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成龙

【摘 要】电影《寄生虫》斩获奥斯卡大奖，成为重要的亚洲电影事件。影片在剧本形式上基于好莱坞经典手法实现内容创新，在视听语言上对传统镜头语言进行功能性整合，形成了影片简洁的风格。在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当下，《寄生虫》的成功为我国的电影创作带来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形式;风格;好莱坞;故事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6-0146-03

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自上映以来，不仅在韩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而且在多个重量级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大奖。在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该影片荣获“金棕榈奖最佳影片奖”;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该片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四个奖项。这也是亚洲导演第一次凭借本土电影，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因而对本片艺术性的分析和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同时也能为我国的电影创作带来一定的思考和启示。

一、故事“形式”之美

在对影片的研究上，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即对组成影片整体的“形式”和各个元素体现的“风格”进行研究。作为一部带有“作者身份”的影片，奉俊昊既是导演又是编剧之一，对编剧、导演和剪辑各个环节的统筹兼顾，使得影片呈现出整体性和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将影片《寄生虫》进行拆分，从“形式”和“风格”上进行分析，能够方便我们研究和总结该片获得成功的原因。

电影的“形式”，通常指“观众在看电影时所认知到的整体结构，也就是电影中各元素的整体关系系统”。[1]剧本是影片的主要形式，如果对影片剧本形式进行类型划分，《寄生虫》的结构是建立在好莱坞经典模式之上的内容创新。剧情片的剧本形式离不开故事，罗伯特·麦基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必须把握故事形式。”[2]并且指出“‘好故事就是值得讲而且世人也愿意听的东西。”[3]在这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的影片里，编剧通过“客观叙述”，安排一户底层家庭像“寄生虫”般吸附于一户富裕家庭而生活，以带有黑色幽默感的情节和对话设计，形成了一个能够激发观众好奇心和观影兴趣的社会寓言故事。

在整体情节的设计上，《寄生虫》借助好莱坞经典手法，将情节设计得环环相扣，从而使影片获得了观众和几大电影节评委的认可。影片在开场简短交代基泽一家的生存状况后，出现了基宇获得家教兼职的“激励事件”，并引发了基泽家庭成员设法混入朴社长家做事的情节，当基泽一家成功混入朴社长家后，前任帮佣的突然到访推动影片进入新的段落。随着地下室的门被打开，新的情节引发观众的惊奇——原来前任帮佣也是“寄生虫”身份。基泽一家骗局的暴露带来新的矛盾冲突，推动情节继续向前发展，而期间基泽家遭暴雨淹没的事件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笔，最终“生日派对”发生的流血事件将影片推向了高潮。

从总体上看，影片《寄生虫》的剧本形式不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影片那样婉转悠扬，也不同于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生活的娓娓道来，而是靠剧中人物的“动机”推动情节发展，用成熟的好莱坞“古典主义”模式对人性进行观照。

影片《寄生虫》中各个叙事元素的完美交织和“母题”的巧妙选用，是成就其形式美的另一个原因。美国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曾说，编剧在讲故事时“必须有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能以别人梦想不到的方式把材料組织起来”。[4]本片充分挖掘故事中各个元素的功能，使其紧密服务于叙事的统一，并且通过“母题”的选择和设计，实现影片象征意义的传达。如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基泽家成员身上的“味道”，一方面在叙事上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在影片的高潮处它直接导致基泽用水果刀杀死朴社长;另一方面，它表现了两个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暗示了贫富差距下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不可逾越。

除此之外，影片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景观石”，为基泽一家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导致了贪婪引起的悲剧，并且暗示了底层人民想要打破现状的美好憧憬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无能为力。影片中重要“母题”的巧妙选择和所有功能性叙事元素的交相辉映，使得影片在整体形式上引人入胜。

二、视听“风格”之美

按照电影“作者论”的说法，“使一部影片成为优秀影片的不是题材本身，而是它的风格化处理。”[5]而电影的“风格”，一般指“在电影中呈现出具有统一性、发展性，且富有意义的手法。”[6]也就是电影制作时场面调度、灯光、摄像、剪辑和表演等各个方面所选定的特定手法和艺术处理。《寄生虫》作为一部有作者身份的影片，在风格的处理上不仅融入传统欧洲电影的简洁感，也体现出现代商业电影的流行手法，各个视听元素从剧本形式出发，选用技术手法进行重新编码。

在场面调度的处理上，影片吸收欧洲电影的“纵深调度”传统技法，一方面通过布景处理表现影片的空间感;另一方面，通过“画框”内的演员运动完成叙事。在展现基泽一家的场景时，导演经常将一家四口置于同一画面内，在向观众交代拥挤的生活环境和亲密的家庭关系的同时，也暗示了他们会一起“寄生”在朴社长家的情节走向。随后在朴社长家中，影片也多次运用了前后景的调度处理。如妹妹基婷在前景偷听朴社长和太太讨论开除司机;又如朴太太和基婷捧着蛋糕从前景离开时，基宇在后方朝地下室走去。还有片中颇为精彩的一处，当朴社长夫妇突然回家时，基泽一家如“爬虫”般躲到茶几下面，随后朴社长和太太坐在旁边沙发上聊天的场景不仅强化了片中“寄生”的形象，也为基泽后面的行凶埋下伏笔。影片中布景和演员，以及演员与演员之间的配合，使空间内的调度处理成为影片的统一风格。

在摄像和灯光的处理上，影片立足场景内涵对传统手法进行功能整合，使镜头语言和光影照明紧密围绕影片的叙事和意义传达。在镜头的选择上，影片基本使用了35mm-50mm焦段的镜头，通过人的视角记录生活的同时，保留了一定虚化美感，通过这种方式，影片表现了角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运动镜头的使用上，影片不仅通过类似“跟”“摇”或“横移”等手法实现影片的动感，而且充分发挥了运动镜头的叙事功能。如基宇第一次来到朴社长家时，导演让摄像跟随人物从门口一直到厨房，不仅向观众交代了空间关系，同时将社长家的豪华大气尽收眼底。而在表现基泽全家混入豪宅工作时，导演设计了三组镜头跟随忠淑自如地穿梭在朴社长家中，从而对基泽全家成为“寄生虫”进行了交代和强化。而在与摄像共同配合的灯光照明方面，影片使明暗“调子”服务于场景和摄像，基泽家与防空洞的“低调”照明，与朴社长家的“高调”照明形成对比，强调了两个阶层之间的贫富差异。

影片在剪辑上手法多样，并将镜头的组接作为与观众思想交流的手段。《寄生虫》在使用“连续性剪辑”完成叙事的同时，多次使用“交叉剪辑”吊足观众胃口。如片中基泽全家合谋赶走朴社长家的帮佣时，镜头先通过“闪进”在帮佣和披萨店之间切换，交代帮佣对水蜜桃过敏的事实，继而以“闪回”形式在停车场、汽车内和基泽家之间不断转换，将事件中的因果关系和同步性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此外，电影剪辑是引导观众的手段之一，场景内的镜头选择也是导演的意图体现。如在影片开头基宇和基婷分别向朴太太介绍“专家”时，镜头基本停留在撒谎者的身上，人性中的“恶”被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在表演方面，影片中演员从规定情境出发对角色表演进行构思，以接近写实主义的表演风格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在片中，基宇向朴太太推荐“美术老师”时，表演分寸的拿捏使大家察觉不出一丝破绽。同样，当基婷作为美术老师出现的时候，大家不敢相信，这与网吧里叼着烟造假的竟是同一个人，甚至在她为了争取工作侃侃而谈的时候，那份气定神闲让观众在佩服之余感到恐惧。通过她的表演，我们看到了贫穷对人“潜能”的开发，而这恰恰离不开演员对表演的精准把握。

此外，演员宋康昊在影片中的表现同样令观众啧啧称赞。他以一种“少即是多”的表演方式赢得了观众。片中他所扮演的基泽是一个贫穷但极富自尊心的矛盾体，但是每次因“味道”被嫌弃时，他都以一种内敛的方式处理，甚至在影片结尾，他因为朴社长的一个厌弃表情冲动地将其杀死时，他的表情也是极其微妙的。在真正的电影表演中，虽然演员没有台词也没有表情变化，但是观众已自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里。

三、总结与启示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其文化和商业价值一直伴随至今，在民族电影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体现的当下，《寄生虫》的成功能为我们带来一定的经验和启示。

该片作为多个电影节的“黑马”，不仅使导演奉俊昊成为亚洲电影的英雄，更是由此开启了韩国本土电影发展的新纪元，其影响力甚至推动当地政府拨款改善平民居住环境，以此推动了社会发展。反观中国电影，近些年虽然产量颇丰，但“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与时偕行，反而裹足不前，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7]在影片的创作上，中国电影需要向《寄生虫》一片学习如何创造一个好故事，以及如何把一个故事讲好。

相对于电影的故事，形式只是一种载体和表现。对于一部剧情片来说，好的故事是首要条件。本片获奥斯卡金像奖原创剧本奖不仅因为其故事具有趣味性和娱乐性，更重要的是，在其故事中暗含着典型性和“普世”价值。好莱坞对影片“普世”价值的追求使其俘获了全世界的观众，而《寄生虫》这部影片當中探讨的贫富差距，同样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奉俊昊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观照，使影片没有局限于个人的情感表达，而是以其普遍性赢得了观众的共鸣。中国电影停滞不前，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故事的衰落，虽然中国不缺乏好故事，但是剧作家价值观的缺失导致影片先天不足。我们的电影从业人员应该如罗伯特·麦基所说的那样，“必须深入地挖掘生活，找出新的见解、新的价值和意义。”[8]

而在用电影将故事讲得精彩方面，中国电影需要学习奉俊昊的尊重传统和创新精神。影片《寄生虫》的成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韩国文化里注重传承的必然结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影片之所以获得多个电影节评委的共同认可，是因为影片一方面将剧本的创新建立在经典法则之上;另一方面，在表现手法上对镜头语汇的功能进行重新整合和编码。在剧本的构建上，《编剧：步步为营》的作者温迪·简汉森认为，剧本写作和建筑有共同之处，一切创新都应建立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这方面《寄生虫》充分吸收了好莱坞的经典手法，在保持观影兴趣的同时引发观众思考;而在影片制作方面，当现代电影无节制地滥用多机位、运动镜头和快节奏剪辑“炫技”时，导演奉俊昊从每个手法所能实现的效果出发，为影片的每一个场景寻找最准确的表现手法，并通过“做减法”的方法对镜头语汇进行整合，从而使影片呈现出一种简洁感。

在整个电影史上，《寄生虫》虽称不上是最为经典或者革新的作品，但是它整合传统进行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思考，同样也是中国电影工作者走出困境、开拓新局面的一本很好的教科书。

参考文献：

[1]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66.

[2][3][4]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25.

[5]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292.

[6] 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132.

[7]张宗伟.当下中国电影的美学困境[J].当代电影，2016，（03）.

[8] 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