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云侠

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后立刻引起争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题材“没有政治，没有革命”①，却把大小和尚和他们日常的生活空间带回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而以寺庙为空间的叙事，在汪曾祺8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并非孤例：这包括了《受戒》《幽冥钟》《仁慧》等。在50—70年代，寺庙生活几乎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湮没，并不常见。当汪曾祺在80年代初开始描绘寺庙并将它们与宏大叙事剥离时，对读者和评论界构成了挑战，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其创作与佛教文化之间关系的讨论。从《受戒》发表开始，以汪曾祺的宗教观念为向度展开的批评就已经出现。从“神的冷酷的戒律清规丧失了一切权威”②的反佛教立场，到后来将《受戒》所表现的人之欢愉归入禅宗“不生思虑，直指本心”③之法，评论界不断勾连汪曾祺思想及其文学创作与佛教传统之间的关联。而汪曾祺在晚年又为《世界历史名人画传》的“释迦牟尼”卷撰文，似乎更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他与佛教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若对汪曾祺的家学传承、成长历程、教育背景④等进行考察，其实很难发现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正像汪曾祺在《我是一个中国人》《自报家门》等文章中反复强调的，相比中国传统的道家和佛家，他从情感上还是更乐于接受儒家思想。他明确表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