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

关键词：刘少奇;修养;党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各地党组织和党员队伍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这样一来虽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但也把当时国统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带到了延安。对于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是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刘少奇深深感觉到当时党员的学习材料太少，尤其是既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又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材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

就在他着手准备写作之时，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作出了新的安排。

1938年10月，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在从延安前往华中途中，就开始创造性地研究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全新课题。随后，在河南渑池的砖瓦房里，伴随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和一方日渐磨平的青石砚台，刘少奇在六张土质宣纸上写下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并在党员干部训练班上边讲授边修改，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1939年1月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并于28日抵达中原局驻地确山县竹沟镇。为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讲演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一个“论”字，最终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同年7月，刘少奇应张闻天邀请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他列举了党内错误思想意识的种种表现，分析了来源，阐明了正确态度。

刘少奇将《孟子》中的“修身以养性”，这一古代先贤倡导的自我身心培养的方法，加以改造和转化，并以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形成独具特色的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党建理论。他着眼于党员个体内心世界，强调党员要做到慎独、慎危、自醒，要有更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刘少奇的演讲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听课的党员都深深地感叹，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深的一次党课，纷纷要求印发单行本。毛泽东评价这篇文章写得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

1939年11月，延安新华书店首次印发单行本，并且连出三版仍然是供不应求。顷刻间，这本带有浓厚乡音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如阵阵春雷，穿透窑洞，响彻华夏大地，成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影响着党内外各界人士。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在读到这本书后大加赞赏，自己出钱印了上万册，发给部下要他们学习。曾任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上将回忆说：“我16岁参加革命，最初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书籍就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正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凝聚了刘少奇一生的心血，刘少奇也用一生奉献诠释和践行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党员的标准，用有限的生命实践了革命者的誓言。他说：“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白区工作时，他常常经手几万元的党费，但他分文不动。革命胜利后，身为国家主席的他，在农村调查时，有时睡在铺了稻草的木板床上，有时睡在长方形会议桌上，有时还睡在用两条长凳架着的门板上。他教育子女不能搞特殊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接受任何礼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对挑战，始终坚持政治本色，我们依然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因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修炼“心学”的先进教科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然正气和磅礴力量不可或缺的行动指南，需要每一位党员同志常学、常修。

参考文献

[1]王健.以党史资源为依托传承红色基因的路径研究[J].世纪桥，2019（08）：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