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异同

作者简介：陈嘉怡（1997-）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谁是敌人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观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认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观点。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在1939年的12月写的，当时中共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全面降日，汪精卫在同年7月9日公开声明与日本合作，抗日形势迫在眉睫。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异同分析

对农民阶级的分析异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文中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详细解释了农民的革命性為何存在。“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随后又揭示了农民革命为何没有完全胜利的原因，即“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仅强调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以及“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没有点明农民阶级的革命如果缺乏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也不会取得胜利。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还在文中说到，“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说明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是深刻且持续存在的。

同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对农民阶级的认识和领导方针都有了新的高度，他理清了该如何领导农民阶级进行革命以及农民阶级自身的缺陷。他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还补充了帮助农民阶级的必要性，他指出“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因此对于农民阶级，需要采取的方针已然不是可以联合，而是必须联合。

在两篇文章中，毛泽东都认为农民阶级是可以参加革命的。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指出富农在革命中的作用。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指出，富农就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因此对待富农的政策与普通农民不尽相同，他明确指出：“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对大资产阶级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承认了“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斗争”，但同时他也直接指出了“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它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曾经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 1939年汪精卫接受日本扶植成立“汪精卫政权”。表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的中国大资产阶级，依旧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这个结论与毛泽东在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于大资产阶级的分析是一致的。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指出“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

在两篇文章中，毛泽东都认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是革命真正的敌人。

然而，因为抗日战争形势紧迫，大资产阶级中又分为亲日派和亲欧派。在这次抗日战争中，只要目的相同，敌人的敌人也可以暂时当作朋友。需要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去抗日。因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指出“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认为亲欧派可以适当利用。因为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时候，抗日形势还没有那么紧迫，因此在文中并未考虑利用大资产阶级的亲欧派。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中，毛泽东曾认为“右翼邻近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但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都是半反革命。”

而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依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存在软弱性，但也存在积极性。他指出：“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國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但由于抗日形势严峻，毛泽东认为“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并且指出：“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对无产阶级的看法。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曾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因为他们集中、经济地位地下、特别能战斗。

并且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依然认为因为无产阶级受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最彻底的。他在文中指出：“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另外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才能更有革命性。“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并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这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不曾提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说明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并且毛泽在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揭示了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天然联系，“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说明了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可行性。而且毛泽东也认识到：“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J].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5.12

[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M].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