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婧

摘  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独特优势，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建立行政防疫系统，开展群众防疫运动，有效地配合卫生防疫工作，最大程度减少了病亡数。当时思想政治工作以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基本原则为理论依据。坚持党的领导与依靠群众相结合、宣传教育与以身作则相统一、立足当下与放眼未来相一致是当时工作对现实的启示。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防疫;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20）03-0051-04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不仅面临着繁重的敌后抗日工作，而且也面对着巨大的社会治理压力。日军的扫荡、伪军的侵扰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导致陕甘宁边区生活必需品、基本医疗物资等供应严重不足。毛泽东谈到，“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892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一旦遭遇传染性疾病，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就是一场社会治理的“大考”，考验的是政党的治理能力。中国共产党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独特优势，有效地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疫情暴发时期的人口病亡数，最终获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卫生防疫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内容

中国共产党开始建设、治理根据地时十分注重在群众中宣传引导党的方针和策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敌后抗日根据地具体情况结合，探索出一套适合边区实际情况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

1942年毛泽东在给中央局和各分局的电报中，谈到报纸工作的宣传方向，“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2]，后来的实践证明宣传工作对于提升陕甘宁边区卫生防疫的效果十分重要。

（一）宣传卫生防疫知识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传染疫情。疟疾、痢疾、斑疹、天花、伤寒、回归热等传染病侵蚀着陕甘宁边区，造成人、畜大量病死，严重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此外，妇幼病亡率较高，阻碍人口再生产，严重威胁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北郊乡儿童的死亡率为出生率的60%以上，在死亡的173个孩子中，有38个是流产，即每一个妇女平均流产一次以上。”[3]落后的思想认识和不良的生活习惯给疾病创造了快速传播的条件。

此外，边区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文盲超过100万，2000个巫神，百姓生病不是寻医问药而是祈求巫医、祭拜神灵。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必须以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报纸是其中主要途径之一。《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设置卫生（防疫）专栏（专刊），刊发大量卫生常识，帮助群众认识疾病传播途径、扫除迷信思想、養成良好卫生习惯、制定公共卫生计划等。例如，强调村民不能随地大小便和肆意倾倒垃圾，要求病人要进行自我隔离不要接触他人。考虑到边区很多群众不识字，政府还采用了多种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通过展览会、话剧、秧歌、板报等形式揭露巫神的骗人伎俩。

（二）建立行政防疫系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面积达12.9万平方公里，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面对如此大的区域，没有自上而下的防疫组织深入乡村中的每户人家，很难有效控制疫情蔓延。边区政府意识到组织管理的重要性，于1940年5月建立延安防疫委员会。其是由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后方勤务部、边青救、边妇联、抗大、卫校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代表33人组成，是延安防疫运动最高指挥机关。

1942年4月正式设立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在区、乡、村设立卫生防疫小组，延安市设立四个防疫分区委员会。除了设置防疫委员会和防疫小组，各县、区、乡分别设疫病防治卫生科员、卫生员、卫生委员会，其主要工作是张贴卫生宣传画，举办卫生宣传周、医药卫生展览会等活动，建立了一整套的行政防疫系统。提高了乡村基层防控能力，织密织牢了疾病阻隔防线。按照疫情分布特征、传播速度、人口疏密度、医疗水平等，县、区、乡各级防疫部门负责人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治工作。垂直管理、层层把关、责任到人，极大地提高了疫病防治工作的效率。既能有力阻隔疾病快速传播，又能由上到下深入基层，了解各级政府防疫措施的漏洞、民众对医疗物品的需求，分级指导防控措施的具体落实。

（三）开展群众防疫运动

中国共产党善于向群众宣传防疫知识，更重视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到防疫工作中。疾病防治的主体是群众自身，边区政府深知减少疾病的传播乃至消灭疾病必须依靠群众力量，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

组织群众联防联控，充分调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主动性，发挥群众集体的力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突出特点之一。群众防疫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倡导群众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宣战，而宣战必须建立在群众自我觉知和自我改造的意愿基础之上。发动群众自觉参与卫生防控，防护自我和监督他人，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医疗物资极端紧缺的情况下采取的最有效措施。为改变村民老旧的卫生习惯和思想，卫生员、卫生委员会用可以看见的事实教育群众。事实胜于雄辩，群众自觉改变了不良卫生习惯，从根本上铲除了疾病传播的渠道，防控感染优于治疗疾病。

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卫生防疫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依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思想政治工作配合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实践不断深入。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和生命线，其理论依据是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总结的经验。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党的领导必须与依靠群众紧密结合。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各项事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有利于减少社会治理成本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和集思广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紧紧依靠群众自我预防、自我管理。组织动员群众了解、熟悉疾病是可防可控的，让群众识破迷信的本质，主动学习科学的防疫知识，逐渐摆脱落后的卫生习惯。今天，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提升，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依靠群众就是运用群众的智慧助力社会卫生健康事业水平的不断提升。

（二）宣传教育与以身作则相统一

抗战时期的边区卫生防疫得益于宣传教育深入基层、重视选择宣传内容和善于把握对象特点。第一，防疫知识通俗易懂，避免晦涩，和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有大量女性生理期或孕产知识、幼儿保健常识。群众观看卫生展览会上的对比挂图明白了生产前科学调整胎儿的位置完全可以降低产妇的难产死亡率。宣传卫生健康知识强调眼见为实，注重以群众视角解决生活中的健康难题，以科学的观念引领群众改善卫生习惯。第二，准确评估受众的接受水平，以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了诸如《卫生通讯》《国防卫生》等多种卫生报刊，《解放日报》和《新中华报》分别设有卫生（防疫）专刊（栏）等，将卫生常识的理论与防控疾病的实际结合，主要面向有一定文化水平可以阅读的群众。展览会则以实物、图画、图表、故事的形式吸引更多不能直接阅读报纸的群众，形式多样、风趣幽默。

宣传教育的效果还依赖于身边人物的以身作则。边区卫生防疫的宣传教育让群众看到讲究卫生带来的好处。引导群众自觉效仿卫生模范家庭、培养卫生好习惯，进而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疫情发生。模范医生、模范家庭、模范村的出现提高了群众防疫的自觉性。“卫生宣传仅靠专业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各地的先进人物相结合，广泛发动区乡干部、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小学教員等积极分子起来进行深入宣传。”[8]依靠先进人物自觉行动，例如，不在吃水的河里倾倒垃圾，开展灭蝇灭鼠运动。以个人带动全村，以全村影响边区，形成了健康卫生的社会风气。

（三）立足当下与放眼未来相一致

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可以考验政府的治理能力，让政府在危机中抓住新机。如何在防疫中总结出精准可行的方法，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边革命边建设时思考的新课题。

立足当下，控制疫情。边区政府扎根于群众，以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为己任。不论采取何种治疗政策，其最终目的都是控制疫情。比如，延安缺医少药实际上是缺少西医、西药，而当地中医根基深厚、中药材资源丰富。因此，制定诊疗方法，倡导中西医结合。挖掘中医优势、利用西医长处，在延安经济困难、物资匮乏之际，不遗余力挽救群众生命，尽量打破中西医之间的信息壁垒。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倡导中西医都要为人民服务。立足陕甘宁边区实际、集中优势资源克服困难是中国共产党作风务实的体现。

放眼未来，建立预警。虽然一次次解决了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但是治理体制不能裹足不前，减少疾病的发生必须建立疾病预警机制。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防疫委员会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将传染病共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天花、霍乱、鼠疫;第二类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伤寒及副伤寒、猩红热、回归热、斑疹伤寒、赤痢、白喉。分别建立日报告、周报告制度。早发现报告，早隔离治疗，建立预警防控机制，发现病例或疑似病例立即前往确诊、救治。抗战时期的延安地区人员流动较小，卫生部门对发生疫情的地方首先发布疫情通知，以引起各方注意，防止疫情短时间内扩散。尽管当时汇报方式非常落后，上报工作依然没有延误，说明防控疫情最关键的是反应及时。这些举措依然可以沿用到今天中国卫生防控工作中。预警报告机制的手段越来越发达，建立垂直上报系统是整个疫情发生期间最快速、最便捷的途径，能够真正做到精准防控、不漏一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不仅关乎人民的生命健康，而且深刻地影响群众的生活习惯和科学观念。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了卫生防疫始终，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卫生防疫的前进步伐和防控效果，在短时间内、恶劣条件下取得了显著成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当下，中国取得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重大胜利，回溯抗战时期边区防疫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能为未来疫情防控常态化提供更多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4.

[3]徐特立.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N].解放日报，1944-08-13（4）.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7-68.

[6]郭征.中医中药在某区——名医梁金生先生访问记[N].新华日报，1941-02-28（2）.

[7]李洪河.往者可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经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6-47.

[8]温金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J].抗日战争研究，2005（3）：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