在实时侦扰的性能上可能得到极大的提高，对人员操作水平、装备耐受能力以及系统兼容协调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表1 美军提出的电子战6大前沿技术

1.2.2 战争形态紧跟技术变化

为了应对战场上电子战面临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强国以战场需求为牵引，提出一系列新式的战争技术形态，为解决电子战指挥要素与战场适应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认知电子战是一种在软件无线电技术基础上实现的智能化、网络化、多功能的电子战作战形态概念，认知电子战系统具备实时战场环境感知/学习能力，可自主选择合适的电子对抗措施，对作战效果进行实时评估反馈，然后记忆存储对抗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针对电磁威胁实施有效的预测、发现、识别、对抗措施[5-8]。

算法战概念由原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2017年4月首次提出。算法战在电子战作战运用的实质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算法运用于电子战作战领域，利用情境模型来感知、学习、抽象和推理，用算法方式破解战争攻防问题。算法战通过挖掘人工智能算法在态势感知、情报分析、指挥决策、打击行动等方面拥有的巨大潜力，从而获得适应不同情境的强大能力。通过智能作战系统与人工操作平台的高效协同形成“半人马模式”网络化体系架构，减少无效或者效费比低的人工操作决策节点，可以极大地缩短杀伤链时间，产生1+1>2的效果。

马赛克战是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在2017年提出的概念。其强调战争模块化、标准化，像一个马赛克，一组微小的积木可以以各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图像。电子战部队利用传统互联网和最新的区块链技术，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重组，在受损节点周围传递数据，从而在敌人干扰攻击几个关键节点时生存下来。利用“马赛克战”提出的分布式杀伤OODA链、系统之系统、自适应杀伤网等关键性技术，可以将电子战与其相融合，克服“马赛克战”在后程对分布式无线电网络依赖需求大的致命性弱点，大大提升现代战争作战效能，革新指挥控制模式和传统的OODA指控环路(见图1)。

图1 传统OODA链与分布式杀伤OODA链

1.3 作战手段更加智能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电子对抗设备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智能优化算法以及各类人工神经网络在信号处理与干扰控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计算机软件的自动控制下，电子侦察设备和电子干扰设备可以按照预先筹划的工作步骤，自动完成侦察频率自动设置，信号自动采集，信号参数自动分析与提取、自动分选和识别等任务。电子对抗已经从 “数据、信息”为中心转向以“认知力”为中心，其战法的运用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9]。

无人机蜂群战法由美军在2016年率先提出，英国在2019年初最先应用于部队。小型无人机集群作战的最大特征在于体系的区域分布性、单元自主特性以及“去中心化”特性，集群中的个体单元均未处于中心控制地位，在单一平台受损后仍可有序协同作战，所以集群作战具有极佳的战场生存能力和任务完成能力，可完成协同探测、协同攻击等作战任务。目前，电子战成为针对无人机蜂群作战的最智能、效费比最高的对抗手段。2018年1月8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清晨，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赫迈米姆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成功抵御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一直将电子战作为重点发展的“不对称”战力方向，反无人机电子战在俄军也得到重点发展[10]。 经过“新面貌”军改，俄军今年在乌克兰战场上的电子战战术运用同样令全球刮目相看，通过强电磁干扰获得扰乱敌方和强化己方的效果，从而获得绝对电磁优势。美军则认为电子战运用应该在规模化的基础上强调智能化、精确化，在联合作战全程发挥颠覆传统作战认知的重要作用。我军在此轮军改中将电子对抗融入合成部队，区分战略、战役、战术力量进行优化配置，通过发挥装备与人员的结合效能在认知领域达成军事目的。

2 电子对抗与电磁频谱

2.1 电磁频谱与电子对抗作战域的界定与争论

通过作战域的类型界定，可以对战场不同军兵种之间协同、指控关系进行精确划分，加强联合作战中指挥员对全局的掌握。我军目前将陆、海、空、天、电作为作战域的5维平行空间划分标准[1]，造成电子战和网络战的发展存在技术相互重叠、作战域部分重复的现象。美军在2019年第56届“AOC”大会上提出不同以往的作战域概念，他们认为电磁频谱、赛博空间和认知域是相互独立的三维空间，三者均贯穿传统的陆、海、空、天4个作战域，使得传统独立空间在新型独立空间下得到完美融合。美军《JP6-01 联合电磁频谱管理作战》条令中将电磁频谱定义为一个基于物理空间的机动(maneuver)空间，其实质是控制整个军事行动期间的电磁行动环境。但是，对于作战域到底该如何界定，这和军队高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艺术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作战域的不同理解将会催生出不同的作战运用方式，在现代战争中电子对抗的作战域界定将会是左右战场结局的关键性因素，只有通过实战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才能找到正确的解答。

图2为我军作战域与美军作战区对比。

图2 我军作战域与美军作战域对比

2.2 电磁频谱优势

2.2.1 现状

传统电子战强调己方如何攻(电子攻击)、防(电子防护)或侦察(电子战支援)的各类作战行动；电磁频谱作战更强调“冲突”本身，重点强调电磁频谱域中的冲突形态，强调的是管、用与控电磁频谱，即对电磁频谱的有效或拒止接入、利用与控制，并不简单地强调己方或敌方。

2018年，以美俄为首的多方力量在中东地区展开激烈的电磁交锋，电磁频谱已经成为大国对抗的战场核心。美国调整电子战战略目标，以中俄为主要对手，将电磁频谱作战作为应对“反进入/区域拒止”和“灰色地带行动”的重要手段。2009年，美国战略司令部推出电磁频谱战(EMSW)早期概念，在电子战基础上增加EMSM、电磁频谱控制(EMSC)、电磁战斗控制(EMBC)等任务内容[11]。2012年，战略司令部建立联合电磁频谱控制中心(JEMSCC)，实现电子战和电磁频谱管理全面集成[12]。美海军同年提出电磁机动战(EMMW)概念[13]，并在2015年3月发布《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14]。同年12月，美国防部提出电磁频谱将成为继陆、海、空、天、赛博空间之后第六作战域[15]；CSBA在《决胜电磁波：重拾美国电磁频谱领域主宰地位》[16]报告中提出“低-零功率”电磁频谱战概念。2016年11月底，“AOC”协会第53届国际研讨会以“电磁频谱作战全球视野”为主题，探讨电磁频谱作战环境、政策条令、装备采办、联合训练与作战能力[17]。2017年1月美国防部长Ashton Carter签署首部《电子战战略》文件，正式确立电磁频谱为独立作战域并阐述如何获得战场电磁频谱优势(如图3所示)[18]。

图3 美军战场电磁频谱优势获得路径[18]

美军除了以上电磁频谱战建设发展成果外，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美军电磁频谱联合作战运营副主任爱德华·萨乌利准将表示，美军的“战斗云”概念或“第三次抵消战略”都是以美国在电磁频谱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为前提，为实现这一领先优势，美军必须弥补电磁频谱作战领域的能力缺口：一是缺乏电磁频谱作战管理(EMBM)领域的协作；二是电磁频谱环境建模和仿真的逼真度；三是在拥挤、对抗和受限的电磁环境中进行的训练不够。

2.2.2 应用

面对平时和战时越来越复杂的电磁频谱活动，部队在联合作战中应把实现对电磁频谱的控制作为首要任务，以确保在其他领域中行动自由。美军提出，电子对抗部队指挥官指定电磁频谱控制机构(EMSCA)，对部队通过非动能作战协调小组(NKOCC)统一指挥，该小组集成电磁作战管理(EMBM)和同步电磁频谱的使用，且允许分散执行电磁频谱活动，而电磁频谱控制机构通过电磁频谱控制计划(EMSCP)提供集中方向。电磁频谱行动可同时用于进攻和防守以支持指挥官意图。进攻性电磁频谱行动与所有其他领域进攻性作战形式一起进行计划、排序、集成、同步和协调，通过电磁频谱控制命令(EMSCO)得到授权(如图3)。

技术手段方面，全球各国研制出各种类型的电磁频谱管控系统，美国防部自2005年开发部署同盟国联合频谱管理规划工具(CJSMPT)与全球电磁频谱信息系统(GEMSIS)，随后的频谱XXI与改进型频谱XXIO、频谱感知管理与规划系统(SSC-SSMPS)、频谱态势感知系统(S2AS)、海上电磁频谱作战行动项目(AESOP)、联合自动通信电子行动指令系统(JACS)、东道国全球在线频谱数据库等，具备实时频谱测量与在线分析、频谱筹划推演与频率分配、电磁干扰分析与冲突消除、电磁作战环境建模仿真、电磁态势共享与用频效能评估、频谱资源接入与数据库等功能。英国国防部牵头建立的先导战场频谱管理系统(PBSMS)[19]具备先进的无线设备管理和规划能力、干扰预测分析和计算能力、电子战分析计算和辅助决策能力，并能够提供标准化的频谱管理信息，可以与ATDI Warefare nG系统等其它系统进行信息交换与互操作。

为了保证前线的指挥官在挤满了友方、敌方、中立方和民用的电磁信号的作战环境中确定数据发送优先级，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联合人工智能中心，开发用于处理电磁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工具并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大型电磁数据库。美国国防信息系统局(DISA)正在将不同军种的数据汇集在一起，以创建一个庞大的电磁数据库，即联合频谱数据库(JSDR)[20-22]。JSDR不仅可以避免美军内部的信号互扰，还可以帮助美军的信号情报(SIGINT)和电子战(EW)部队更好地识别和对抗敌方信号。

3 电子对抗发展带来的挑战

3.1 作战理念的挑战

随着电子对抗作战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各国的作战理念也在不断更新。美国对联合作战提出多域战的概念，强调现代战争的作战空间、时间是一个分布式的结构，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电子战在灵活度提高的同时风险也加倍。分布式作战域可以减少对指挥核心的依赖，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使得电子战的各组成部分变得灵巧且稳定。俄罗斯提出混合战的作战理念，强调现代战争是各种力量和空间的混合体，在混合体中想赢得先机要有统一的指挥控制模式和可复制的操作样式，达到混合之中有规矩，混合之中好统筹，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作战实力，提高战争效益。我国对电子对抗在联合作战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观点，但是随着现代战争样式的不断变化，需要面对战争带来的新挑战而对理念进行更新换代。

3.2 作战手段的挑战

传统的电子对抗作战手段比较单一，信息集成型的指控系统已经很难适应电子对抗在现代战争中呈现出来的各种特点，传统指挥主体不可控因素不断增多，传统指挥手段已经无法考虑全部作战细节，仅仅依靠大功率干扰机或者高机动性的干扰单元对敌方特定目标实施电子攻击已经跟不上现代战争时变的战场。随着现代电子对抗技术和指挥控制技术发展，分布式、自适应的装备和系统大量出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手段让传统的压制摧毁变得不再是不可逆的过程，隐真示假和诱敌深入也不再是专属于作战人员的手段，通过机器的自我学习可以极大地减少人力的消耗，也让实战中杀伤敌方人员变得越来越困难。

3.3 实战化演训的挑战

各国意识到电子对抗发展的重要性后，对电子战演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美俄两国开发了数字化电子战靶场，开展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电子战演训活动。美国海军在意识到未来战场上GPS可能会遭受干扰，恢复了六分仪的使用训练；海军陆战队为应对战场通信被完全阻塞的情况，启用了二战时的“扔豆袋”式通信战术。俄罗斯军队经常在大功率干扰环境下进行战斗演练，基本上具备了在干扰条件下进行合同作战的能力。然而，从美俄两国的实战运用情况看，电子战与实战在不断结合的过程中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是思想意识淡薄。在缺乏真实作战对手的情况下，很多部队将战场通信的PACE原则(主要/替代/应急/紧急情况，该原则可以有效防止通信受到干扰)抛诸脑后，例如演习部队在演训中将手机保持在开机状态，无线电静默措施做得不够到位，很容易被敌方定位。二是电子战演训过程中电磁频谱的使用通常受到地方通信管理的严格限制。不能随意使用针对假想敌的电磁频谱范围，无法测试装备、人员、系统的真实性能。三是参演官兵对电子战有排斥心理。电子进攻可能会使部队彻底瘫痪，以至于无法完成既定任务。四是战斗演习中为电子战演习分配的时间不足，在多日演习中通常只有一两个小时甚至10 min用于电子战。在2019年10月美国第56届“AOC”国际研讨会上，军方和业界的专家警告说，美军在重大的训练演习中设置的电子战场景都太过简单，达不到实战化的标准，不利于军队掌握电子对抗环境下的作战技能。

4 应对现代电子对抗变革和挑战的几点思考

4.1 强化联合作战指挥员电子对抗意识

目前，我军联合作战指挥员缺少全面的指挥素养等现象还些许存在，战役、战术指挥员在联演联训的过程中暴露出传统“大陆军”惯性思维的现象依然存在，对现代化战争理解不够深刻，电子对抗作为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强化指挥员电子对抗意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一是强化联合作战指挥员电子对抗理论学习。深入了解电子战战法、前沿技术、武器装备运用方法，在战略、战役指挥时能够明确电子对抗力量相关细节，在某些关键性节点上对电子对抗力量实施直接指挥，使电子对抗成为制胜之剑。二是强化联合作战指挥员电子对抗岗位需求论证。在法规、制度层面量化和明确指挥员应有的能力素质，从顶层设计角度规划指挥员职业发展路线，将电子对抗作为规划过程的一项“门槛性”因子，加深指挥员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三是强化联合作战指挥员电子对抗情怀的培养。要将电子对抗事业发展作为个人职业规划和部队发展的重要一环，强化培养电子对抗兵种专业技术人才和优秀指挥人才的使命担当。要敢于冒一定风险利用地方电子对抗企业培养技术人才，打造电子对抗的行家里手；要大胆给电子对抗指挥人才历练机会，搭建实战条件的参谋和指挥员演训平台，建立电子对抗人才体系。

4.2 深化电子对抗军民融合时代性发展

4.2.1 探索军地协同培养电子战人才之路

在世界军事和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最早在普通高校创立“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为美国军事强盛、实现国家战略做出巨大贡献。美国ROTC在摸索中前行、在前行中改革、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其完善的法律法规、严格的选拔标准、高效的集权式组织架构、科学的军政训练体系以及入职后科学的“人-岗匹配”机制是美国ROTC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电子对抗兵作为技术密集型兵种，需要与前沿科技进行零距离接触，而地方研究所和企业就是最好的“练兵场”。因此，可以探索“以计划机制为主，以市场机制为辅”的我国电子对抗军事人才合育的制度体系，做到依法选育、依法投入、依法保障运行、依法评估和科学决策。

4.2.2 探索军地协同电磁频谱管控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军事力量也逐步向高边疆、远边疆、深边疆拓展延伸，军队用频需求日益增长，军事行动中频谱管控能力要求越来越高，频谱资源紧缺、频管手段不足等困难日趋明显。电磁空间具有军民共用、敌我共用、国际共用的特点，所以，统筹协调国家和地方无线电管理力量和各行业系统无线电管理力量的发展，能够有效增强军队电磁频谱管理水平，提高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的频谱管控能力，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撑。2010年1月我军成立了“全军预备役电磁频谱管理中心”(“EMSM中心”)。EMSM中心的使命是“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促进我军预备役部队改组和改革的重要创新及初步实践，并维护电磁空间的安全，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该中心全面参与和组织面向EMSM预备役部队的训练和演习。从近年来军队和地方在实战化应用中走出了一条协作支持—机制维系—体制保障的电磁频谱发展路线，为电磁频谱管理军民融合继续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总结经验，谋划未来，将军地电磁频谱管控进行优势互补，持续建立完善的体系机制，真正找到一条适应未来联合作战的电磁频谱管控路子。

4.3 略探中国特色的电子对抗职业人才发展

由前文我们可以看出，电子对抗需要依靠电子对抗人才的强大支持，而电子对抗军官和技术干部需要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以及广阔的平台实践。下面，以职业规划理论和职业锚理论为牵引，在参照国外军事强国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

4.3.1 电子对抗职业发展路线

职业锚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德加·施恩教授提出，他认为在进行职业选择时，通常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并将其称之为“锚”。施恩将职业锚定义为:一个人选择职业时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的关于自身职业能力、价值观和动机等方面的自我反省与认同[23-24]。其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有效地将军队目标和军官个人价值的实现有机统一起来，使两者达到双赢互利，这对我军践行以人为本的治军理念和推进军官职业化进程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仿照职业锚理论步骤，将电子对抗军官职业发展路线分为图4所示的5个阶段[25-26]。

图4 电子对抗军官职业发展路线

在这5个阶段中，将军官大体发展划分2条路线，这2条路线相互不独立，之间存在个人选择和职业岗位交流制度保证的交叉路径。在5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门槛高，有利于将军官能力素质入口提高，为后续职业阶段打下基础。在每个阶段最后的个人选择和职业测试是此发展路线的最大特点，既对个人意愿充分尊重，又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人才流失，对提高电子战军官整体活力起到积极作用。

4.3.2 职业发展机制

从以上设想的电子对抗军官职业发展路线可以看出，每条路径下都会有培训、选择、考核和面试等富有灵活性制度落实方法，为确保这些路径的顺利畅通，需要以电子对抗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作为其基础和保障。

一是终身教育制度。电子对抗军官在每一次晋升或任职之前必须到相应院校进行一定时间的进修，实行“一职一训”和“一岗一训”，突出终身教育理念，在每一阶段末实施门槛性考核，旨在最大程度增强人力资源的效费比，实现职业教育与部队实际岗位的无缝对接。

二是职业资格认定制度。电子战军官职业岗位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体将不可能从事所有军事职业岗位。建立军官职业岗位任职资格制度，明确各类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结构，使军官能够清晰准确地辨别出该岗位是否与自身专业能力、价值取向和兴趣爱好相吻合，有利于其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探索岗位职责与自身职业锚的契合点，不断激发军官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职业资格认定制度不仅有利于军官自身，尤其是初任军官在探求发现自身职业锚的过程中减少盲目性、功利性和随意性，而且能够尽量避免当前我军部队中普遍存在的任职随意性较大、能力素质提升不明显等问题，从而实现人力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

三是军官轮换制度。提高电子对抗指挥军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可以通过轮换制度，使军官通过多岗位任职积累岗位经验和联合作战指挥能力[27]。军官轮换主要包括以下三类：首先是岗位轮换，岗位轮换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轮换到同类岗位，但担任不同的职务;二是轮换到不同军种或不同类岗位任职。无论哪种情况，岗位轮换前均须经过必要的岗位培训。其次是战区轮换，战区轮换主要针对重要的指挥、参谋职位。综合考虑军官任职经历、能力、家庭情况和身体条件等，通过战区轮换调整到其他战区或军兵种。最后是综合轮换，综合轮换规定了军官成长过程中在各战区、军兵种和岗位间的轮换规则。在职业规划路线中，岗位轮换的时间、条件、能力要求等都会予以明确。这样可以使电子对抗军官在适当的岗位流动中逐步完善能力，探索职业价值，挖掘职业潜能，以期尽快发现、确立自身的职业锚。

四是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评价是一种重要的目标导向和激励工具。要想赢得军官信赖与奉献精神，必须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考核、评价和激励体系，定期对军官能力、态度和绩效等进行全面、准确、客观的评价。可以仿照美军的“评价积分制度”(评价积分=职业资格认定等级积分+岗位经验积累积分+学历积分+其他积分)：给有想法的军官多些工作任务，让那些有理想、有能力、肯实干的军官脱颖而出，将不合格、不尽责、不作为的军官淘汰出局，这不仅有利于激发军官的职业心和责任感，而且有助于其不断发现自身的长处与不足，逐步校准自我认知，准确定位军官职业锚，加深对军事职业的热爱，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不断释放打赢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