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

关键词：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必要性;举措及其特点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预防和控制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立项号：2018BGJ002。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从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的“撞机事件”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此次新冠疫情对中国极尽抹黑，中美关系历经危机考验。为了尽可能避免战略误判，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已经建立了诸多防范措施，但中美关系依然波折不断，这说明防范中美关系的冲突和摩擦的机制还存在明显的不足，本文试图厘清哪些措施的建立確保了中美关系的大局保持了基本稳定，同时对如何预防中美关系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冲突风险提出建议。

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的必要性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GDP总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一位，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50%，经贸已经高度相互依存的中美关系对经济全球化至关重要。但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实行全方位的美国优先政策，特别是在今年年初以来全球爆发重大新冠疫情急需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背景下，美国不但不积极抗击本国疫情反而极力抹黑中国抗疫、制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甚至在中国抗疫的艰难时刻频繁到中国周边的台海、南海耀武扬威、寻衅滋事，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大局，造成了中美关系当前的困难局面。因此，提前研判和布局，加强冲突风险防控，尽最大可能将美方的任性举动对中美关系的伤害降到最低，已经迫在眉睫了。

另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利益已经遍布全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就必须迈过欧美发达国家的传统优势领域这一“雷区”，未来中国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冲突和摩擦只会更加惨烈，对此，必须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因此，中国在主观上对防控中美关系冲突风险提出了要求。

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的当前举措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涵盖政治、经贸、军事、科技、人文等多个层面的交流模式，下文笔者将对中美各方面交流及中美双边条约的情况作详细的整理分析。

中美冲突风险防控措施的特点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管控中美关系冲突风险的举措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元首外交对稳定中美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密集程度与中美关系紧张与否成正比关系，既中美关系越紧张，双方交流越频繁;中美双边关系当前的管控举措偏政治经贸和外交，在双边军事和媒体及立法等层面的交流偏弱;特朗普上台三年多来对华采取单边极限打压政策导致中美之间很多已经维持多年的交流机制被迫中断。

首先，中美关系四十一年来，因双方制度和国情的巨大差异呈现总体稳定但摩擦持续不断的特点，双边元首交流机制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表2来看，中美关系呈现明显的钟摆特征，在中美关系良好和遭遇突发事件出现严重倒退这两个极端元首交流都比较频繁。例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和美国差距悬殊，急需美国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此时的中国有求于美国，陌生的双方在政治上小心翼翼但在经贸上积极合作（仅有5次元首会晤）;在本世纪前十年，中美双方度过了因1989年政治风波和1999年炸馆事件导致的双边关系严重困难，开始了第二个密切交流黄金十年（元首互访8次、国际场合会晤16次，还有22次通话。这两个二十年共计29次元首会晤和22次元首通话对稳定中美关系大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从1989年的政治动乱到1999年的炸馆事件，中美关系处于严重低谷，但双方元首互访和国际场合会晤仍然有10次，还有通话3次;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先后超越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中美摩擦和冲突频率大幅度提升，元首互访达到8次，国际场合会晤有11次，通电话24 次。这两个困难的二十年，中美元首交流的频率与前述两个黄金二十年中美元首交流的频率基本持平，这说明，即便是在两国关系出现严重挫折的时候，两国元首依然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沟通。四十多年来，中美元首共计互访24次，在国际场合会晤34次，互通电话49次，这宝贵的107次交流对维护中美关系总体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表1、3、4、5、6 来看，中美关系当前的管控举措较偏重于政治经贸和外交，在双边军事、媒体和立法等层面的交流相对较弱。

从表1来看，在中美双边当前共计138项条约中，涉及政治的有8项，涉及经贸的达21项之多，涉及人文科技的有6项，其他较多的还有涉及科技和知识产权的36项、涉及交通运输的13项、涉及领事的14项、涉及环境的10项等，尽管上述条约已涉及了中美关系从宏观到具体的至少16个领域，基本上保证了中美关系在具体运作方面有规则可循，但双边军事、人权、反恐和打击犯罪方面是空白的，尤其是军事领域是突出的短板，类似美苏（俄）那样的双边军事条约完全没有。鉴于中美在台海和南海的摩擦日趋白热化，如何避免双方在军事领域的误判已迫在眉睫。而且表1中有一些条约美国国会并没有通过，只是中国立法机构单方面通过，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对中国有约束力，对美国没有约束力，象征意义更加大于实际意义。

再看表3的中美战略对话交流机制，在目前的25项交流机制中，涉及政治和外交的有3项，涉及科技和经贸的有6项，涉及人文和教育的有5项，涉及执法的有7项，涉及军事的仅有4项，偏重政治经贸外交的特征依然很明显。还有表4，近十年来中美经贸领域各种形式的交流频率达到了年均约5次，高层互通电话共15次，还有14次经贸高级别磋商，无论是交流的稳定性、持续性还是密切度都明显超过了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尤其是超过了双方军事层面的交流。关于中美在教育、科技、文化、执法等领域的风控状况，笔者在表5中注意到，在总共48次交流活动中，教育方面有4次，科技方面有7次，文化领域15次，执法领域9次，环境保护方面5次，医疗卫生5次，体育2次。这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并不平衡的客观实际，除了前述关注度持续较高的政治经济外交层面，执法领域的异军突起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美各个领域摩擦的加剧，而中美在医疗卫生和体育层面的交流相对于其他领域是比较滞后的。

笔者最为关注中美军事交流状况，尽管在表6中我们看到，目前中美之间没有任何的军事双边条约，中美在军事层面的彼此信任度是中美关系所有的领域中最低的，中美未来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系数相对来说也是最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在军事层面完全没有交流。而且即便相对于其他领域是明显的短板，目前中美之间有限的军事交流仍然是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重要支撑。近十年来中美军事交流共计有53次，其中有45次都是双边军方高层礼节性互访，军事层面实质性交流少之又少，中国目前只参加了2014和2016两次环太军演以及5次中美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这与每年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美日韩军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防发展的高度戒备、疑虑和防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美正常的军事交流受到美国国内反华政客的严重干扰。

再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正引发全方位的中美对抗，中美之间很多维持多年的交流机制被迫中断。

从表3可看出，2005-2018的14年间，中美双方保持着累计35次的年度对话，但来之不易的对话机制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就中断了。2018年以来美国不但对華单方面发动贸易战，而且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以及南海等多个问题上严重干涉中国内政，频频挑战中国的原则和底线，双方摩擦激烈，各方面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美甚至没有举行一次政治外交战略对话，持续了14年之久的年度对话首次被迫中断。

另外，通过分析表4中美经贸关系风控状况，笔者发现，从2018年2月27日至3月3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经贸问题第一轮磋商到2020年1月15日在华盛顿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14次磋商，平均一个半月一次，2019年的2月和4月甚至一个月内就各自完成了2次磋商。如此高密度的密集磋商，在当今世界大国关系中，前所未有。这说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研究小结

本文是本人课题的第一阶段研究成果，后续研究将针对本文所总结的当前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措施的三个特点进行深层次的理论和现实根源分析，并验证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笔者搁笔之际，2020年已经过半，至少有两件大事足以震撼世界，一是今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疫情迅速席卷了中国和全世界，但中国用短短四个月就成功抗击住了疫情并迅速复工复产，而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却充分暴露出了自身治理缺陷。半年多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的议会、利益集团、媒体和智库共同上演了一场反华大合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在国际舆论话语权方面的争夺和较量将会更加常态化和白热化，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瓶颈。二是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引发全美骚乱和舆论海啸以及全世界多国的抗议，抗疫叠加抗议不但暴露出美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还大幅度拉低了美国模式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深刻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旧格局。对中国而言可能会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机会。（本文根据截止到2020年4月的外交部数据整理）

参考文献

[1]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袁鹏.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焦虑——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及其破解之道[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2（00）：15-25.

[3]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2）：4-30.

[4]何达薷.新保守主义视角下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特征与中美关系[J]学术探索，2018（10）：2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