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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与传播

2022-06-25李春华

新闻研究导刊 2022年6期
关键词:抗战时期

摘要: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出版著作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文章分析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形式以及传播效果,从当时的多种传播形式和装帧设计研究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形态,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践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传播之间的关联,发现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与传播对推动当时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传播;装帧设计;传播形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6-0130-03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民族抗战由此揭开序幕。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历经1899—1910年期间片段式初见媒体、1918—1920年广为全国媒体讨论与传播、1920年后伴随革命运动兴起大量出现在书籍杂志三大阶段后,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十几年的发展,促使马克思主义从最初一个陌生而新鮮的词汇,演变为在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潮,从最开始报刊夹页中的寥寥数字演变成被各大学者争先翻译、为各大书局印刷出版并广为传播[1]。

而伴随全民族抗战的开启,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加强对其的研究,将助力后人更为真切地感知中国抗战中文化、思想的重大变化与进步。

一、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

“出版”一词初见于中国文献,是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上,结合文献的上下文语境,可知“出版”二字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即印刷和流通。从清朝末年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以不同的形式出版和传播,其中既包括对马恩各种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也包括围绕马恩的只言片语进行分析讨论的文章,亦包括很多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的论述[2]。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机会,促使马克思主义著作伴随更为广泛的传播网络日渐铺陈开来。

(一)抗战时期主要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

193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报委员会在延安创办了《解放》周刊。该周刊由解放社负责出版,同期解放社还出版了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丛书。

而成立于1935年的新知书店,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将总店由上海迁至武汉。

同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出版社,该出版社与新知书店在抗战时期成为隶属于同一单位的“双牌”。

新知书店除以自身的名义出版各类传统书籍外,另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委托,以“中国书店”的名义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1942年,由吴亮平、张仲实、艾思奇、柯伯年等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正式编辑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该书经毛泽东审核后,于同年4月正式发行。在书籍的《例言》当中,编委会不仅介绍了此书的出版背景,更直接道出其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思想方法的出版目的。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成立编译部,主要负责编译各类马克思主义著作[3]。翌年,中央责令张仲实、柯伯年等人制定翻译计划,并在计划内完成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

鉴于对过往书籍翻译质量的质疑,1943年5月,中央另指定由凯丰、博古、洛甫、杨尚昆等人组成翻阅校译委员会,于当年完成了党校使用的所有翻译教材的校对工作,如博古校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

(二)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主要发行形式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受当时社会局势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奔赴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总后方,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国化带来了更多的研究力量,更为其出版发行提供助力。

总结各方面资料来看,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发行形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依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建立书店,促进此类图书的发行与销售;二是通过在外设立办事机构,自建门店和销售网络,发行书籍。

1937年4月,新华书店于延安清凉山正式成立,其与解放社分工合作,后者负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前者则负责发行。

1938年8月,朱德从前线返回,在延安召开的万人欢迎大会上,朱德号召将后方出版的马列著作大批运到前线。

为响应这一号召,1939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出版发行部的通知》,并对发行部的设立要求、责任作出明确说明。同年9月,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正式成立。抗战期间,延安各地的出版发行工作在其指导之下,有条不紊地展开[4]。

鉴于抗战期间日、伪军的封锁,以及延安当地书籍生产条件的落后,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不能及时运往前线。

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出版发行部一度调整策略,将延安当地制作完成的书籍纸张运送至其他根据地,改统一印刷为自行引述。

例如,晋察冀就曾依托延安运送的纸张,自行印刷《共产党宣言》等书籍。

1939年9月,新华书店正式独立,成为直接受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的全新机构。为提高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人民群众和广大读者中的影响力,其在《新中华报》上连续刊载广告,一来推介新书,二来对书店的服务内容及服务时间作出明确说明。1941年10月,华北书店于延安北门正式开业,该书店是由新知、读书及生活三家书店联合成立,其以民营形式经营,销售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

二、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

随着印刷技术的日益成熟与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接触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论著,这些论著不仅传播了全新的思想和观点,更将原本仅散布在知识分子中的舆论工具,推向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得益于这样一股推广和传播的潮流,无数民众加入挣脱传统思想束缚的队伍中,迎接全新的思潮。

(一)多种形式促销下的“快”传播

伴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南京、重庆及武汉等地设立出版机构,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进行销售推广工作。另一方面,针对没有出版和销售网点的城市,部分书店则开启邮购业务,包括定期向读者邮购书籍目录,读者以书籍的形式订阅书籍或报刊等。

而针对抗战前线很难买到图书,抗战军民丰富精神世界的状况,书店或出版机构间还展开联合,携带各类书籍、报刊前往前线,直接供军人、流亡者或先进学生选购[5]。

作为一家具有浓厚商业气质的书店,抗战后期,生活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利用自身的发行网络,对其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此种操作方式不仅满足了读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需求,更在某种程度上为书店的带来了一定收益,为中国共产党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契机。

此外,部分书店为增加读者群,采用了多种多样的促销形式,如部分图书“七折优惠,允许月底统一结账”;以满足读者需求为前提,提供报刊订阅服务;在特定的日期针对进步青年开启定向折扣,促进书籍报刊的销售和阅读。

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創办的刊物——《新华日报》及《群众》在国统区内拥有合法的地位及较强的印刷能力。全民族抗战期间,这两本刊物加入翻印马克思著作的队伍中来,借用自身的发行量和自身在国统区内的合法性,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其影响力。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的带动下,一大批拥有不俗影响力的书店纷纷加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队伍中,如南洋图书公司、江西的大众文化社、桂林的文化供应社等等。

这些当时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书店的加入,拉近了读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距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群众中的阅读和传播。

(二)“反审查”策略下的“逆”传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国共两党虽然在短期内达成了抵御外敌的共识,但是其在各自的文化宣传领域内仍旧存在摩擦和“交锋”。在颁布了一系列严格的审查法规并成立了一系列文化管制的相关机构后,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对书籍的审查,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便在这审查范围当中。

为了保障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得以顺利出版发行,扩大影响力,相关出版机构采取了多种“反审查”的传播方式[6]。

首先,积极推荐著作,保护进步读者。在国民党查禁的“高压”环境下,很多读者纵然想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无法获得相应的渠道,甚至无法主动选择图书。如此情况下,相关书店、门市的销售人员会仔细观察读者,积极向进步读者推销马克思主义著作;仔细辨别前来审查的伪装特务,并对被跟踪的进步读者进行特别提醒和加强保护。

其次,专人接待、防范查禁。部分书店、门市的工作人员对于前来审查的特务极为熟悉,故而每次都会安排专人接待,而在接待过程中,其他工作人员会快速“转移”相关书籍,待特务离开后,再将这些“被转移”的书籍重新拿出来摆放,时间一长,这些书籍无疑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间接达成了逆向宣传的效果。

最后,邮寄也是一种实现著作发行、促进传播的有效方式。但是在国民党实行邮寄检查制度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邮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7]。比如重庆市区的邮局在接受部分书籍向外邮寄的书包时,便会格外审查,甚至于部分书店、报媒已经登上“黑名单”,由其发出的邮寄品概不接收。由于国民党管辖的各大邮局在检查邮寄品时尺度并不相同,书店的工作人员会在邮寄图书时,特地偷换书籍封面、更换出版社名称,蒙混过关。

另外,在国民党管辖的邮局系统内有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和部分受先进思潮影响、关心支持中国革命的人员存在,这也为当时邮寄马克思主义著作,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提供了便利。

抗战时期,部分进步刊物的发行,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恶意抵制。国民党甚至采用威胁、殴打等方式,禁止批发、销售某些报刊,采用封杀的方式禁止其发行。而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大量报社招募社会进步青年和流浪儿童,组建自己的报纸发行队伍,将大量能够彰显先进思想和文化的报刊投递到读者手中。

(三)用心于书籍设计形式的“美”传播

任何事物都具有美的一面,书籍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载体之一,其装帧和设计也是影响其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受众者的角度来看,好的装帧设计有利于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1938年3月,第一本中文版的马恩关于中国的论文集——《马恩论中国》,由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封面的设计上,该书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头像印在封面上,并直接提炼“古代东方的特点与中国”“世界商业与对华政策”“关于中国的论文”三部分内容,给读者造成一种非常直观的“两位伟人论述中国”的感觉,以巧妙的形象吸引读者,实现传播[8]。

再如1938年4月20日,李铁冰编译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由武汉火炬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在内容上收录了《中国及欧洲革命》外,在封面设计上也颇具亮点。

其封面上印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字样,书名以鲜艳而夺目的红色印刷。封面上另有一张劳动者用铁锤不断打击被铁链捆绑的石头的图片,其寓意鲜明,极具特色,读者可以十分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力量[9]。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践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传播有着显著的关联。这种出版与传播不仅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更对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在抗战时期,当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内容频繁出现在各类书籍与报刊上,当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在这样一种全新思潮的影响下,加入民族解放的队伍,在社会上发挥“意见领袖”的职能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无形之中获得了能够彰显自身影响力的最佳契机,间接为结束战争、促进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国伟.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1899-1945)[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2] 王海军.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翻译与传播的历史考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J].中共党史研究,2011(5):24.

[3] 张恒军.“一带一路”倡议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J].传媒,2017(15):85-88.

[4] 郭德钦.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5] 杨金绣.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地位与启示[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7(3):122-124.

[6] 濮灵.论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与发展[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1.

[7] 李国泉.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理论自觉、理论自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述[J].湖北社会科学,2016(8):15-21.

[8] 房正宏,刘文萍.中国共产党100年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的成效与经验[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0(5):5-14.

[9] 汪先平,钟壮壮.正确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5):30-37.

作者简介 李春华,本科,记者,焦作日报社记者,研究方向:思想政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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