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

2020-10-12刘妃孙洲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20年5期

刘妃孙洲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现代化建设的“风雨史”，可谓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史”“创新史”。具体而言，这一“变革史”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毛泽东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性创新、邓小平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突破性创新、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渐进性创新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创新。总结经验，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变革，一是要保持好“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合理张力，妥善处理好坚守意识形态内核与重构意识形态外围的辩证关系;二是要将理性内核与感性话语进行深度结合，实现意识形态话语生动与思想深邃兼而有之;三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关键词：意识形态变革;逻辑前提;历史轨迹;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0.05.001

文章编号：1009-6922（2020）05-05-10 副题引题题一题二

被黑格尔誉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武者拿破仑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有两种——一种是思想、一种是利剑，但是思想最终会战胜利剑。马克思更深刻地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作为属于一定阶级的思想意识或思想体系，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系统，关乎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它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政党及其领导者都不能拒斥或忽视的重要武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一直被当作党和国家安身立命的战略任务。围绕着这一任务，我们党始终牢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现实形势的不断变化来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创新，从而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凝聚力和吸引力，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保障了政治统治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和谐，推动了中华民族这艘“巨轮”在波涛汹涌的世界海洋中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由此，認真梳理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变革的逻辑前提、历史轨迹及其基本经验，这有助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样貌形成全景式的认识，从而切实增强我们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这有助于为党在新时代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创新提供理论借鉴和现实启示，进而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提供思想的“安全带”、理论的“方向盘”。

一、意识形态变革的逻辑前提

恩格斯在晚年为了对从前的哲学信仰进行清算，明确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见解的对立，特写作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在该书中他对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展开了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批判，深刻地揭露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伪面目和抽象本质，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恩格斯指出，德国那些意识形态家借用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试图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于是，他们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并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绝对真理，“人们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2]223可见，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在降生之初就披上了“完备性”“绝对性”“永恒性”的外衣，认识已经在“一种完美的状态中最终结束”。对此，恩格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2]223在这种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223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即阶级的意识，同样也绝不是什么最终的、静止的、绝对的、永恒的存在，真正科学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自我的不断变革、无止境的发展中维持着自身的真理性。此外，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样构成了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和逻辑前提。

（一）从唯物论出发，经济基础的发展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变迁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3]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即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指明了意识形态的波动和变化源自一定的生产力或者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波动和变化。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们便会与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矛盾从当初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蜕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意识形态变革便再也无法避免了。因而，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现实经济实践的不断飞跃，意识形态的调整变革也从未止步。一言以蔽之，“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4]222。

（二）从辩证法出发，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变迁

诚然，从本体论意义上（或终极性意义上）经济基础是一种决定性因素，但是这并非机械的单向决定论，即意味着经济基础就主宰了一切，意识形态只能如影随形。恩格斯在晚年针对德国哲学家们歪曲唯物史观有着“经济决定论”色彩的论调，坚决地给予了批判和回击，将那种把“经济因素当作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的言论称之为“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滑稽的空话”。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固然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5]591。显然，上层建筑远不是经济的单纯现象，它也有自己的特殊效能，“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5]668而且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这种影响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正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当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能够以先进的、科学的姿态来指导和引领经济基础时，经济基础就能够行走在康庄大道上，获得稳步持续的发展;反之，当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停滞不前，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和自身的先进性时，那么这种“非革命”的理论不仅不会带来“革命的行动”，反而会对“革命行动”的发展产生“逆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意识形态只有不断创新和变革，在时空转换中保持着自我的科学性、革命性、先进性及其生命力，才能始终成为经济基础发展的“加速器”和“牵引绳”，而不是成为阻拦和牵制其前行的思想“藩篱”。

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变革的历史考察

如上所述，经济基础的变更决定了意识形态的调整变革，意识形态维持自身真理性的要求也决定了其需要不断进行创新，从而能够引领和推动经济基础的向前发展。可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不仅是逻辑之必然，也是现实实践之需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实践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创新确实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关键利器。这个变革的过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相互伴随、渗透并相互作用。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风雨史”，也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史”“创新史”。因此，系统梳理和总结这一过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从“意识形态变革史”来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的独特视角。

（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性变革时期：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来说是处于一种混合多元的状态。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主流，同时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占有很大比重，此外还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混杂其间。[6]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封建意识形态为主流的传统意识形态格局显然难以适应这一急剧转型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确立迫切要求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彻底变革和重新确立。如何确立并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基础性、指导性地位，如何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问题，这些成为这一时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变革的聚焦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中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一是强化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宣传和普及，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奠定思想基础。比如，通过开展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来普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版《毛泽东选集》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发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较为系统地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供哲学基础。二是加大对旧社会意识形态遗迹的批判和清算，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扫清思想障碍。此时，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思想意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占据着较大比重，继续奴役和荼毒着部分尚未觉醒的中国人。清除腐朽意识形态的思想遗毒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的必然要求。由此，毛泽东写下《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等文，并领导全党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对历史唯心主义、封建文化、资产阶级等旧思想残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格局。三是大力开展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夯筑现实根基。思想意识的存续有赖于经济基础的存在，思想意识的彻底变革必须要进行经济基础的根本性改革。为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要求全党集中力量打击敌对势力，继续进行土地改革，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消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从而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变革的彻底完成。四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性变革后，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斗争问题、主流意识形态变革问题还未彻底解决，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国内新矛盾的出现以及旧意识形态残余等等，不断威胁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为此，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集中阐述了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论，如：分析和指出了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问题、在人民内部开展思想批评的方法和对象问题、在文艺领域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等，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提供了重要指导。

应该说，党和国家通过以上各种举措快速实现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儒家思想最终让位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异质的各色意识形态也逐渐被消解和取缔，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高度的趋同化和齐一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地位得到牢固捍卫，这也为身处国际国内剧烈变化环境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由于误判国内外形势，过分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问题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出现了“极左”的转向，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的意识形态观点，如：认为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党内存在着一大批資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要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7]在这些夸大的观点误导下，人们逐渐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迷失自我，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崇拜”现象，诱发了意识形态的过度膨胀，进而导致泛政治化的虚假性、颠倒性现象滋生，表现出经济和政治关系、生产和革命关系、生活和观念关系、实践和理论关系的根本性颠倒。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在“泛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生活中被误解、扭曲，甚至被人畏惧。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重新陷入了停滞状态，等待着进一步的突破与革新。

（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突破性变革时期：1978—1992年

改革开放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彻底惊醒。此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有两大任务：一是如何把握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二是如何拨开意识形态领域氤氲已久的迷雾，变革与矫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冲破“文化大革命”所遗留的思想僵化、思维固化的精神状态，以期在保持意识形态连续性的同时，强化意识形态在新时期的合法性维护、社会动员与凝聚等功能。事实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先导和前提，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党的意识形态创新的目的和归宿。由此，在一定意义上意识形态的创新或变革也是重塑国家和民族前进轨迹的先决条件和理论保障。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深谙其道，他只有通过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才能破除旧有教条式的意识形态藩篱，真正拉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序幕。围绕着重塑国家和民族前进轨迹、实施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突破性创新主要集中于三大课题：

第一，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核，提炼出反映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理念，奠定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基调。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意识形态变革的肇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动了意识形态评价的依据或尺度向“实践检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总体上营造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识形态大环境。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内核摒弃了“唯阶级论”“唯斗争论”等极端化政治理念，融汇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不争论”等新价值、新思想。这不仅纠正了传统意识形态泛政治化的倾向，而且重塑了党和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当代形象。由此，以往被传统意识形态定性为“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价值规律、承包责任制、私营经济等政策方法或思想理念得以在实践标准的检验下获得“新生”，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障碍。

第二，解决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传承性以及党的形象上的统一性问题。[8]意识形态的连贯性聚焦于传统意识形态与变革意识形态的张力问题，对传统意识形态予以突破性创新，既要走出“泛意识形态化”的歧路，更要避免走向“去意识形态化”的禁地。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清除精神污染问题、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统一起来。不言而喻，邓小平的这种“不争论”的态度不是要放弃主义之争、淡化意识形态界限、丢弃中国意识形态的底线“向西方文明回归”，而是在保持意识形态固有前提下的自我创新，是一脉相承中的与时俱进。而党的形象上的统一性问题则集中表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对于别有用心者借“文化大革命”的失误来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继而抹黑党的形象、割裂党的历史、消解党的权威。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来看待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探索与失误，“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9]。实际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旗帜不仅关乎党的历史、党的形象，更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承与延续。丢掉了这个旗帜，也就是否定了历史、詆毁了形象、瓦解了意识形态的“根”与“源”。

第三，强化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在夯实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政治多极化的曲折展现使得“主义”之争日渐转移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它意味着简单沿用传统意识形态的观点去看待世界，或停留于“冷战思维”来排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亦或围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敌我之分，终将会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民族复兴、国家振兴的思想障碍。因此，在求同存异的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下与各国进行对话，致力于合作共赢谋发展、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无疑成为意识形态调整的大方向，也是强化意识形态经济功能发挥的重要表征。经济建设在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如行走于康庄大道之上，为社会主义中国构筑起坚固的物质文明基石，进而“反哺”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

（三）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渐进性变革时期：1992—2012年

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变革呈现出渐进性特点，意指在原有意识形态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依据时势给予主流意识形态有序的、局部的、稳定的、逐步推进式的调整与变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准确把握中国现实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对主流意识形态采取渐进式的变革与创新，从而源源不断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理论解释力和说服力，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打牢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对“在新的世纪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的历史性课题”的回答，是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渐进性创新的第一阶段。江泽民同志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执政党建设为核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成果。它是对党的历史的科学回顾，是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现实矛盾的准确把握，是对新世纪党建伟大工程所擘画的蓝图，更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意识形态创新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上的法理上的根据”[10]。它扬弃了传统建构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目标意识，而以发展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满足人民根本利益为奋斗方向，并作为政党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和来源。它改变了原有“革命型意识形态”下对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评判法则，而赋予了现今“建设型意识形态”下执政正当性的无限可能。二是第一次科学地从意识形态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先进性和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可以说，邓小平时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大讨论”奠定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基础，进而从整体上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但是，在客观上又不可避免地为局部意识形态变革进行了“留白”。由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具体和现实层面构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将意识形态创新的触角从总体宏观上延伸到了具体微观中。三是进一步转变了传统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弱化“二元对立”，强化“务实中和”。如果说邓小平时期的“不争论”思想是对“二元对立”阶级斗争思维泛化所采取的策略性应对，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从根本上以“务实中和”的建设性理念全面超越了对立思维的天然合法性。例如，它将党定位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彻底实现了从“政治统帅经济”向“经济居于中心”的任务转变。再如，它将党定位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则实现了从“人民-敌人”的阶级性视野向“最广大人民”的整体性视野的深化，等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发展之要求，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演进的逻辑之必然。它以“发展”为主题，解决了“在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去发展”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步入更高的阶段，推动了理论和实践走向新的统一，也推动了意识形态渐进性创新从“党建”视域拓展到了“发展”视域中。具体地说，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理论是“发展”视域下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在更广阔的范围、更深刻的内涵上提出和解决发展问题，强调以“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来从根本上拒斥“一次性”的模式，以“全面协调”的“统筹思想”来克服片面性发展和“单打一”等思维，系统阐述了发展的思路与战略、发展动力与根本宗旨、评价准则与价值归旨等问题。它构建起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观的基本框架，从根本上突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上的垄断与桎梏，实现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深刻的自我革新。另一方面，对“以人为本”的治国理政新理念的凸显，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西方人学强势话语围堵下的突破。面对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责难和污蔑，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对此予以彻底回击，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的必然要求。因而科学发展观中提出“以人为本”的核心，彰显出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包含了对个体生命及其价值的尊重和关怀，也内蕴了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人类解放”的更高目标。由此可见，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绝不是西方人本主义的当代回声，并非试图从纯粹“抽象的人”出发来追求“抽象个体”的利益;而是从唯物史观的“现实的人”出发，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群体价值与个体价值、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基础上来探寻“人类发展”的真谛。它矫正了西方意识形态语境下对“人本主义”的抽象定义，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本”问题上的话语权。

（四）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变革时期：2012年至今

改革开放之潮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进入了“新时代”。与此同时，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比任何时刻都更为敏感和复杂，尤其是意识形态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具有新的意义，意识形态领域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呈现出感性化、景观化、符号化、网络化等新的特征与趋势。可见，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与亟待突破的改革前行困境以及意识形态问题本身的复杂化使得我们已经难以通过局部变革的“渐进性”创新方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引领现实的突破，而是需要从整体上对固有意识形态率先实现突围，进而全面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形成社会改革发展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探索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标志着指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核心理论的创立，也预示着从整体上统筹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已初步完成。具体而言，这一整体性创新着重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地位进行了创新定位，即：“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意识形态是极端重要的工作。”[11]153一方面，这一创新定位进一步厘清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即既要抓紧“经济建设”中心工作来为“意识形态建设”夯实稳固的物质基础，又要抓牢“意识形态建设”来为“经济建设”打造坚实的理论堡垒。无论是离开经济建设空谈理想信念，或是不谈理想信念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都片面地割裂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者之关系，必将陷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悖论中。另一方面，它无情地鞭挞和驳斥了改革开放以来种种“泛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论调或杂音，形成了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认知。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网络场域中泛起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中立论，或是打着“泛意识形态化”旗号实则要求“去意识形态化”的各色论调不绝于耳，制造思想混乱，干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达成正确的价值共识。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的工作。”[12]这凸显了党对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认识的提升，彻底击破了“去意识形态化”鼓吹者们试图扰乱人心的幻梦。

二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内容进行了创新诠释。新时代意识形态内容的创新立足于整体性原则，表现为多维度、多层次、多要素的有机统一。其内容的创新集中体现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包含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布局和发展方向、方式、动力、战略步骤、政治保证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并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外交等各方面作出了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深刻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进行的全局式、系统性的思考与革新。对意识形态内容创新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解决了新的历史环境下国家发展所亟待破除整体思想“牢笼”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认识，还在于它回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究竟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事关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性大问题。它以全景式的谋划彰显了对未来发展问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从而筑牢了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谱写出了意识形态创新史上的又一新篇章。

三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进行了创新推进。我们既需要通过理论的创新来引领实践的行动，也需要通过实践的推进来检验创新的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行动纲领，如果不同人们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即使它在理论上是基本正确的，那也毫无用处。”[1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的整体性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了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建设形式和载体上进行了多样化的创新。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推进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形式，把不断加强舆论宣传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推进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建设任务和目标上进行了时代化创新。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要转换的大背景下，党中央明确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1]153。应该说，“两个巩固”的提出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增加了前进动力，是对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任务的创新性提炼和高度化总结。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创新走上了新的层级和高度，意识形态建设的地位与功能迈上了新的台阶。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内容丰富深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科学性与开放性。此外，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推进同向而行、共同发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外意识形态话语高地的占领和竞争，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践行。

三、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经验

通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大凡那些有鲜活生命力和强大实践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不断与时俱进、丰富完善。而这种变革模式实际上并非“釜底抽薪”“另起炉灶”式的“毁灭式创新”模式，而是“固本培元”“强本固基”的“包容式重构”[14]。这启示着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关键就在于要妥善处理好意识形态的内核与外围、内容与形式、话语与实质之间的辩证关系。唯有如此，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在变革中永葆活力、在创新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一，创新与变革主流意识形态要保持好“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合理张力，妥善处理好坚守意识形态内核与重构意识形态外围的辩证关系。英国政治哲学家马丁·赛利格认为，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包含着一定的构成要素，包括基本意识形态（fundamental ideology）和操作性意识形态（operative ideology）两个维度。基本意识形态决定了“最终目标以及最终目标据以实现的重大远景”，操作性意识形态则“构成政策的实际基础并被援引来为实际政策辩护”[15]。而意识形态的紧张与冲突正是在操作性意识形态与基本意识形态之间出现的。因此，为了维持这样一种最低限度的连贯性，要在坚持基本意识形态内核不变的前提下不断调整外围性的操作性意识形态及其要素来产生新的理论创见，使它们能彼此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史也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基本立场、基本精神、核心观点、最终目标等是不容动摇的，因时而变、顺势而异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策略、政策、运作形式以及实践路径等非核心内容。不同时期的不同领导集体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核一脉相承的前提下，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与时俱进地推进操作性意识形态的创新重构，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伟绩。

当然，强调坚持基本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就是要弱化或者忽视操作性意识形态。若是如此，便容易在社会实践中犯“左倾”的错误，过于追求基本意识形态这一纯粹的“理想王国”而拒斥操作性意识形态中接地气的“历史实践”，从而将主流意识形态引向“原教旨主义”经院化的歪路上，最终窒息其积极的实践功能和强盛的生命力。“文化大革命”时期种种“抢跑”的极“左”倾向行为和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解读运用正是此种认识迷误的鲜活演绎和深刻教训。而重视操作性意识形态的重构也并非意味着可以无条件地弱化或者忽视基本意识形态，这种倾向则容易犯“西化”的“右”倾错误。[16]过于追求操作性意识形态的变革创新而斩断对基本意识形态的传承以及不同阶段操作性意识形态之间的脉络关系，会将主流意识形态引向实用化、庸俗化的邪路上，甚至被具有强大经济与科技支撑的西方意识形态所“吸引”和“洗脑”，最终彻底丢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灵魂。进而言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未来变革中，我们要掌握好“变”与“不变”、“强化”与“弱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确需要坚守什么、可以重构什么、应该变什么、不能变什么，保持好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从而开辟出主流意识形态蓬勃发展的碧海蓝天。

其二，创新与变革主流意识形态要将理性内核与感性话语进行深度结合，实现意识形态话语生动与思想深邃兼而有之。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区别于宗教的最显著之处就在于宗教依托的是“心灵”的慰藉，而意识形态依托的则是“科学”的本真。因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创新历来都是要凸显出其科学性与真理性的特质，强调依靠理论的彻底性来说服群众，凭借真理的力量来打动群众。但是，意识形态也并非赤裸裸地就将理性内容的内核示于众人，而是惯于披上感性话语的外衣，并借助民众心理、感性诉求等非理性形式来顺利进入大众的“头脑”。换言之，就是通过很感性的方式来表达很理性的内容。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民代表”的姿态来阐释以人为本的实质，还是新时代“中国梦”以“梦想”的寓意来表述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愿景都展露出民众喜闻乐见的感性之光，容易激起民众的情感认同，获取共鸣和回应。尤其是在当今时代，意识形态呈现出时代转型或表现形式的新变化：一种转型是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或文化化，即意识形态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外交等各个领域，因而在大众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处处展现出意识形态的样貌，意识形态如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另一种转型是意识形态的视觉化、图像化、感性化、景观化，即区别于传统纸质媒介的现代媒介成为意识形态的新载体，意识形态以视觉影像为载体的多媒体完成了生产和认同。意识形态的这些转型带来了意识形态感性化、肤浅化、生活化和更加隐蔽化的特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意识形态的新时代转型大势下，我们必然要立足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视觉化、感性化等特征来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在坚持理性内核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感性载体的多样化，在展现思想深邃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话语的生动性、吸引力。

其三，创新与变革主流意识形态要坚持问题导向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品格。实际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而人民的福祉和根本利益则是创新的目的和落脚点。离开实际问题和人民利益来谈所谓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就迅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导性话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持久引领社会意识形态的成功经验来看，其在话语方式上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理论的彻底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9-10抓住人的本身，不是要抓住抽象的人或者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要抓住“人民群众”这一社会主体的“大写”之人。马克思主义正是立足于唯物史观才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真相解蔽出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话语权才得以确立起来。二是理论的实践性。从本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区别于经院主义、神秘主义、神灵主义等唯心主义思想的标尺就是其实践性。马克思、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强调他们所创建的理论不是固步自封的终极理论体系，而是不断与时代同步、不断创变的，是要随着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出现而不断自我发展和完善提升的。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国情、世情和党情的紧密结合，才不断创造出蕴涵时代气息具有强大实践指向性的新型意识形态，助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新的飞跃。一言以蔽之，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变革既不能脱离人民立场而舍本逐末，也不能缺失问题意识而迷失方向，需要在顺应时代客观要求、解答时代问题、回应人民需求中不断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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