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齐良

【摘 要】由陈凯歌等7位导演联袂执导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是庆祝建国70周年的献礼片，上映后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巨大成功。影片在叙事上颇具特色。整部影片在叙事结构上采用戏剧式段落结构，由7部短片拼贴而成。各短片采用经典的戏剧化叙事形态，以情节冲突为核心展开叙事;在叙事主体上呈现鲜明个性，分别采用了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和非人称叙事。

【关键词】我和我的祖国;叙事结构;叙事形态;叙事主体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6-0143-03

“叙事学”的概念虽然来自于文学领域，但其研究对象早已超出文学的范畴，也突破了文字的限制，包括纪实文本、漫画、影视、访谈、电子娱乐作品等具有叙事功能的艺术形式都进入叙事学研究的范围。对于电影叙事的研究早在电影艺术诞生之初就已经开始，叙事是剧情电影的根基，从早期的默片到今天的好莱坞大片，其本质依然是在讲述故事，而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叙事。

2019年国庆期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是近年来最成功的一部国产电影，上映首日就取得了2.78亿元的票房成绩，上映第三日票房累积突破10亿元，打破了《战狼2》在2017年创造的85小时票房破10亿元的内地电影票房记录。不仅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我和我的祖国》在电影评分上同样受到好评，上映第二天豆瓣评分8.2分，大幅领先同期其他影片。本文将从叙事结构、叙事形态和叙事主体三个方面对这部影片进行分析。

一、戏剧式段落结构

结构是将情节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加以排列的外在形式。[1]电影的叙事结构来源于文学叙事的结构观念，但它与文学叙事结构相比具有自身的优势，文学叙事只有作品情节一个向度，而电影是剧情和造型的结合体，在表达手段和构成成分方面相比文学作品更为复杂，因此电影叙事也具有更复杂多样的层次，可以为创新的叙事形态和叙事观念提供更大的实践空间。电影叙事结构中最常见的是戏剧式线性结构，它以时间顺序为主导，按照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进行叙述，情节环环相扣，剧情冲突达到高潮后呈现大结局。戏剧式线性结构叙事通过一个故事贯穿全片，其叙述进程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使观众易于接受影片展现的故事，因而成为主流的叙事结构。但在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并没有一个贯穿全片的故事，而是讲述了7个独立的小故事，分别是《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这7个故事尽管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排列的，但它并不构成线性叙事，因为7个故事独立成段，在情节和人物上没有任何关联，构成一个个独立的段落。因而从整体上看，影片采用的是非线性段落结构，但从各个故事内部来看，每个故事都具有起承转合的完整结构和鲜明的戏剧性特征。

该影片采用的叙事结构看似情节散乱，缺乏叙事主线，但仔细品味，观众不难发现，7个故事都有一个主旨，即中国人民与祖国的深厚感情。因此，这部影片吸引观众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情感的阐释和渲染。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主旨通过片名已经向观众进行了说明。观众通过片名就能意识到，影片所展现的是人民的爱国情怀。换言之，观众在观看影片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导演需要的“期待视野”，因此在面对影片中多个独立的故事时并不会产生困惑。不仅如此，独立的段落结构为更多的人物和情节创造了空间，能够以更丰富的故事和人物展示祖国70年的发展，更好地表达了影片的主旨。就这个层面而言，影片采用的形式很好地服务于影片的内容。

二、戏剧化叙事形态

《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由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陈凯歌任总导演。每位导演执导一部短片，每部短片都具有独立的情节、人物，也展示了导演的个人风格，但在叙事形态上，7部短片均回归了传统的戏剧化叙事。

由于电影在诞生初期深受戏剧的影响，以剧情冲突为核心的戏剧化叙事成为长期以来剧情片的主流叙事模式，它以情节段落为叙事基础，按照时间的线性结构，以符合因果关系的方式展开冲突的形成、发展、高潮和结局，一个小冲突的结束又暗示着新的小冲突的开始，几个小冲突相互关联并形成一个大冲突。在情节冲突的引导下，观众会“不自觉地陷入对影片‘故事的认同，从中获取某种情感上的宣泄、道德价值观念上的平衡”[2]。

在管虎执导的第一个短片《前夜》中，戏剧化叙事体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一开始就将故事的背景展示给观众，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绝对安全”，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广场一带实行全面封锁，剧情冲突也由此展开。负责电动升旗装置的工程师林治远无法进入天安门广场进行实地试验，能否保证电动升旗万无一失，成为剧情的第一个冲突。随着林治远讲述他重建升旗装置模型，可以代替实地试验，这个冲突似乎得到了解决，但在装置模型试验的准备过程中，新的冲突相继出现，首先是需要国旗和国歌，然后是临时配合林治远工作的军人老杜与林治远就下一步工作产生争论，还有试验过程中突然停电。在这些小冲突的发展和解决中，整个故事最大的冲突逐步显现、升级——林治远在进行装置模型试验时发现，旗杆顶端的阻断球有可能因为生锈而断裂，导致国旗无法停在旗杆顶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林治遠和他的助手发动群众寻找特殊金属，重新制作一个不锈钢阻断球。本身有着恐高症的林治远，最终克服心理障碍，爬上二十多米高的广场旗杆，将新的不锈钢阻断球焊在旗杆顶部，消除了升旗装置最后的隐患。故事最后，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按下升旗按钮，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林治远圆满完成了任务。

不难看出，《前夜》讲述的故事是以时间为顺序的线性叙事，在开场向观众展示场景和人物，介绍背景，然后以林治远进行试验的院子为中心，展现遭遇的危机以及如何解决危机，最后场景回到天安门广场，危机在林治远克服恐高心理爬上旗杆顶部焊接阻断球时达到高潮，并以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升起作为结局。整个叙事遵从经典的“复原型三幕剧”模式，即场景及人物介绍—事件的解说—错综复杂的行动—继起的事件—结果—尾声。[3]

在其他6部短片中我们同样能发现以冲突为核心的叙事模式。《相遇》中一对恋人相遇却不能相认;《夺冠》中时断时续的电视信号;《回归》中分秒不差的升旗仪式;《北京你好》中一张奥运会开幕式门票的归属;《白昼流星》中两个失足少年盗窃老人救命钱;《护航》中战机在空中出现故障。但是相比《前夜》中渲染时间压力下的剧情冲突，《相遇》《回归》《白昼流星》和《护航》更突出对人物的刻画，而弱化了情节的跌宕起伏。

以《相遇》为例，该片开场就是核试验遇险，上级命令全体人员紧急撤离，主人公高远在撤离途中折回，动手排除了险情，但因遭到过量辐射而受重伤。这样的情节冲突展示了主人公勇敢无畏、不怕牺牲的性格。高远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医院，高远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一次又一次向医生和护士打听外面有没有什么庆祝活动，进一步表现了主人公对待工作的热情和对祖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关心。如果故事仅限于此，人物形象难免过于生硬，给人高不可攀之感。接下来高远在公交车上偶遇女友方敏并被其认出，观众通过方敏的讲述知道了他俩的相识和交往过程，以及高远三年前不告而别从此杳无音讯。主人公的形象由此变得立体化——他不仅在工作中是个无畏的勇士，在生活中也是个心思细腻的大男孩。他为了让女友退烧，可以跑几十里路去买西瓜。在他的身上交织着对祖国的爱和对女友的愛。由于他的工作性质，使他无法兼顾这两者，他最终选择了祖国，三年没有和女友联系，即便女友在公交车上认出他，他依然坚持说她认错人了。只是在两人被庆祝的人群冲散后，他才摘下口罩，观众可以看到他脸上的内疚，他将对女友的爱深藏在心底。

短片《相遇》正是通过三个场景中的冲突展示了国防科技工作者牺牲自我、为了祖国的强大付出一切的英雄形象，将一位默默无闻的国防科技工作者塑造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三、多样化的叙事主体

任何以叙述事件作为内核的艺术形式，都离不开叙事主体。叙事主体既是情节的组织者，也预设了观众接受情节的视角。在电影中，叙事主体是通过人称来确立。根据叙述中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叙述人”，电影中的叙事主体可分为人称叙事和非人称叙事两大类。在人称叙事中，根据叙述人的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和多视点人称。不同的叙述人称表明了不同的叙事身份、叙事态度以及叙事视野。

《我和我的祖国》中7部短片的叙事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护航》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在影片开始就通过字幕向观众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主人公身份和事件起因——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夕，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员吕潇然被任命为歼-10编队备份飞行员。该片的叙事主体由此得以确立。叙述者不是站在某一个角色的视角来讲述，而是站在故事之外，从全知的视角告诉观众故事的来龙去脉。在该片的叙事中，叙述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者，在叙事中并不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而是以客观的立场叙述主人公吕潇然的童年趣事、与男友的分手、在面对护航任务时从不满转为坦然、在护航中帮助战友排除飞机故障而放弃参加阅兵的机会，让观众在情节波折中逐步感受到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短片《白昼流星》则采用了画外音的方式确立了第一人称的叙事主体。该片一开始，沃德乐和哈扎布两兄弟回到家乡，哈扎布的画外音说道：“爹死以前，家乡降了大灾，羊群死了，沙尘暴来了，地里的庄稼也干枯了。爹对我和哥哥说，爷爷的爷爷传下个故事，说要有一天，能在白昼里看到夜里的流星，人们在这片穷土上的日子才会过得兴旺起来。可我们没等到那天就离开了家乡。”通过画外音的叙述，观众得以了解故事背景以及片名的深意。在沃德乐和哈扎布亲眼目睹了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宇航员安全出舱后，哈扎布的画外音再次响起：“当我们见到从天上回来的航天员，我和哥哥像变了个人，心感化成了河里的春水。我们这才明白了李叔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里来。李叔说得对，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回乡的人。”这段画外音讲述了主人公的转变，帮助观众理解情节的内在逻辑。

除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之外，在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更多的是非人称叙事。例如在短片《北京你好》中，没有出现任何的画外音、字幕等人称叙事的特征和标志。该片围绕着一张奥运会开幕式门票展开。出租车司机张北京抽到了一张奥运会开幕式门票，他本打算将门票送给儿子，但被一个来自四川汶川的男孩用800元钱悄悄换走。在得知男孩的父亲是建设鸟巢体育馆的建筑工人，在汶川地震中遇难，男孩想亲眼看下父亲参与的工程，张北京将门票送给了男孩。这部短片没有明确的叙述人存在，故事情节按照时间线索，一步一步呈现在观众眼前。

虽然人称叙事和非人称叙事的真正的叙述者都是叙事文本的原作者，但非人称叙事中摒弃了作为中介的叙事主体，由原作者隐藏在故事的背后，不动声色地安排着故事的发展，让观众直接面对故事。此时的叙事主体本身是叙事的体现，而非叙事的产物。

四、结语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在叙事结构、叙事形态和叙事人称等方面呈现出古典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特征。该电影放弃了统一的情节线索，代之以浓厚的情感线索，突出主旨。7部短片叙事风格各异，体现了导演鲜明的个人风格。短片情节虽然简洁，但紧扣情感主线，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对祖国的热爱。

7部短片反映了新中国历史上的7个重要节点事件，当影片最后呈现出这些重要事件的真实影像时，既是对电影本身的总结，也是对新中国历史的回顾。影片所诠释的情感在经过7部短片的酝酿和渲染之后，最终实现了勃发。

参考文献：

[1]宋家玲.影视叙事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2]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3]大卫·波德维尔.电影叙事——剧情片中的叙述活动[M].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