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萱

【摘 要】著名导演侯孝贤，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电影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在其电影恬淡含蓄的写实风格中，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情怀和静水流深的美学意蕴，其中许多电影作品的主题直指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流逝的淳朴状态的留恋，传达了植根于台湾本土文化语境中的成长追寻与乡情呼唤。本文以侯孝贤的几部代表作品为例，具体分析其作品中的成长记叙与乡土元素，旨在追寻侯孝贤电影所重点探讨的艺术主题与文化主体。

【关键词】本土化;成长电影;乡土情怀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編号：1007-0125（2020）26-0110-02

台湾电影作为参与社会生活的文化角色，经历了一个从迷失到回归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的功夫片和“琼瑶文艺片”大行其道，占据台湾电影的主流，在类型上没有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而“乡土文学”和“健康写实主义”的风行为台湾新电影铺就了一条回归乡土情结、探索成长记忆的道路，延续了台湾电影传承的文化脉理。台湾新电影运动为台湾电影界带来了新气象，在接近现实生活的同时进行批判和反思，开创了一种新的电影美学精神，也把台湾电影送到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侯孝贤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尤其擅长以乡土写实作为主基调，将个体对于成长的回忆融入社会与时代的变迁中，运用极具个性化的影像风格和叙事方式来呈现本土电影的革新面貌。

一、个人成长体验的镜像反射

侯孝贤的诸多影片都涉及了青春成长题材，如“成长四部曲”《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均用影像来书写个体的成长体验，用孩子的成长故事勾勒出台湾的发展轨迹。这些“半自传式”的青春缅怀，是创作者们的出走、迷失、回归与追寻，也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成长回忆。侯孝贤在这些银幕角色的虚拟镜像中追寻一种自我认同，通过对“他者”的认同与共情来建立主体的自我。

《风柜来的人》是侯孝贤“成长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同时也是侯孝贤与编剧朱天文首度合作的作品。从在小县城的暴力狂躁到对大都市的迷茫无措，这一群年轻人在两种不同生活状态的切换中，完成了自我存在方式的转变。阿清从一开始离开小县城风柜去到高雄，到父亲去世后又返回风柜，从义无反顾到充满留恋，无处安放的青春最终还是消逝在这淡漠的感伤之中。

而电影《冬冬的假期》中对于成长的记叙则更加明晰。冬冬与朋友在站台上的告别实际上也代表着冬冬国小生活的结束，进入一个新的成长阶段。充满童趣的乡村生活让冬冬体验到一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但成人世界的复杂关系也时常让他困惑不解，“每天这么多事，我都记不住了。” 一句话点出孩子刚踏入成人世界时的忧虑，假期日记的形式让人更加深入冬冬的内心，从纯真的孩童眼中去审视纷繁的成人世界，在叙述一个孩子的成长经历的同时，又带有对成年人无奈处境的喟叹。

相比起来，《童年往事》则包含着更多少年内在心理的成熟与感悟，并且融入了对历史的记忆与审思。阿孝的成长经历似乎是冬冬和阿清的延续。他有懵懂的孩童时期，也有叛逆的青少年阶段，甚至还有一段苦涩的初恋。父亲的死亡、母亲的死亡以及祖母的死亡，都指向不同的情绪变化与成长阶段，标志着少年成长蜕变的自我完成。父亲去世时，母亲一声惊人的悲号，孩子们在众人的泪水中一一与父亲握手告别。这是阿孝第一次与至亲阴阳之隔，顶梁柱的倒塌对童年时期的阿孝来说定是一种莫大的震撼。母亲去世时，阿孝在肃穆的圣歌仪式中涕泪横流，此时的他好似从母亲的死亡中发觉了自己对于家庭的亏欠与责任，夹杂着成长的失落与感伤。而祖母的去世场面尤为“安静”：四个孩子甚至都不知道祖母的手上何时爬满了蚂蚁，收尸人责怪的目光审视着这些“长大了的”孩子，他们就在旁边冷静而平淡地看着祖母被翻过身，仿佛在进行一场庄严的注目礼。家人的相继离去，让他们一次又一次面对死亡，也让他们不得不独立成长，去接受现实世界。

沉重而内敛的表达反而能带来更大的心灵震撼，侯孝贤的个人化表述在死亡与分别中真正实现了一场残酷的成长体验。

二、城乡变迁的个体反思

侯孝贤随家人从广东梅县移居台湾后，童年在台湾南部的乡村度过，成年后生活在城市，他见证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因此其电影中的成长历程往往还伴随着城乡变迁所带来的矛盾与反思，侯孝贤在乡村的自然人文景观中表达了对童年生活的眷恋，在表现社会变迁与城乡差异的同时，探讨“乡土与都市”二元性背后的主题统一性。

在《风柜来的人》中，一群成天赌博斗狠、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结伴离开他们生活的小渔村，坐上火车来到高雄，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差异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落差，焦虑、迷茫与生涩贯穿了他们的生活。车站在影片中是一个特殊化的符号，影片开始出现的“风柜东站：清湾”，是四个年轻人的青春逃亡的出发点，而高雄的汽车站则是这段茫然青春戛然而止的终点。车站是承载青春旅行的中转站，它划分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又像一根绳索，串联起散文化、碎片化的旅途故事，丰富了叙事的层次，生动再现了台湾青年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成长历程。

同为乡下青年进城打工遭遇社会挫折的题材，《恋恋风尘》则更加直接地表现出底层小人物生存的艰难。如影片中印刷厂老板娘对阿远的恶劣态度和肆意谩骂，非常直接地展现出城乡地位的悬殊，以及尖锐的矛盾。阿远作为都市的探索者，展示的是城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而阿远的阿公则是忠实的乡村留守者，他一辈子以土地为生，身体力行地维持家庭，始终留在故土当一个静默的目送者。而侯孝贤对这种质朴而长久的生存方式也给予认同，用含蓄写实的影像抒发乡愁。

与乡村进入城市的设置相反，《冬冬的假期》中，冬冬与婷婷离开城市，来到乡下的外公家度假，火车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载体，将城市文明运载到一个悠然静远的乡村，形成两种文明形态的冲撞与交融。乡下的同龄孩子纷纷拿乌龟换冬冬的玩具，这种孩童间简单的物物交换，反映出儿童世界里的城乡差异。那个夏天，在水中的嬉耍、在大树上的欢愉，以及屋子里大人们的争吵，都成为冬冬难以忘怀的假期记忆。

三、在地文化语境的观照

侯孝贤对个人成长的记忆和对乡土情怀的关注，在社会变迁、城市化发展中融合了许多复杂的文化因素。无论是对乡村生活的怀念，还是描绘青春时期的躁动与成长，其电影始终立足于台湾本土，从而形成了一种在地文化语境中独具特色的本土化表达方式。

在拍摄了一系列成长影片之后，侯孝贤开始倾向于将个人成长经历置入社会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如《童年往事》中就融入了许多台湾重大的历史事件，导演通过自叙式的回忆讲述，以及孩童视角下的人事变迁，将个人的成长回忆上升为群体记忆的历史审思。

侯孝贤作为第二代“外省人”，对祖国大陆特殊的情感已经变得十分模糊，那条祖母一直在寻找的回大陆的路，似乎还藏匿在一片云雾之中，难以认清，祖母与当地人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实质上也反映出身份认同的困境，“寻根”的渴盼也在岁月中慢慢迷失。

《恋恋风尘》则是集个体成长、城乡差异和本土意识于一体的作品，一个看似苦涩的青春初恋故事，透露出浓厚的台湾气息和乡土愁思。在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阿远的个体成长与社会关系也紧密相关，“服兵役”是个体在面对大环境时的无奈与服从，聚散与离别都不为人所控，阿远和阿云的爱情无疾而终，不仅仅是一段年轻时期的青涩回忆，还包裹着一定的时代性，代表着处在同一时期社会激荡变革中，小人物的无奈与痛苦。

在表达城市小人物无奈的同时，导演也在讴歌一种植根土地的质朴生存方式。阿远的阿公便是一辈子扎根土地的代表，种番薯是他人生经验与感悟的来源，从生养他的土地中，阿公能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土地哲学”：人就像地里的农作物一样，总要经历点风霜雨雪，才能成长起来。传统承袭、维系家庭是他所坚守的信条，相比进城打拼的探索者，侯孝贤似乎更认同这种驻守土地的生存方式。当千帆过尽，阿远服役期满，他再次穿着阿云为他缝制的衣服回到这片陌生而又熟悉的土地，与阿公站在田地旁，平淡地聊说着农事。土砖房前是一地翠绿的叶子，葱郁的青山在身后绵延，摄影机就远远地搁在那里，安静地聆听，平淡地记录。

侯孝贤电影中有关个体成长的记忆追寻、城乡变迁的身份浮沉和在地文化的执着坚守，都给予大众一个了解台湾历史与社会环境的窗口，在表现个人成长的过程中也记录下整个台湾社会的“成长”，展示出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电影母题。

参考文献：

[1]饶曙光.电影要从非电影处来——侯孝贤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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