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祉艾

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在童年时代往往是孤独寂寥的，而住家保姆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这种独有的孤寂，成为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望远镜。而在印象中，他们是标签化的一个具象概念，是扁平的一个影子，是通讯录里的一个“保姆吴”。

郭爽的小说《消失的巨人》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影子似的人物，然而，小说却为保姆吴珍珠蒙上了一层“同谋者”的面纱，作为参与了“我”童年中几乎所有记忆的人，尽管到今日，那些记忆都微薄渺茫，却仍能够在已然开始新生活的“我”心中炸开浪潮。

何谓“同谋者”？小说在先前并未作出多少解读，只是单纯地写了“我”与吴珍珠的相处，一直到故事的最后，小说才引出了另一个故事：偷书。甫一回望这个久远的故事，小说所显示的更像是一个童年的创伤与错误，事实上，到最后“我”也没有交代当年的“我”为什么会对那个偷书的男孩抱有奇特的怨恨，但可以看到的是，那个年纪所犯下的错事直到今天也在对“我”造成影响。

这个秘密是“我”多年来无济于事的自我逃离，“我”在沉默中隐藏心事，也不明白吴珍珠为何能轻易地忘记那一段故事。

“我说我讨厌他。如果你不去，我就要连你一起讨厌。一辈子讨厌你！”

“你在说什么？”

“你都不记得了吗？都忘了吗？那你还记得什么呢？”

“可是我抓到的，是我绑了人。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吴珍珠，我说是我，你听不见吗？是我啊！”

一直到这里，小说才揭开了真正的面纱：当年的“我”因为一己私欲，将那些作恶的事端推给了吴珍珠，甚至自欺欺人地蒙蔽自己，将自我道德的迷失归罪于她。“我”如同一个抽身而退的旁观者，在软弱与冷漠中注视着吴珍珠的“罪行”，下意识地宽恕自己的作恶而不自知，而一直到她和吴珍珠的对话，才显现出人性的内审与深刻的觉醒。

正如在小说的最后所谈到的，“母亲笑了，比我更激动于结局即将到来。如果真有结局的话。”这场忏悔是没有结局的，无论是将自己摘出作恶行径的同谋者，抑或是真实沉沦的罪者，“我”都将在这种伦理责任的幼年缺失之中，背负无度枷锁。

除却偷书的故事，小说还巧妙地建构了“巨人”来探讨“消失”的空洞感。在童话故事里，王国里的恶人们都想同巨人做朋友，然而巨人一边赋予人更高更远的视野，也同样拥有着强悍的破坏力。他只是挥一挥拐杖，就能摧毁一整片玫瑰园。我们逐渐长大之后，巨人成为过路的风景，也永远是隔着蓬蓬烟雾的秘密。

“显然，这座山里没有巨人，但谁知道呢，也许有。童话故事里，人总想跟巨人做朋友，坐在巨人的肩头一起去看世界。但巨人挥挥拐杖，就把什么都破坏了。除非像那個口口相传再记录下来的故事一样，你先是个拇指大的小孩，遇见巨人后跟他一起逃走，然后你长大，变成年轻的巨人。又或者像王尔德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巨人遇见神，就有了一颗人的心。”

一方面，巨人是每个人心中渴望成为的样子，他们拥有着最大的力量和广阔的未来，人们在巨人的肩头窥探世界的景象。然而，另一方面，随着曾经的少年的长大，巨人也成为了山峦上升之后的小小影子，回头再观望时，我们无法再对巨人肃然起敬，也同样失去了成为巨人的决心与勇气。

巨人的力量往往凸显于我们的渺小，但渺小是瞬间的，流逝的时间是永恒的。小说中的“我”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吴珍珠抱有热望，其大部分原因都在于对自我生活的茫然。

“我”离开家乡，却因为丈夫的平庸而回家待产，尽管从未提起，吴珍珠却始终在“我”的内心占据着一个隐秘的影子，在年幼的“我”看来，她坐上火车，去了远方。“我”习惯性地解构一切，分析一切，连带着同父母的关系都不断地自我讨论，然而面对吴珍珠，“我”却仓惶而逃。

当故事进行到最后，我们并不能定格这些生活的意义。小说中的时间是感性的，是弹指一挥间，也是高潮迭起时占据大篇幅的一日。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都细碎而平均地走过。当小说中的“我”开始解构生活的要义，将对立和解中的二元对立拆解作为生活中自我进化的可能，这些被寄予的时刻成为了童年时巨人意象的具象，节日傍晚的气球被戳破在幼年时那个男孩的身前，也同样地，涌起在深重的，成年后的“我”的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