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

《消失的巨人》是郭爽最新的短篇小說作品。小说带给我一个思考，在于青年作家如何介入现实。指责“80后”、“90后”作家缺乏现实体验，写作过于封闭，是很多批评家的“老梗”了。但是，很显然，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在飞速发展的中国，代际体验的差异性非常明显，从成长环境、兴趣爱好，到文化熏陶，都有很多不同。差异如此之大，文体和表述自然不同。同时，问题的复杂还在于，这种差异性，不应成为“不成熟作品”的辩护词，而应转化为更盛大，更丰富，更有生命强度与广度，也更有冲击力的“代际突围”。

郭爽在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中，曾引用舒克申的话：“干净的死者我们所有人都惋惜、爱戴，你们要爱就爱活着的和肮脏的人。”得益于多年记者生涯，郭爽在描写各类底层人物时颇有心得。《消失的巨人》写了一个城市女孩与乡下小保姆吴珍珠的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故乡》式的“底层故事”。故事并不新鲜，但小说的叙述，带给我们的体验和感受，却非常有辨识度。小说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出发，在“我”与吴珍珠断断续续十几年的交往过程中，表现了作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小说有青春写作痕迹，但又能跳脱出来，童年视角的引入，也恰到好处。小说笔法从容自在，充满情感，又节制干净，将惨烈的黑色幽默化为卡尔维诺式的飞翔姿态。“巨人”是个充满魔幻与童话色彩的象征意象，就是某种对未知世界复杂感受的隐喻。那里有梦幻、纯真、激情、冒险，也有危险、衰败和狰狞的丑陋。然而，郭爽的笔下，没有沉重的“人道主义叹息”、肆意装扮的“欲望化书写”，不是某种刻意的“先锋”，更不涉及某种意识形态复古的“左翼激情”，而是一种轻盈的“飞翔状态”。这里有生活烟火气，对苦难生活的同情，也有着女性特有的，类似于安吉拉·卡特般魔幻童话的激情。但是，这种“魔幻童话”，又并非卡特那种凶猛锐利的风格，而是一种由美与力、光亮与黑暗、创伤与渴望、成长与反成长，共同组成的乐曲。吴珍珠的土气与善良，虚荣与狭隘，甚至是那越来越黯淡无光的生活，都被作家以一种“飞翔的姿态”所照亮。这是一种介入现实，又挣脱而出的态度，一种悲悯温暖，又理性节制的观察。小说有几个细节非常扎实有力，比如，吴珍珠看店时，将偷书的小男孩捆住殴打。在乡下，因为吴珍珠的疏忽，差点导致“我”溺水而亡。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当吴珍珠也身为人母，却同样无法拯救女儿的深深绝望。

小说中“我”与吴珍珠之间的命运参照，也是该短篇小说的匠心所在。这不是高高再上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审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镜像式存在。“我”的生存条件比吴珍珠好，但是，“我”也不过是一个失业在家的普通女人。夫妻收入紧张，靠着父母才能养育后代。这里夹杂着“80后”家庭生活的代际鸿沟，现实压力等问题。吴珍珠的“巨人”是“我”居住的城市，而“我”的巨人则不仅是乡野，也是那一个令“我”充满挫败感的外部世界。由此，“我”的命运就与“吴珍珠”的命运相连，进而拓展到对整个中国当下现实的思考。那些平凡又不甘平凡的“吴珍珠们”，无法摆脱一代又一代的命运悲剧。她们也挣扎反抗，也抱怨痛苦，她们终将自己化身成宫崎骏的卡通《千与千寻》中的“千寻”，执著地怀着美梦，带着对“巨人”的复杂情绪，继续在光怪陆离的魔法世界中寻找下去。无论成败，那些生命的光，最终会照亮茫茫的黑夜之路。

客观地说，中国青年作家，赶上了一个创作的好环境，但也面对着更严苛的筛选机制。因为前辈作家已创作出了那么多精彩厚重的作品。这种“影响的焦虑”，对于青年作家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俗话说，水涨船高，如今的文坛，不仅要努力，要熬得住，吃得下苦，耐得住心，还要有苦心孤诣的创新，才能真正成为一棵“参天大树”。青年作家郭爽，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