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是人与外部世界的中介，媒介的形态经历了从具身化媒介、体外化媒介到技术具身化媒介的变迁，推动了传播形态的变迁从而导致传播活动中身体到场的程度不同。农村受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影响，村庄呈现逐渐失序状态。技术具身化媒介时代，“身体”的回归维系了乡村秩序。

关键词：媒介形态;传播形态;乡村秩序

在农村社会，人与其他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互动的关系，就是乡村秩序。由于媒介是人与人和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中介，因此，不同的媒介形态和传播形态对乡村秩序的维系也会产生不同程度上的影响。伴随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对农村社会的深入影响，村民大量外出务工，分散在不同空间，面对面的传播形态转变为大众传播形态，“熟人社会”被打破，村庄逐渐面临失序。如今，随着智能设备和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身体重新回归到传播活动中，实现虚拟在场，意味着“离土又离乡”的村庄有了新的途径来维系乡村秩序。

一、人的媒介化实践中媒介形态变迁与“身体在场”

所谓媒介，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说到：媒介是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公共机构①。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也从中介的角度，将大众媒介定义为：各种社会关系的中介，“媒介机构参与了最广义的符号意义上的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分配，而这些符号与社会经验具有密切关系”，继而“在客观社会现实和个人经验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②这种中介者被麦奎尔类比为向经验开启的窗户、解说员等。大众媒介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连接个人与社会的中介作用，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信息传递的渠道和桥梁。大众媒介作为中介者，在人同自然世界、同社会机构和其他人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是社会关系和过程的中介。因此，媒介的核心就在于中介性，能够建构人的行为、协调人与他人的关系。

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认为媒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交往方式，并且还具有时空的偏向性，据此将媒介划分为了偏向空间和偏向时间的两类媒介。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把“编码”方式作为划分媒介的根本依据，将传播媒介分为对日常语言编码的文字媒介和按照数学编码的技术媒介。③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将媒介划分为：人的身体以及他们在工具上的延伸、拓展信息扩散潜能的大众媒介平台、元技术以及其影响下传播的互动和多元化交流模式。④

我们根据身体与媒介的关系，将媒介划分媒介三种形态：具身化媒介、体外化媒介、技术具身化媒介。⑤

“身体”也经历了由具身化媒介时代的在场;到体外化媒介时代，媒介技术物介入传播实践中导致身体的退隐;再到技术具身化媒介时代，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高速发展下重新构建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媒介形态，使得“身体”再次回归。

二、“虚拟在场”维系乡村秩序

具身化媒介时代，人们身体在场，传播活动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乡村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悉”的社会，依靠传统和教化来维持礼治秩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密切，社会制约机制强。⑥体外化媒介时代，身体从传播活动中隐退，同时新媒介产生的新文明使得乡村人口大量流失，村庄逐渐离散，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度降低，社会制约机制不断退化，乡村秩序受到破坏。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不同社区或社会的成员之间的任何接触，无论涉及的范围有多么广泛，都涉及了共同在场的情景。”⑦在“身体”回归传播活动的时代，村民通过微信平台，基于数字媒介的互动实现了“虚拟在场”。以陕西省蒲村镇S村为例，村民在微信群中通过集体讨论村上大事、开展批评教育等多种方式，形成了相互鼓励、制约、规劝的环境，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乡村秩序。

首先，关于本村社火表演的讨论。“沈氏家族”微信群中过年的社火表演引发了村民的关注和参与。村委会收到景区过年社火表演的邀请，关于是否接受邀请进行了讨论。村长说：“S村曾经有一支高水平社火表演队伍，2003年因为几位老人离世和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社火表演也随之暂停。这次邀请有丰厚的酬劳，表演效果好就能收到其他景区的邀请。但问题在于人手不够。”村长说：“大家讨论的积极性很高，甚至凌晨都有人在讨论剧本，最多一天有8000多条消息。讨论了几天后，村民们一致认为可以接受邀请，就人手不够也逐渐达成共识。讨论到第4天，村长在群里说：“大家都有极高的参与热情，这次的表演一定会成功，演出费按劳分配给大家。”“沈氏家族”微信群让村民们有了交流讨论的空间，“社火表演问题讨论”是吸引村民广泛参与的一个新媒介事件。讨论中不论是当地村民还是外出务工村民都被吸纳进来，给村民机会去参与到社区建设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区中村民的身份认同。这种通过微信群实现虚拟在场，集体讨论村庄大事，围绕问题的表达也促进了村民之间的社会连接，奠定了乡村秩序维系的基础。

其次，疫情期间的批评教育。具身化媒介时代，在村庄公共空间进行的交往是产生民约村规的重要场所。随着村庄公共空间的衰落，村规民约逐渐解构，微信群则为村民再次提供了一個网络公共空间。在今年防疫期间，微信群起到了村民监督和思想纠正的作用。防疫初期，不少外出务工村民还未返乡，村长就在微信群里呼吁大家在外过年，不要冒险返回。同时，一旦发现有外地返乡的人，村民们会在微信群进行反映。还有大学生会及时分享疫情状况以及辟谣的文章，避免大家因慌乱而选择错误的预防方式。村长说：“在农村，大家的文化水平有限，获取信息的速度慢，也很难辨别信息的真假。这一次有这些大学生在群里转发消息，大家就放心多了。”

第三，微信群进行媒介动员。微信群作为媒介动员的空间，通过引发关注、激发讨论、形成共识，乡村传播系统作为一个行动组织极大的提升了村民的行动能力。⑧在防疫期间，也有很多村民，尤其是放假的大学生，主动成为志愿者，宣传防疫信息，帮助隔离家庭买菜。“沈氏家族”微信群的媒介动员有效组织了人员、信息、庄内外的资金，将村庄整合到一个场域中，媒介成为村庄群体协作中的重要中介。微信群极大地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效率，也便利了分散在不同空间的村民参与村务。S村的媒介行动既体现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同时也维系了乡村秩序。

乡村逐渐失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村民社会关联的降低，离散化的村庄很难形成良好的互动和身份认同。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使乡村社区整合得以实现，微信群成为了虚拟公共空间，实现了村民虚拟在场，使村民从“私领域”走到“公领域”，当大部分村民再一次聚合在网络空间时，就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乡村社区，村庄也回到了“熟人社会”。微信群中再造互训的基础是的“熟人社会”，互训即互相制约、规训，通过共同行动和话语表达构建紧密的社会关联，在持续不断的互动中形成规则。“沈氏家族”群主多次强调是微信群改变了人、人的思想和乡亲们的精神面貌。而为什么能够改变呢？正是微信群使得村民集体虚拟在场，相互制约，通过共同讨论、共同学习、共同行动等交往，互训的网络化氛围得以形成，共同维系了乡村秩序。

参考文献：

[1] 张华，张洁琪.媒介形态与传播形态变迁视域下的媒介伦理[J].中国报业，2019（23）：23-25.

[2] 牛耀红.在场与互训：微信群与乡村秩序维系——基于一个西部农村的考察[J].新闻界，2017（08）：2-9.

注释：

① 約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② 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0-441页。

③ [德]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传播媒介史绪论》，《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7-243页。

④ [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 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9-74页。

⑤ 张华、张洁琪《媒介形态与传播形态变迁视域下的媒介伦理》，《中国报业》，2019年，第23期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⑦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⑧ 韩鸿：《墨西哥乡村传播系统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作者简介：令清漪，女，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