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旎萍 吴天跃

18世纪后半叶，全球贸易网络的扩展促进了新一轮的商品与文化艺术交流。清政府在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下仅保留广州为通商口岸，广州本地画家和部分洋画家为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强烈好奇及其文化需求，结合西洋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绘制了东方风物主题的“外销画”（export paintings）。这些题材广泛、媒材多样的画作，通过艺术赞助商的订购，纷纷进入西方收藏界，成为西方人观看和想象中国的媒介。名列广州“五大丛林”之一的海幢寺①因相继接待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和荷兰使团，成为欧洲人眼中最为知名的中国佛寺，具有特殊的外交意义。相应地，海幢寺的建筑与佛像也一度成为外销画的主题，至少曾被英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相继订购，现存多个版本。

关于海幢寺外销组画的既有研究，王次澄等学者发现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藏有两组海幢寺组画，并通过国际间学术合作将该册整理出版，得到学界广泛关注②。此外，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Real Compañía de Filipinas）的首任经理人、广州西班牙商馆首任大班③阿格特1796年订购了海幢寺组画④，附带详细的西班牙语注释。学界对这批外销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幢寺的殿堂建筑与像设、名物考证上，而对绘制者、订购者、收藏历史和艺术趣味等重要问题的讨论不足。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艺术社会史对艺术赞助、收藏和趣味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探讨⑤，中国外销艺术研究也受此影响。1950年，马格丽特·佐丹（Margaret Jourdain）与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