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摘 要】在香港乱局之际，饭圈女孩们迸发出对于主旋律、传统文化等主流社会价值的热情和认同，放下以往的“圈内”芥蒂与斗争，自发集结而成，利用独特的“饭圈文化”联手帝吧出征各大海外社交平台，反击乱港分子。本文在亚文化视域下探析此次“饭圈女孩出征”现实表征之下的深层意蕴，并展开合理适度的冷思考。

【关键词】亚文化;饭圈文化;饭圈女孩;主流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6-0214-03

2019年6月中旬开始，香港出现了诸多乱象，乱港分子的种种劣行令人心痛。许多中国艺人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护旗”等爱国言论，但却遭到了乱港分子的谩骂与威胁，引起了饭圈女孩的强烈不满。在这一刻，饭圈女孩们放下所有“圈内”芥蒂与斗争，开始集结起来利用独特的“饭圈文化”联手帝吧出征各大海外社交平台，反击乱港分子，与自己的爱豆一起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哥哥”。

在亚文化视域下，从“饭圈女孩出征”的现实表征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次“出征”是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一次积极合流，是有着极强的亚文化风格的粉丝民族主义的再一次崛起，同时也是饭圈女孩们释放焦虑情绪、寻求群体身份认同的一场自我展演与仪式性狂欢，但我们也需适当对此次出征反映出的问题进行冷思考，饭圈女孩沉浸在自我表演中与拟定“他者”对话的效果如何？饭圈“打call”时将国家形象个人化、严肃议题“饭圈”化的影响是什么？主流媒体在这场与青年亚文化的合流中是否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一、青年亚文化与“饭圈文化”

青年亚文化是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文化是与主流文化相对而言的局部的、边缘的文化现象，是指由特定社会群体发明、奉行并推崇的一种特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在传统的亚文化里，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存在着“抵抗”和“依存”的双重关系，是以青年这一特定年龄段为界限划分的，产生于青年对社会规则、制度特别是成年人对他们的压制的不满，对成年人的社会秩序往往采取一种颠覆的态度，在意识形态上则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而在社会化网络构建的媒介环境下，亚文化有了新的变化，温和式表达取代了对抗式行动，公共参与取代了自我纾解，商业收编取代了文化排斥。

“饭圈文化”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新形式，是亚文化和社交媒体相碰撞的产物。“饭圈”顾名思义，就是粉丝的圈子，但是随着“粉丝工业”的不断发展，粉丝一词已经逐渐泛化，“饭圈”与粉丝之间有了一定的分野，“饭圈文化”成为了“粉丝文化”的变体。在网络发达之前，粉丝群体之间横向勾连十分微弱，没有形成统一的队伍，粉丝活动也都比较私人化，而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层出不穷，粉丝逐渐抱团，形成以明星为中心的“饭圈”，极具互动性、参与感与凝聚力，他们尽其所能在各个平台中为自己的爱豆树立正面形象，制造数据奇迹，是明星偶像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生力军。“饭圈女孩”最早则是指混迹饭圈的追星女孩的统称，后不特指某个明星的粉丝群体。在香港乱局之际，饭圈女孩们迸发出对于主旋律、传统文化等主流社会价值的热情和认同，放下以往的“圈内”芥蒂与斗争，自发集结而成，利用独特的“饭圈文化”联手帝吧出征各大海外社交平台，反击乱港分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与西方媒体谈笑风生。

二、亚文化视域下的“饭圈女孩出征”

以往谈及“饭圈”时，我们所能联想到的大多是将情感、幻想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偶像身上的群体，他们沉迷在为偶像营造的幻象世界中，绝不允许质疑、诋毁偶像的声音存在，为了维护偶像的正面形象终日忙碌于无休止的控评、反黑骂战中，倾尽所能为偶像制造数据奇迹，常被“圈外人士”贴上“病态”“无脑”“无法理解”的标签。但此次“饭圈女孩出征”却打破了大众对于“饭圈文化”过于狭隘的认知，在“征程”中，我们看到了饭圈内部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形式多样而又整齐划一的爱国表达，她们将以往追星的话语、方式与热情贯注在对祖国的热爱上，是有着极强的亚文化风格的粉丝民族主义的强势崛起，是以往常被“污名化”的亚文化群体释放焦虑情绪、寻求自我认同的自我展演与仪式性狂欢，同时也是一次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积极的双向合流。

（一）自我身份转变：粉丝民族主义的再崛起

粉丝民族主义是学者刘海龙基于对2016年“帝吧出征”的表征研究提出的一种新型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基于互联网传播途径，表达国人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制造和扩散民族主义舆论，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网络传播行为。相较于传统的网络民族主义，粉丝民族主义在表达方式与行动逻辑上都有了新的变化，有着极强的亚文化风格，在2016年的“帝吧出征”中出现了一支被称为“小粉红”的新生力量，泛指由流行文化刺激而成的，年轻化且充满热情、缺乏理性的網络爱国青年，其中女性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因此在2016年的“帝吧出征”中彰显出了一定的女性气质，话语表达上较之前强硬、讽刺意味浓厚的风格相比显得相对柔软，其行为逻辑与组织方式也有了传统粉丝团的特征。如果说2016年的“帝吧出征”中的粉丝民族主义是因为有有过追星经历的、相对零散的“小粉红”群体加入其中，将属于他们的一套表达风格、行为逻辑挪用到出征过程中才得以催生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风格转向，那么“饭圈女孩出征”则可以视为粉丝民族主义的一次全面崛起，饭圈女孩们将“饭圈”的表达风格、行为逻辑完整地平移到国家那里，成为了此次“出征”的逻辑支撑。

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是，“饭圈女孩出征”是对粉丝民族主义的一次更为深刻全面的意义诠释。饭圈女孩在出征中完成了内外双重自我转变，首先是自我定位的转变，混迹饭圈的追星女孩们实际上在出征之前都拥有不同的阵营，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某一位明星偶像的粉丝，与其他明星的粉丝之间多是针锋相对的对抗竞争关系，而出征的“号角声”吹响之后，来自不同饭圈阵营的粉丝抛却了原本的粉丝身份，开始有意识地集结起来，重新进行自我定位，视国家为共同的、最大的“本命”，使得原本散乱交错、充满不和谐因素的饭圈变得统一有序，真正凝结成了一个有着巨大凝聚力与攻击力的圈化群体;其次是他者视角下的自我转变，饭圈女孩们此次出征讨伐的是所谓的香港“废青”，即那些没有理想、不努力奋斗却自认为具备了成熟的独立思想，对社会毫无奉献却可能会由于对自身经历不满，盲目归咎社会责任甚至报复社会的年轻人，但在此次出征以前，饭圈女孩在主流观念中被贴上的恰恰是与“废青”相似的“污名化”标签：沉迷追星、不关心社会时事、拜金主义、缺乏理性与自我思考，而在此次出征中，饭圈女孩分工明确且系统严密的组织架构、诙谐幽默又极易让人产生共情的“打call”用语、理性表达的爱国热情破除了以往“圈外人”对她们的刻板成见，获得了主流媒体的支持点赞，她们利用独特的饭圈文化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热情，为自己创造了新的自我身份，完成了一次他者视角下的自我转变。

（二）自我展演：寻求群体身份认同的仪式性狂欢

巴赫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而过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世界感受。在逐步多元化的社会中，“狂欢”作为一种精神感受和文化形态是普遍存在的，有着仪式性、全民性、交替更新的特征。

在香港乱局之际，社会各群体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对香港状况的焦虑情绪及对香港“废青”的愤懑情绪中，而明星在发表爱国言论后遭到示威者的攻击与威胁，成为了饭圈女孩集结起来用自己独特的“专业技能”进行反攻的引爆点。从饭圈女孩们的自动集结到设置“爱国青年网络出征”等相关微博话题、将对国家的形象称呼统一化、创作大量有着饭圈特色的表情包和标语口号，都是饭圈女孩用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也就是独特的饭圈文化进行的一场自我展演与仪式性狂欢，一方面能够释放饭圈女孩的集体焦虑、愤懑情绪，另一方面在充满仪式性的征程中，仪式性符号所带来的情绪感染可以促进饭圈女孩之间的感情互动，感受到与他者在感情上达到了共振，进而在饭圈内部起到群体动员和感情凝结的作用。饭圈女孩充满组织性、纪律性的出征构建了饭圈女孩自下而上“想象的共同体”，在表情包、标语口号持续刷屏的仪式性狂欢中掌握了行动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对主流社会价值的热情与认同与充满积极性、鼓舞性、创新性的爱国主义表达获得了主流媒体的支持与认可。由此，饭圈女孩在这场仪式性狂欢中获得了自我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感，最终形成了情感上的认同。

（三）关系转向：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合流

在传统媒体时代，青年群体很难有在大众传播媒介上表达自我的机会，话语权的缺失导致他们被置于边缘位置，也正因此，传统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多借助摇滚、朋克等带有一定破坏性特征的行为方式来确定自我身份、实现自我认同，“对抗权威”是其最大的特征，对成人社会与主流价值往往采取一种对抗、颠覆的态度，主流社会多将其视为威胁社会的越轨群体。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在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青年群体自我呈现、自我表达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发生了转变，自我意识在强化的同时却不再具有强烈的抵抗色彩，表达方式更加温和、理性，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也有了大幅度的转向，不再只是呈现为反抗和颠覆，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态度由文化排斥转为商业收编，青年亚文化群体开始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进程当中，甚至与主流文化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双向合流。

此次“饭圈女孩出征”就是一次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积极合流的过程，面对乱港分子的野蛮行径与反动言论，饭圈女孩集结起来利用独特的饭圈文化对乱港分子发起反攻，自称“izhong”，同属“种花（中华）家”，有一个共同的爱豆“阿中哥哥”，通过肢解、拼贴、借用等方式制作大量带有讽喻、调侃意味的表情包，套用饭圈“打call”话术创作大量类似“阿中哥哥勇敢飞，饭圈女孩永相随”的具有鼓舞性的出征标语口号。饭圈女孩在这个充满仪式性的过程中表达着对主流社会价值的认同，同时，官方主流媒体认领并主动发起热搜话题“饭圈女孩”“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等，并对饭圈女孩充满爱国热情的远征给予充分肯定与支持，人民日报对此评论道：“年轻人往往在一夜之间长大……一夜之间，孩子长大了。饭圈出征……她们的寸土必争，无不散发芬芳”。这可以视作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迎合性商业收编，但从更深层次来看，是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一次双向合流，驱使主流文化不断调整自身、改善自身，借助亚文化发展完成对自身的反哺。

三、对“饭圈女孩出征”的冷思考

饭圈女孩通过一次严密有序、声势浩大的表达爱国情感的出征行动，从沉迷偶像、拜金主义、不思进取的负面形象，一跃成为官方点名表扬的爱国青年，受到社会不同群体的支持与力挺，无论是饭圈女孩自身还是这场行动的围观者，都沉浸在“挺港爱国”的高涨情绪中，但我们不能因此对这场爱国行动持全方位的正面评价，需适当对此次出征反映出的问题进行冷思考。

（一）沉浸于自我表演，难以形成有效对话

在这场充满仪式性的粉丝民族主义行动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所探讨的多是饭圈出征的盛况——饭圈女孩如何与帝吧联手共同反击示威者，出征所用的表情包及宣传海报的制作与传播，饭圈女孩独特的“打call”用语以及“出征”时话语风格的变化等，鲜少有人关注这场行动是否真正促成了对立双方的有效对话，对拟定“他者”有无产生正面影响。而饭圈女孩作为这场行动的主体，虽在自我展演与仪式性狂欢中释放了焦虑与愤懑情绪，获得了自我认同与群体身份认同，但实际上这场行动也是饭圈女孩们的一场自我表演。我们需正视，香港“废青”们依旧在线上线下实施着暴力行径，并没有因“饭圈女孩出征”发生良好转向，饭圈女孩沉浸在自我表演中，其民族主义行动并没有成就社会化沟通行动，与拟定“他者”之间缺乏真正的对话，略带戏谑与优越感的表达反而可能增加与“他者”之间沟通的障碍。因此在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行动主体应该思考如何才能与拟定“他者”形成真正有效的对话，与官方民族主义所期待达成的社会效果相契合，推动社会进程。

（二）国家形象个人化，严肃议题“饭圈化”

在这场粉丝民族主义运动中，饭圈女孩以维护偶像的方式来守护国家，对国家的态度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仰视崇拜转变为了平视甚至是对养成系偶像的保护欲望，她们将国家形象个人化，拉近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但国家形象的威严性随之降解，国家成为了她们共同追逐的偶像;同时，将严肃议题“饭圈化”，在远征中，“我们家的大公鸡，一根毛都不能少”“阿中哥哥出道5000年，活粉14亿”等带有戏谑性的口号标语层出不穷，粉丝为偶像“打call”、反黑、控评是饭圈的常态，饭圈女孩将饭圈逻辑用于守护国家、反击暴力确实产生了鼓舞人心的效果，但我们也须意识到，当这种带有“圈层性质”的饭圈文化用在“挺港爱国”这样相对严肃的议题中时，实际上消解了议题的严肃性，不仅饭圈女孩们的爱国情感表达方式呈现出娱乐化、戏谑化倾向，甚至也会影响围观群体看待、参与这一議题时的态度，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了饭圈女孩制造的出征奇观中。虽然整体来看，此次“饭圈女孩出征”是一次有着正面导向意义的青年爱国行动，但我们也应当警惕严肃议题“饭圈化”的趋向，寻找、培养更为成熟恰当的行为逻辑与话语方式。

（三）主流媒体对饭圈出征迎合而未引导

在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为能够在网络空间中继续掌握舆论主导权，正努力向“亲民化”发展，追星群体作为当下网络空间中的主力军，他们的喜好与偏向自然成为主流媒体转型时参考、迎合的对象。此次“饭圈女孩出征”，主流媒体积极迎合，认领饭圈女孩所创的“izhong”“阿中哥哥”等称谓，主动发起相关热搜话题，并相继对“饭圈女孩出征”进行点赞支持，这一迎合过程实际上也是主流文化从青年亚文化中汲取养分，实现自身发展与蜕变的过程。然而，主流媒体不应只是重视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哺功效，更应在文化合流中对青年亚文化进行适当的引导，避免亚文化群体过度沉浸于自我表演中，反而导致议题讨论失焦，加剧文化交流困境。

四、结语

这场由饭圈女孩联合帝吧组织策划并付诸行动的粉丝民族主义运动，颠覆了以往的亚文化群体印象，塑造出了一个严密有序、关怀社会、将意义融入狂欢之中的新的亚文化群体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运动正在往更加温和、有序的方向发展，但仍旧存在着难以与拟定“他者”形成有效对话等问题。因此，亚文化群体在突破圈层表达自我时需更加理性克制，避免过度陷入自我表演当中，主流文化在借助青年亚文化充实、调整自身的同时，也需关注青年亚文化的发展，给予适当的价值引导，以期培养和形成更加成熟、包容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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