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还是有所思?
——论汪曾祺从《聊斋志异》翻出的“新义”
2020-12-28翟业军
文艺研究 2020年9期
翟业军
缘 起
汪曾祺与《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的缘分颇深。1962年,甫一调入北京京剧团,他就跟薛恩厚合作,把《小翠》改编成京剧,剧本一度佚失,1980年,二人进行了重编。1987年8月1日,他正式开启《聊斋新义》的写作,完成《瑞云》。8月底,他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9月里,他忙着诗酒唱酬,私底下写作却颇为勤快,接连写下《黄英》《蛐蛐》(《促织》)、《石清虚》。在给施松卿的家书里,他顾盼自雄:“我已经写完了《蛐蛐》,很不错。”他更罕见地给自己下了一个“定论”:“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天地。”①古华建议他再赶出十篇,凑一本书交陈映真在台湾出版,他说:“我不想这样干。我改编《聊斋》,是试验性的。这四篇是我考虑得比较成熟的,有我的看法。赶写十篇,就是为写而写,为钱而写,质量肯定不会好。”②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他竟文思枯竭,一时不知从何下手,自傲的他只能归咎于版本:带去的是一个选本,只选名篇,而名篇是没法改写的,“即放不进我的思想”,他打算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篇章”着手③。不过,放弃名篇,就是回避与高手过招,似乎有些气馁。12月下旬,他回到北京,直至1988年新春,才写出《陆判》。6月,又改好《双灯》《画壁》。1989年,他从《佟客》的“异史氏曰”衍生出《捕快张三》,并把《凤阳士人》改成《同梦》。其后,他好像意兴阑珊,或者是难以为继了,虽然70岁生日(1990年元宵节)时发愿“把《聊斋新义》写完”④,但还是蹉跎许久,直至1991年7月,才陆续改出《明白官》(《郭安》)、《牛飞》、《老虎吃错人》(《赵城虎》)、《人变老虎》(《向杲》),为《聊斋新义》画上一个略有些潦草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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