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 刘宝杰

摘   要：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封书信中首次阐述了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提出后，经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得到了新的发展。遗憾的是，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科学把握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真正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关键词：恩格斯;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0.05.003

文章编号：1009-6922（2020）05-20-06

恩格斯作为“第二小提琴手”，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阐发和完善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同时，坚定捍卫、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晚年在五封书信中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的阐发，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独创性发展。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重思恩格斯晚年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解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该理论的发展和曲解，对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的提出背景

19世纪80年代末，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历史唯物主义受到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派的歪曲和非难。保尔·巴尔特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代表，他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中，污蔑马克思将经济因素视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忽视了其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巴尔特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经济唯物主义”。保尔·恩斯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派“青年派”的代表，由于不懂得辩证法，他将唯物主义方法当作固定公式并以此裁剪历史事实，称历史唯物主义只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否定观念因素、人民群众和合法斗争的作用，将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化、庸俗化。这两方面的挑战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思想动乱。

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回应了保尔·巴尔特等人的诘难。恩格斯认为，在他和马克思的著作中確实过于强调了“内容方面”而忽视了“形式方面”。他们在与唯心主义者的论战中，“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1]642。也就是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着重论述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因素及其意义，而忽视了对社会历史发展中观念、政治等因素的强调，因此出现了对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的社会历史性作用的误解。但在那个特定年代，“必须这样做”才能有力批驳唯心主义者。19世纪90年代初，为批驳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和党内反对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在坚持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强调上层建筑的社会历史性意义。恩格斯阐明，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具有自身规律性和历史继承性，并由此导致它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之间具有不平衡性与不完全同步性。此外，各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作用并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至此，恩格斯明确提出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作出了重要补充。

二、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的具体内涵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提及：“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604在这里，恩格斯用“决定性”“归根到底”来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决定性”并不等于“唯一决定性”，恩格斯认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604。这就突出了上层建筑的社会历史性作用，给“经济唯物主义”等错误思想以反击。上层建筑的社会历史性作用是所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604。因此，从根本上讲，经济因素是政治、观念等因素向前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这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前提条件。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将意识形态形容为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此时，恩格斯已经意识到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但还没有确切提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这一概念。直至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在同康拉德·施米特的通信中指出，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发展应当适应经济基础状况，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

（一）意识形态具有自身规律性

意识形态产生后，需要对现有的观念材料进行加工，并与之结合才能发展。否则，“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1]261。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它便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遵循自己本性所固有的特殊规律发展。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中，恩格斯以法律为论据来证实意识形态具有自身规律性。法律除必须是经济基础的表现之外，“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1]610。法律本身以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因此，法律的发展首先在于建立一个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和谐的法律体系。

（二）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

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就指出，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特殊的独立领域，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其形成发展以特定的思想材料为前提，“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1]643。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已有意识形态为前提，但并不是对已有意识形态的简单继承，而是一种批判继承。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前的意识形态又成为未来意识形态的特定的思想材料，因此，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其发展体系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前提。例如许多国家基于罗马法，根据各国具体国情而制定出各自的资产阶级法典，就是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的证明。

（三）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之间具有不平衡性与不完全同步性

由于意识形态具有自身规律性和历史继承性，意识形态并不总是能紧随时代变化而对社会存在进行准确反映。因此，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提到：“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612虽然经济基础决定着意识形态的发展，但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内仍有例外，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在意识形态上相对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也体现在二者之间的不完全同步性，意识形态并不总是与经济发展情况相协调，它可能先于经济基础而发展，也可能落后于经济发展情况。例如，18世纪的英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高于法国，而法国在哲学发展上先行于英国;后来德国与英、法两国在经济与哲学发展上的关系亦是如此。

（四）意识形态各形式之间相互作用

“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1]613在这里，恩格斯肯定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且经济因素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影响。同时，意识形态各形式之间相互作用。例如，在中世纪，神学在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其他意识形态都被合并到神学中，“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1]242。随着自然科學的发展，这些意识形态又从神学中得到解放。

（五）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1]598意识形态作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在一定条件下同样以某种方式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先进的意识形态推进社会存在的发展，而落后的意识形态阻碍社会存在的发展。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致信于瓦尔特·博尔吉乌斯，在论述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649在这里，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恩格斯还强调，无论经济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基础始终是贯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例如，继承法影响着财产分配，但继承法产生、改革的前提和基础仍然是经济因素。换言之，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并非决定性作用。

恩格斯晚年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系列书信中，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阐述了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给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新的启发，使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发展。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的发展与曲解

伯恩斯坦和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受到恩格斯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的影响，纷纷对这一思想作出新的诠释，这进一步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关注。

第二国际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进一步阐发。基于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书信，伯恩斯坦认为精神势力是可以进行独立运动的因素，并强调“给与各种观念要素、特别是伦理要素以前所未有的独立活动范围”[2]，愈加渲染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后来，普列汉诺夫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作出系统阐释。他强调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它并非总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完全同步。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3]，指出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伯恩斯坦和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的新的不同阐发，使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目光投向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尤其是探索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乔治·卢卡奇看来，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意识就等同于意识形态，它是根据阶级利益来定义的阶级的自我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站在整个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是整个无产阶级对其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站在少数资本家的立场上，实质上是“虚假”意识，当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的矛盾愈发尖锐时，这种虚伪的阶级意识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危机之中。卢卡奇认为，当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愈发尖锐之时，“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能指出走出资本主义的死胡同”[4]，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特有的功能。在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阶级意识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卢卡奇所阐述的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并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更替。

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就是指意识形态领域，它的机构有学校、教会、出版社等。葛兰西认识到，统治阶级在多数情况下不必诉诸武力来维持其统治地位[5]。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宰制维护其统治，还利用文化上的领导权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每一次革命都是以激烈的批判工作，以及在群众中传播文化和思想为先导的。”[6]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首先必须获得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主要是指一种非暴力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实质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7]。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提出“阵地战”的策略，即在市民社会里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长期的进攻，并对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引导。总之，葛兰西将意识形态视为阶级斗争的关键领域，主张利用意识形态瓦解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

在路易·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是物质性存在，意指它是寓于某种机器之中来发挥作用。随着对“链条的两端”，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研究，阿尔都塞发现，“恩格斯后来说的更多的是，经济归根到底决定历史进程。但历史进程要在上层建筑的许多形式（从地区传统到国际环境）中为自己‘开辟道路。”[8]于是，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索，并延续葛兰西将意识形态与国家理论相结合的思路。阿尔都塞认为，国家首先应当是国家机器：一类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类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包含军队、政府、法庭等机构，运用暴力镇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9]，包含教育、文化、宗教等机构。任何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后，都要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通过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来维持其政权稳定。

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对意识形态及其反作用的探索，他们将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夺取和维护国家政权等相关联，进一步丰富了恩格斯所揭示的“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一论断。与此同时，他们“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抬高到无所不能的程度”[10]，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曲解了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反观自身，我们应准确把握恩格斯晚年关于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的科学内涵，进一步思考在中国如何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四、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的现实启示

恩格斯晚年关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具体论述，不仅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完善，而且具有丰富的现实旨趣。同时，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思想的发展与歪曲，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巩固发展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使意识形态真正科学地发挥其反作用。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11]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因此，实现我国社会发展的不断前进，就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定马克思主义不动摇，这含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蕴。它既要求科學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赋予其中国特色，也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的各项事业和具体实际的发展。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反作用之下，不断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重大挑战，包括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思想相互交融。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护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抵御各种错误思想的攻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作用的过分夸大、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抛弃背离，使我们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立场坚定、方向把准，意识形态工作才不会出现偏差，社会主义才能顺利发展。因此，“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12]，扎实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深、理解透，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实践方法，发挥好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反作用。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过了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无疑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同时它还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已经由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所证明。实现当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坚定理论自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以贯之，并对其不断进行创新发展。

此外，由于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之间具有不平衡性与不完全同步性，思想理论可能先于社会实际而发展。虽然当前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并不成熟，但我们仍可以进行理论创新，提出科学的理论体系。先进的理论体系能够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指引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要秉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着眼于实际的发展与变化，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下实现各项事业的向前发展。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思想的歪曲，警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发展。

（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作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作出了重大部署，意识形态工作呈现向好态势。但意识形态领域仍面临着严峻的风险挑战，各种思想交织交锋。一种错误思想的伺机抬头将导致其他形式意识形态的蔓延，进而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先进性。因此，我们要掌握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守住思想防线。

互联网是领导和把握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主阵地，各级党组织要利用互联网做好正面宣传，抵制各种错误思潮。要制定完善互联网领域的网络安全条例，利用法律法规加强管理与治理，占领好互联网这个主阵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舆论导向，培养一支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人才队伍，旗帜鲜明地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抵制错误意识形态，做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要深刻把握《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寓于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之中，寓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营造良好的“正能量”氛围。通过道德和精神上的引导与建设，进一步凝聚人心、团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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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