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怡

何言宏是一位活跃于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批评家，他稳健扎实又犀利敏锐的批评风格、坚定执着的精神立场和思想原则，与他对很多文学作品、文坛大家和文学现象的精深见地深得学界的关注与好评。在他的批评世界中，诗歌批评或许只能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是这“业余”的声音成为了众声喧哗的诗歌界一分独特的精神引领。他的诗歌批评不仅表达了他一以贯之的批评立场和对诗歌现象的冷静审视，其所带来的对精神细节的质询和对精神深度的挖掘更足以发人深省。

但我在这里，并不是仅仅想在纯学术的维度上思考何言宏的诗歌批评。我同时注意也更感动的，是其在詩歌研究中体现出的坚定精神，这是一种承担了身为学者的社会与学术使命、彰显了文学研究的尊严与历史道义的精神。对这种精神的思考与把握，是进入他神秘的、深邃的而又开放的诗歌批评世界的一把钥匙。

一

随着经济、体制、文化等各方力量相互较劲，原有的批评原则被钳制、蛊惑与异化。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家们，不得不受控于当今的学术体制，因追名逐利而向市场与媒体俯首称臣。原本健康正常的批评伦理遭到了破坏，批评变得不再严肃郑重与正大光明。这种混乱的本质便是批评家丧失了自我身份意识。何言宏始终坚持“文学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身份，并拥有自觉的社会担当。因此我们在进入何言宏的诗歌批评世界后，最为深刻的感受，便是其统领一切研究的“大的关切”的理念。可以说，他对于诗歌批评的具体方法、原则和基本精神都来自于此。

他常常教导晚辈学生：要形成自己的、大的关切。在我看来，这种关切是指对社会、对民族、对文学和对人类整体的关怀意识，不是自上而下的俯视，更不是悲天悯人的空洞，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内化，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与精神建设的关怀。“大的关切”并不意味着何言宏的诗歌批评主张空泛或苍白，而是意味着他不纠缠于当下诗歌所谓的热点问题，坚持以广阔的视野与胸怀看待问题，试图将诗歌放置于更大的参照体系下勾勒整体演化状况。

除了此类对具体诗人和诗作的宏观把握，这种“大的关切”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他在民族国家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探寻诗歌建设与诗歌精神构建，以民族精神和文学文化为出发点讨论中国诗学，引导中国诗歌发展。比如他在2008年呼吁重建诗歌标准时谈到，没有诗歌标准的后果是可怕的，那便是我们精神的陷落，我们必须重建诗歌标准，这是中国诗歌复兴最为紧要的使命。或许诗歌标准的建设意味着一种诗歌创作的底线，何言宏不仅渴望坚守这一底线，还渴望把诗看作是我们民族的期待;他将中国诗歌与精神史意义融会贯通，认为诗歌的活力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生气，并帮助我们建立起新时代的民族精神;他关注着诗歌的“中国书写”与“中国表达”，考察了中国如何被我们的诗歌所表现;他以敏锐的目光紧盯着中国的诗歌生态场域，坚持总结每一年度的诗歌建设与发展……

作为一名批评家，一名“文学知识分子”，何言宏在他“大的关切”的引领下，致力于价值重建和社会进步。这种对诗歌需要达到的高度的强调和践行，不仅使其诗歌批评表现出相当鲜明的宏阔气度，使他的学术追求、问题意识以及学术风格都显露出历史的深度和现实意义，而且使他能够带着广博的胸怀与坚定的责任意识去讨论中国诗歌发展。

二

如果说，“大的关切”是何言宏进行诗歌批评的价值引领，那么对他来说，“介入的批评”，则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是指“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入社会，介入生活，介入包括文学在内的时代与民族的精神事务”，是他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进行文学批评的一种努力。作为学院的体制中人，他反对封闭的象牙塔式批评，拒绝高高在上的学术视野，提倡以介入的姿态考察诗歌实践的社会、历史、现实、场域、权力等等。他深深地热爱这种姿态，认为这是一种勇敢、高贵、勇于承担的姿态。很显然，这样的姿态意味着何言宏进行学术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并不在于只是发表个人的学术见解，而是通过亲临现场来对当下的诗歌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引领诗歌向正确的方向前行。当萨义德和贾克比都嘲讽现代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的文学教授、他们的研究只是为了学术的晋升而非促成社会的改变时，何言宏的“介入的批评”显然具有精神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带着这种介入的意识，何言宏的诗歌批评绝不会仅仅停留在对于精神原则和理论方法的宏观把握上，除去诗歌写作，他还敏锐地关注到并且是几乎同时竭力从另外一些无比丰富和生动的诗歌实践中探求诗歌的建设和发展，如诗歌运动、诗歌事件、诗歌阅读与朗诵、诗歌节与诗歌评奖等诸多方面，并倡导将此纳入到诗歌史或文学史中。比如他经常通过与诗人的对话、与同行的笔谈或主持“诗人讲坛”等方式直接参与诗歌现场，去寻找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的、缺失的，并对我们的诗歌生活做出检讨。他擅长在整体上把握和讨论诗人的诗歌实践，他认识到一些诗人的成就并不仅仅局限于创作本身，相比之下，他们的实践更为丰富，影响更为深远，已经具有了文学文化的深刻内涵。更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会毫不畏惧地抵达激荡的文学现场的中心地带：在2006年，他与友人发起了“中国诗歌排行榜”，其中的“庸诗榜”意在警示诗人，使他们放弃虚与委蛇的世故与自欺欺人的盲目，自觉树立起诗歌创作的底线……何言宏始终以介入的姿态进入包括诗歌批评在内的文学活动，发掘被权力或体制表象遮蔽的文学现象与历史真实，努力构建良好的诗歌生态。

何言宏重视当下和现场的深切用意并不在于诗歌影响力或历史叙事的扩大，而是“试图将当代中国的诗歌实践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来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他对诗歌实践的重视是他关注诗歌创作与传播环境的表现之一，其中暗含了他以时代背景为批评对象之参照的坚持，这对深入挖掘某一具体诗歌现象所富含的历史文化内容是大有意义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将批评的视野经由‘专业扩展至无限广阔的社会人生”。在广博的阐释背景下，这种深入共时性诗歌活动的自觉使他的诗歌批评不仅切实地联系了实践活动的深层，更具有了对诗歌界的价值引领作用。

三

虽然介入的姿态和关注当下的立场使何言宏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诗界兴起的某些现象并迅速给予热烈回应，但他的诗歌批评始终保持着理性。他非常善于对当下诗界的某些热点问题进行冷静审视、提出反思性意见，并且以犀利和精炼的文字对问题进行提纲挈领和有的放矢的概括和總结。

比如，在何言宏的诗歌批评中，诗歌代群的研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近几年“诗歌热”兴起，不同代际之间风格迥异，形成了多元繁复的张力关系，也构成了我们诗歌发展成果的多样性与错综性。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何言宏关注着由不同代群、性别和区域的诗人的创作，曾对“朦胧诗”诗人，第三代诗人，主要成就和影响形成于21世纪的诗人们如沈苇、陈先发、路也等进行过系统研究和专题讨论。一方面，他对“70后”、“80后”甚至“90后”诗人的诗学追求充满期待;另一方面，他也严肃地质询了这类命名的有效性，他提出我们对分属不同代群的代表性作家和代群之间的分歧缺乏必要的思考。

此外，诗歌的地方性研究也是何言宏异彩纷呈的诗歌研究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在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诗歌的地方性写作形成了一股现象与潮流，在题材选择、风格气质甚至文体与语言方面，都有鲜明的地方特征。但何言宏坚持“批判的地方性”研究，即“专注于对地方性认同与书写，却又对这种地方性的相对本质保持着一种足够的清醒”。他在肯定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和成就时，清楚地意识到了它对个体自我的无视与遗忘，他看到个人化体验被浮于表面的传统情感如对亲人的思念，或是对某一风土人情的赞美所遮蔽甚至替代，地方性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会成为陈词滥调，从而忽略或忘却了个体自我的内在追求。何言宏经常提起雷平阳的一首题为《亲人》的诗作，他认为这首诗是对地方性问题前所未有的思考。诗中所爱的故乡从省到市再到乡，最后缩小为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人，反映出了地方的虚无感，这种自我批判和质疑精神正与何言宏所倡导的地方性观念不谋而合。同时，他关注着沈苇笔下的新疆，指出沈苇不仅描写和表达了西域，还刻画出了自己的精神主体，称赞其地方性书写中人性大于地方性的特征。“地方诗学”的有效性本质表现为“个体诗学”，地方性书写离不开对人性的挖掘，这不仅是何言宏独到的发现和见解，更是一种直击个人的精神本质的批判。

至此，我们已经发现，无论是诗歌的代群研究还是批判的地方性研究，都体现出何言宏严肃冷静的思考。之所以他会选择这样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缘于他“大的关切”和“介入的批评”的姿态，其意义与关怀，并不仅仅在于对问题本身的揭示与批判，而更在于对诗歌整体发展趋向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至今的诗歌潮流、诗歌群体、诗歌秩序的生成与构造的思辨、批判与超越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