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自古以来，日本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受到了中国的诸多影响。其中，儒学作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在传入日本后，于不同历史时期也在日本社会发挥着诸多作用。中国儒学在日本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在一定时期内充当了推动社会进程的重要思想武器。

关键词：中国儒学;日本化

根据公元前720年成书的日本的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中记载的传说，中国儒学经典在那时经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儒家学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正统统治思想，随着历朝代统治者的需要发生变化，中国的儒学思想也在不断应时而变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时，传入日本的儒学文化，也被日本人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改造地利用，发展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儒学，并在日本多个重大历史时期发挥着作为思想武器的重要作用。

一、日本早期儒学（5世纪至平安时代末期）

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记实最早可见于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并且在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中有关于百济博士王仁于应神天皇15年应邀前去日本传授儒学的记录，王仁此行带去了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对日本儒学的初步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到七世纪，从圣德太子进行推古朝改革后，到孝德天皇进行“大化改新”，再到大宝元年，制定《大宝律令》，这些都是日本早期儒学治国治民的思想被日本政治所采用的标志。圣德太子制订的“冠位十二阶”便是参照了儒学传统思想中“德、仁、礼、信、义、智”的观念而由此创造出的。后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将儒家“王土王民”的思想贯穿其中。提出“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的观念，提出了建立集权于天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虽然在当时这一诉求并没得到满足，但在400年后的“大化革新”中，中大兄皇子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苏我氏旧势力，新上台的孝德天皇提出了自己代行天命的观点，这表现了中国儒家的天命观，这一观念也成为了日本古代国家天皇制集权国家权威性的根本政治理念。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仁政”观念也被日本统治者积极吸收改造成了日本“德政”观念中的重要内容。

自大化革新至平安时代末期，日本仿效中国唐代国子监，在本国创办大学寮教授儒家经典。直到“唐风文化”盛行的平安时代前期，大学寮和儒学学习也进入了它的全盛期，但文化作为当时政治的工具，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随着外戚藤原氏的专政和中央集权制度的逐步瓦解，日本的早期儒学也逐步走向衰落。

二、作为禅宗附庸的儒学

镰仓时代中期，中国的朱子学传入了日本，日本社会掀起了学习朱子学的潮流。那时在日本传布朱子学的主体是日本禅僧以及沟通宋日交流的中国禅僧。但当时禅僧们传播朱子学的意图并不在于推广儒学，而是仅仅将儒学视为弘布禅宗的“助道之一”。当时的禅僧多言“禅佛不二”，至室町时期，在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甚至出现了身属禅籍但专事儒家经典研究的僧人。相比较于中国儒学的排他主义（如：子不语怪力乱神），日本儒学则表现出了其兼容并包的特征。

同时，禅僧们为了传播佛法也向日本幕府统治阶层、天皇传播宋学，后醍醐天皇还以朱子学的“大义名分”为思想武器发动了“建武中兴”。到室町时代后期，日本国内形势发生巨变，两大武士集团在京都发生冲突，京都城遍地残垣，自此，日本进入了“下克上”为特征的动荡不安的战国时代。故众多禅僧、儒士逃离京都，转投地方大名，由于地方大名为稳固领地统治也需要一个为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的思想武器，故儒学普及于地方。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朱子学中的“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

这一时期，虽儒学依附于禅宗之下，只是作为禅宗传教的工具，且在对武力绝对崇尚的战国时期也并未发挥多大作用。但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改变和儒学的不断发展，为后期江户时代儒学的日本化创新打下了基础。

三、新时期下儒学的日本化——复兴国学

17世纪中期之后，在日本的儒学开始分流传播发展。仅仅是朱子学这一流派就分化成了两个方向。其中一派将研究重点放在朱子学的封建伦理学相关层面，而另一派则强调朱子学中与“天理”有关的内容，着重研究“格物致知”。

同时，此时中国由于文字狱大兴，遏制了士人正当批判评论时政的权利，故中国士人开始转向考据文学。日本也受此影响，反向研究古代经典以批判后世儒学（宋学、朱子学）的倾向。自此，朱子学在日本儒学中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日本儒学界掀起孟子研究热。后以复兴国学为主要目标的贺茂真渊提出“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专门探索古词义的学问”，主张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阐明古道，自此之后开始日本国学复兴运动，转向批判儒教中的道学。国学家提出“万物皆源于日本”的说法，肯定日本天皇“神之子”的至高无上地位。

此时儒学在日本的发展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日本化特色。相比较于中国儒学的“王道”、“仁政”思想，日本如水户学派和国学则是将天皇拔高为神，强调对天皇的无理由效忠。充当了推动明治维新和近代天皇制度的形成的思想武器。

结语

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前期多为照搬儒学理论以为教化民众、颁布政令提供理论基础。但在日本早期儒学衰落后，日本儒學显示出了其本土化的诸多特征。首先，它缺少思辨思维，对“理气之争”所谈甚少，更注重其对于行为的约束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作用。其次，日本儒教受到佛教、神道教等多个教派的影响，与它们互相影响，兼容并包。在幕府后期，水户学派引入“尊王攘夷”观念，与神道思想结合，成为了幕府政治崩溃的重要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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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汇（1998.05——），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安徽省安庆市，单位：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历：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日本文学及日本文化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