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薇

【摘 要】陈钢与何占豪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一首单乐章标题协奏曲，歌剧《卡门》则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由梅里美同名小说改编。两部音乐作品都是由文学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文学色彩浓厚，故本文将其归类为文学作品）改编，并以爱情抗争作为主题。但由于创作背景与文化背景的不同，两部作品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也有很大不同。本文将从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两个方面分析祝英台与卡门的人物形象及其音乐塑造。

【关键词】音乐;文学;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6-0045-02

一、作品背景

（一）创作背景

《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大约起源于晋朝，宗白华先生曾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民间故事常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人情风俗为依托，被钉刻以显著的时代烙印，所以在魏晋追求精神自由解放的社會大环境下，产生《梁祝》这样的民间故事不足为奇。民间文化为民间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基础，民间故事也是最能对时代精神背景和社会流行风尚做出相应反馈的文学形式。

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卡门》是其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而这篇小说的诞生缘由与《梁祝》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资本主义根基逐日稳固，迎来了全新的生产力关系形式，随之而来的是人们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拜金主义的浪潮开始一浪高过一浪。作者想要反抗却找不到出路，于是通过对卡门性格率真、有恩必报、为爱不顾生死的描述，向当时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文明宣战。

（二）文化背景

毫无疑问的是，《梁祝》和《卡门》这两部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植根于有着独特色彩的两种文化背景，同时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塑造出了不同民族在心理建构、个性表达、意识层次、婚姻爱情观等多方面的差异。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上溯至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使得人与自然呈现出紧密和谐的相处模式，这表现为人们个性中依从、被动且略显内向的民族整体心理特征，趋向友好而避免冲突，避免人为干涉自然，反对孤立追求团结一致。在此影响下，各类文学形式都表现出一项共性特征，那就是独特的主观视角和丰富的抒情色彩，作者善于通过直抒胸臆表达个人心境。从写作风格上来看，多注重抒情和写意的表达方式，且追求空灵的艺术境界，以及神似的文学神韵。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形成了西方民族开放、进取、冒险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古希腊精神是以讴歌人的现世权利、张扬人的感性追求、扩充人的个体欲望为中心的，主张人不是被动地接受自然，而是征服和改造自然，崇尚人的力量和智慧。这使得大部分西方文学作品更倾向于肯定人作为个体的世俗生活百态和生命价值意义。

两种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两部文学作品的不同;人物形象的差异也突出了两个民族迥异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决定了虽同为富有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但各自  对爱情的形象表述、对爱情的个体态度以及捍卫爱情的个体行为都天差地别。

二、悲喜情节

（一）中和之美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政局相对稳定，故形成了持中贵和的政治思想，属于一种保守型的文化。所以中国苦戏往往是悲喜交加、较为温和的，不像西方悲剧那样，主角拥有一往无前的意志力量。在结局上会有冲突的和解，削弱悲剧色彩，将剧中血淋淋的悲剧事实转化为祥和景象，讲求中和之美。《梁祝》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中国古典悲剧。

《梁祝》中描写的是祝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求学，途中邂逅书生梁山伯，从此两人同窗共读，形影不离。同窗三年，梁山伯不知祝英台是个女子，这种“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桥段充满着喜剧色彩。

当梁山伯得知“九妹”就是“九爷”时，他内心喜悦无比;祝父把祝英台许给马文才，这时他的悲愤与之前的喜悦形成了鲜明对比，希望瞬间崩塌，加强了悲剧色彩。

梁山伯悲痛不已，最终思念成疾，英年早逝。祝英台被迫出嫁，出嫁途中她特意绕道前去梁墓祭奠，在祝英台的哀恸感应下，狂风四起，坟墓裂开，祝英台也纵身跃入其中，最后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作蝴蝶，在人间翩跹飞舞。这种虚化的结尾，避免了生死的拷问，维护梁祝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用外在的力量——幻化成蝴蝶，代表他们的爱情得到了永生。整个故事由喜到悲，再由悲到喜。

（二）悲剧精神

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以悲剧的故事情节为主线展开，以卡门的死亡收尾，整部歌剧中悲情作为线索贯穿了全剧。这种独特的悲剧意识根源于西方文明，“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主角用生命去斗争，结局是冲突的白热化。

小说分为四章，主要围绕吉普赛姑娘卡门展开，唐·何塞是故事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男主角，他被年轻美艳的卡门引诱，坠入爱河，与她一同走私，致使他被军队开除，他认为自己因卡门失去了拥有的一切，并对卡门展现出极强的控制欲。在卡门移情别恋后，唐·何塞因爱生恨刺死了卡门。

《卡门》以现实主义独特的表述手法进行了故事呈现，阴暗的命运主题贯穿故事情节的发展，并最终以卡门拼死捍卫自身尊严作为故事结尾。在那个男性主导社会统治的时代里，梅里美另辟蹊径，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女性世界，他笔下女性角色的个人光彩远远超过男性。

三、人物形象

两部富有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都以女性角色作为主角，虽然文化背景与创作背景都不相同，但作品都传达出了女性对自由的向往和男女平等的权利要求。

（一）祝英台人物形象分析

《梁祝》中，祝英台表现出了自己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她不想接受命运，一辈子困在深闺小院中，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热切的期盼，并十分具有反叛精神地女扮男装去书堂学习。这体现了当时的女子处于附庸地位，不仅被压迫，连求知的权利也被剥夺。而祝英台的“游学”体现了古代女子对平等的渴望。

一反男追女的传统爱情套路，在梁祝的故事里，祝英台显得更加主动，在戏曲唱段《十八相送》中，祝英台面对恋人时的情真意切让人无不为之动容。在得知被父亲许配给马家后，祝英台强烈反抗，捍卫自己的爱情，并表示自己的终身大事要自己做主。在故事结尾，祝英台以死捍卫理想与爱情，体现了女子对婚恋自由、爱情自由的无限向往与对封建压迫的彻底反对，把故事的悲剧性推至顶峰。

（二）卡门人物形象分析

不同于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的因素，卡门的生存环境和她过于极端、追求自由的性格才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导火索，但卡门在剧终时不惜用死自证，始终忠于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作者笔下的卡门是这样一个形象：“她衣着朴素，也许还很寒酸，一身黑衣服，像大部分女工晚间穿的一样。有身份的女人只有早上才穿黑衣服，晚上全是法国式打扮。”卡門一出场就奠定了其作为社会底层角色的人物基调，生存于社会的底层，逆来顺受必定会带来悲惨的生活。但卡门选择了反抗，而且这种反抗并不是相对保守的被动防御，而是绝对积极的主动出击，凸显出了卡门的反抗意识和叛逆精神。

同时卡门作为一个没有基本文化素养、与法国上层贵族社会相距甚远的吉普赛姑娘，有着很强的民族性格特征。吉普赛作为一个天生流浪的民族群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无拘无束，在卡门的身上，这一点就表现为对自由的无上追求。

所以当卡门发现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竟妨碍了自己视为珍宝的自由时，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舍弃爱情，追求自由。而唐·何塞由于占有欲作祟，无法接受卡门的选择，最终导致悲剧的产生。

四、人物形象的音乐塑造

（一）祝英台的音乐塑造

在整首乐曲中，展开部对祝英台这一音乐形象的塑造尤为显著，在“抗婚”主题，用小提琴独奏，以戏曲散板的形式表现了祝英台违背父亲的意愿，抗婚不嫁后的惶恐不安，小提琴独奏表现出了祝英台极其痛苦的内心情绪。接着在“楼台会”部分，用大提琴与小提琴的配合，描绘出梁山伯得知祝英台身份以及得知祝英台婚讯的情景。大提琴以饱满低沉的音色塑造出梁山伯的形象，而小提琴明亮柔和则代表了祝英台，此时两种乐器一呼一应、一问一答，仿佛描绘出两人互诉衷肠的情节，B徽调的音乐缠绵悱恻、忧伤哀怨，仿佛预示了故事悲伤的结局。

在“哭灵投坟”中，小提琴似哭腔一般的演奏，把祝英台在梁山伯墓前的悲切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小提琴借鉴了民族乐器的演奏方法，精妙刻画出祝英台在哭坟时从小声啜泣到泣不成声的场景，这时整个乐曲悲伤的氛围被推向最高点，为最后的再现部“化蝶”主题做了情感铺垫。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作蝴蝶，在人间翩跹飞舞，幻化的蝴蝶代表了他们爱情的永生，用虚化的结尾，为这个悲伤的故事赋予了一丝美好的愿景。

（二）卡门的音乐塑造

从《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开始，卡门不羁的艺术形象就在歌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咏叹调里，比才用变化半音、多变的音乐节奏和律动性极强的旋律，把卡门自由热情、肆意妄为又飘忽不定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乐曲以西班牙探戈舞曲为基础，为乐曲增添了一份异国情调，并将那个时代特有的浪漫主义特点和卡门随心所欲、热爱自由的性格生动地体现了出来。

《塞维利亚老城墙旁边》中充斥着半音阶的旋律音型，调性变幻不定，整个音乐洋溢着吉普赛民族风情。歌词中，卡门唱到“独自一人多么寂寞，要成双成对才快乐”。旋律中，用跳音体现她散漫的特点。所以从歌词和旋律两方面，都体现了卡门热烈的渴望与对唐·何塞的大胆暗示。在前两个舞曲中，卡门热情奔放、自由不羁的性格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塑造。而在《吉普赛女郎之歌》中，力度强弱的变化和调性的转变，又形象地塑造出了卡门坚毅的性格特点。

五、小结

《梁祝》与《卡门》虽然同为以女性为主角的爱情悲剧，都描述了女性在社会压迫下，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和追求，但由于文化氛围和审美意向的差异，使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天差地别，也显示出了两部作品各自的独特魅力。音乐与文学这两个“姊妹艺术”是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它们虽然在性质和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作曲家或文学家，用来抒发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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