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玲

摘  要：历史上每一次瘟疫的爆发，都不单单是一次公共医疗卫生事件，还与其他领域息息相关。以人文社会科学视角来探究疫情对文学领域的影响，可以发现，疫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侵袭了人类的健康与生命，也异化了精神世界，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致使文学蒙上了唯心主义的尘土，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消极影响。但我们不单要看到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还要看到疫情对文学领域的积极刺激与促进作用。

关键词：瘟疫;唯心主义;玄学;文学自觉

历史上，每一次疫情的爆发，都犹如用一把锋利的剪刀，撕开了岁月静好的盖布，将众生之相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当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去探究疫情之下的种种文学现象，会发现，表面上病毒是侵袭了人的身体，而实际上它却异化了人的精神世界，甚至改变人的思维模式。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要客观看待事物，我们不但要看到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还要看到疫情对某些领域的积极刺激与促进作用，譬如，文学的发展。

一、唯心主义的温床

人作为有限的个体，生活在有限世界中，不可避免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人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高级物种，总是试图超越有限世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在意识到，与茫茫宇宙相比，个体生命犹如沧海之一粟时，人又不得不承认能力的有限性，进而“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所以人总是以自己意识的超越性为人生寻求“安身立命之本”，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最高支撑点，以便使有限的人生能够永恒，使世俗化的人生能够趋向理想化。面对人类自身无法超越的苦难，人们往往会寄希望于某种精神依托。历史上典型的事件当属汉末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桓帝时期瘟疫爆发了三次，灵帝时期爆发五次，献帝时则更加猖獗。在此期间，玄学应运而生。玄学是汉末魏晋时期，以老庄哲学为骨骼构架，兼和儒家经义而成的一种哲学思想。其探论的核心问题是有无、自然与名教等相关哲学问题，即本体论的问题。玄学的出现，有其思想发展规律的内因，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社会危机日深，连年的战乱，频繁发生的瘟疫，使得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再次兴起。

受玄学的影响，东晋玄言诗应运而生。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此语道出了玄言诗的特点。而从现今流传下来的玄言诗来看，其内容的确是淡乎寡味，缺少形象描写与意象塑造。例如，孙绰的《秋日诗》：“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霜。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这首诗写的是，深秋时节草木零落萧条的景象，同时表达作者的慨叹之情。“抚菌”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中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一句，意寓人生短暂。“攀松羡后凋”一句挪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意思，欲以表达自己高洁的个人节操与远大志向。末尾两句再次化用《庄子·秋水》的语句，写于林野间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与老庄哲学如出一辙，无甚新意。

玄学的兴起与玄言诗的流行，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玄学影响，魏晋文人提倡自由洒脱，自作矫情，在当时名流界逐渐兴起一种时尚潮流，即服食五石散。五石散由几种石料配成：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这种药在当时十分昂贵，非富贵者不能食，一时间，名流服食之，平民百姓也纷纷效仿，使得服食五石散成为一种身份地位和阶层的象征。富贵者自有服食的资本，平民百姓的效仿往往需要付出倾家荡产的惨痛代价。更可怕的是，当时人们误以为此药可以强身健体，但实际上，这种药是一种剧毒药，服药后，毒性发作，会产生严重的内热，因此，需要一整套极其细微而烦琐的程序，将药中的毒性与热力散发掉，即所谓散发。如果散发得当，体内疾病会随毒热一起发出。但如果散发不当，则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服药者不死，也将落得终身残废的下场。在魏晋时期，因服食五石散而致死致残者不在少数。

归根结底，汉末魏晋时期频繁爆发的瘟疫，间接导致玄学的产生，同时也使“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盛行，更改变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们在面对灾难之时，寄希望于虚幻飘渺的精神，甚至寄希望于服食丹药以延长生命。随之而来的消极厌世思想，也在魏晋时期盛行。相关的作品有很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这种消极思想，无疑是不利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列宁曾说过：“唯心主义要坚持唯心主义是难以凭逻辑驳倒的，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而魏晋玄学显然并不属于聪明的唯心主义。

二、文学发展的摇篮

“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而文学的自觉，始于建安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建安文学集团，以“三曹七子”为首，以清商乐发展为背景，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使建安时代成为一个文学高度发达的时代。先有作品，有创作实践，而后才会有理论，作家丰富的创作经验与独特的心得体会逐步累积，自然而然便上升至理论高度。加之邺下文人群的交游唱和，都促进了文学批评的产生。但这些都只是建安时期文学批评产生的必要条件，然而一个事件的产生，大多需要特定的偶然诱因。到底是什么动机促使曹丕去创作《论文》呢？我认为，其诱因应是建安二十二年的大时疫。经此一疫，建安七子几乎损失殆尽。刘祯、徐干、陈琳、应玚，均死于本次时疫。正如曹丕《与吴质书》中说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平日交游唱和的友人一时俱亡，使得曹丕对人生与生命意义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曹丕曾为故去的友人编集，由为他人编集而进一步思考自身多年写作中的困惑、问题，例如，文人创作的价值、作品的自身价值、如何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等相关问题。另外，在思考之余，曹丕也因人生短暂、命运无常而伤感，“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为了纪念逝者，”故“撰其遗文，都为一集”，可见，曹丕为故去的建安七子编集，起因于劉、徐、陈、应四人猝然离世对他的刺激。于是，在这种直接诱因的作用下，曹丕写下《典论·论文》，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批评的篇章。而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优秀的文学批评著作相继问世，使魏晋南北朝呈现文学批评蓬勃发展的蔚然大观。

此外，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曹操《蒿里行》有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因此导致疾疫流行。据史书所载，东汉末年以降，时疫频繁发生。建安十四年，曹操“率军出征东吴，遇疾疫，乃烧船自还”;建安二十二年，即发生了建安七子经历的那一场瘟疫。建安二十四年，“岁大疫”。《三国志·吴志》汉末时疫，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给汉末人带来了无尽的伤感。人命短暂，朝不保夕，使人们加深了对生死的思考。最早收录于萧统《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也在此时出现。主流文学史认为，《古诗十九首》作于东汉末年失意文人之手，其内容多表达离别伤感、人生思考等忧郁之思，语言炉火纯青，意境圆融浑然，刘勰评价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赞誉其是“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国家不幸诗家幸，作为国难的一种，瘟疫的发生，往往给文人的心灵及精神世界带来巨大的震动，为文学创作提供创作动机、写作内容、真切情感。所以说，瘟疫是文学发展的摇篮。

三、余论

瘟疫的爆发给人的身心带来苦难的洗礼，也异化人的思想，改变人的思维模式，从创作主体到客体，给文学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灾难与动乱恰恰也是文学发展的助推剂，一方面造就了更具思想深度的作家，另一方面也为文学作品增添历史厚重感。自古以来，苦难一直都是文学发展的温床，屈原满怀一腔赤诚热血却惨遭放逐，于是写下千古绝唱《离骚》;曹植自曹丕登基后屡遭磨难，奠定其文学地位的重要作品也产生于后期;虞信本是宫体诗人，以创作软媚温香的诗句为主，而在北上被羁后，故园之思与亡国之痛充郁于胸，遂成就了其后期沉郁苍凉的悲壮诗风。所以，文学的魅力，或许就在于，那饱经忧患后孕育出的疼痛的文字，与疼痛背后的深思。

参考文献

[1]马钺.浅谈汉末动乱对曹操创作的影响[J].北方文学：中，2016 （02）：76-76.

[2]张丽锋.论汉末桓、灵二帝时期的文学新变[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11）：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