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琦平 赵亚琼

摘  要：中亚国家作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地区，与中国经贸关系日益加深，对金融合作的内在诉求不断加强，但也面临诸多风险，如经济不稳定风险、金融自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及疫情冲击风险。因此，应强化顶层设计，有效减轻地缘政治风险对金融合作的影响;加強风险监控，建立完善风险预警研判机制;提升经贸合作质量，积极营造良好的金融对接环境;增强企业应对金融风险尤其是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水平，等等。

关键词：中亚国家;金融合作;风险;顶层设计;金融对接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2;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20）03-0029-06

一、引言

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本文所指中亚国家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以下简称哈国、土国、乌国、吉国和塔国）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已经成为吉国、塔国、土国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成为哈国和乌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受历史发展、地理位置、国家政策及政治影响等多方因素制约，中亚地区经济金融呈现出整体水平不高、国家差异较大的发展现状，金融危机之后又面临主权货币贬值、流动性短缺、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元走强、卢布动荡等多重“内忧外患”，对中亚各国的经济复苏和金融安全造成了巨大挑战。与此同时，持续蔓延的全球性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经济停摆，不仅加大中亚国家经济复苏压力，也对中国的“六稳”尤其是稳外贸、稳金融提出了更大挑战。防范风险是深化金融合作的前提，有效评估中亚国家金融风险对未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深层次的金融合作具有更加重要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中基于中亚国家金融风险分析基础上的中国与中亚金融合作研究较为匮乏，已有文献中学者普遍认为中亚五国受历史发展、内外部、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金融发展阻力较大，如孙力（2017）和张银山、刘琦平（2017）等认为当前中亚国家经济发展协同性较低，发展程度差异化较大，同时受地区经济结构制约，外部环境不景气影响，该区域经济向好的发展态势受阻碍，存在一定的经济金融风险。[1-2]张栋、董莉（2017）通过对2009—2016年中亚各国经济金融发展情况分析，发现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一、金融市场培育缓慢，经济、金融、外汇等指标均存有潜在风险。[3]王玉柱（2017）认为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单一、金融系统不完善，易受到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影响。[4]本文主要从中亚国家自身经济和各类风险角度出发，对深化双方金融合作的主要风险因素进行探索，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现状

（一）中亚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梯次差异明显

根据世界银行网站公开数据，中亚五国GDP整体规模呈现明显“三梯次”分布（见图1）。第一梯次为哈国，2018年GDP为2040.67亿美元;土国和乌国处于第二梯次，近年来GDP总额整体保持在400—600亿美元之间;塔国和吉国位于第三梯次，均在百亿美元以内。2018年，中国GDP总额13.6万亿美元，是同期哈国GDP水平的近60倍，而哈国2018年GDP为吉国的近30倍，说明中亚国家整体经济规模处于较低水平，且内部差异明显。

人均国民收入整体呈现三梯次排列（见图2）。中亚五国人均国民收入除乌国外均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分布。除乌国外，哈、土、塔、吉四国人均国民收入均在2014年达到峰值随后下降，至2017年末仍处历史较低水平。其中，哈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五国中处明显领先地位，属第一梯次;土国人均国民收入高于中高收入水平，乌国略高于中低收入水平，两国均位于第二梯次;塔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人均国民收入均在1000美元左右，属于第三梯次。

（二）中亚国家企稳回升的经济态势受到阻碍

近年来中亚五国经济发展均受到不同程度阻滞，经济增速均出现下滑，其中，哈国和土国降幅较大，乌国和塔国增速相对较为稳定。哈国和吉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2009年GDP分别仅增长1.2%、2.89%（见表1）。2010年至2013年，中亚国家普遍采取了加大政府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同时，世界范围内经济复苏加大了对能源的需求，石油天然气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除吉国外的各国经济整体保持较高水平增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重要贸易伙伴俄罗斯经济不景气等多因素叠加影响，哈国GDP增速从2014年的4.2%下滑至2016年的1.1%，2017年仍未回升至2014年的增速;土国从2014年的10.3%下滑至2018年的6.2%;吉国2014—2017年GDP增速维持在4%左右，较2013年大幅下降。整体来看，中亚国家经济对外依赖性较强，原材料出口对经济拉动作用较大。2016—2018年由于国际油价逐步回升，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曾出现良好势头，但受全球经济不景气、货币政策趋紧及逆全球化等因素影响，大部分经济体扩张趋缓，加之短期内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未能解决，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不太明显。

（三）中亚国家金融市场发展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中亚五国多处于经济转轨阶段，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均衡，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见表2）。商业银行是银行业的核心力量，但整体数量较少。塔国、土国和乌国尚无政策性银行，吉国银联体成员行—结算储蓄银行完全是国有的、并具有很多政策性职能的商业银行，中资银行较少。[5]除工行、中行在哈国设分支机构，其余四国均未有中资银行进入。证券、保险市场等发展较为滞后，2015年哈国、吉国、塔国和乌国均仅有一个证券交易所，吉国股票交易所内仅有14家企业，年平均交易额约1亿美元，塔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于2016年才开始正式运行，股票交易仅7.31亿美元，土国境内尚无证券交易所。此外，中亚国家的外汇制度差异较大，除哈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土国实行传统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外，吉国、塔国和乌国均实行有管理安排的汇率制度，乌国的外汇管制更加严格，以前一直实行“强行结汇”制度，2017年9月之后才取消外汇兑换管制政策。

数据来源：根据ADB（亚洲开发银行）、商务部2015年、2017年对外投资国别合作指南、WIND数据库及中亚国家央行网站整理所得。考虑数据所得性和延续性，证券市场和保险机构主要为2015年各国数据

四、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面临的主要风险

当前，成熟的金融风险体系主要应用于风险预警领域，国内外学者均主要以经济指标、金融指标和外汇指标进行评估。对中亚国家而言，金融合作风险分析要选取指标共同之处，结合中亚地区特殊情况和目前疫情影响趋势，兼顾到地缘政治风险和疫情冲击风险。

（一）经济不稳定风险

经济不稳定风险主要是指整体经济发展、流动性及通胀率、失业率等核心指标存在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中亚国家外资依赖度较高，导致流动性问题突出。哈国提出“金融稳定计划”以刺激流动性，哈国、土国央行采取提供贷款救助商业银行举措。财政赤字情况普遍存在，据独联体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哈国2014年的财政赤字达到约1万亿坚戈的峰值;土国赤字情况也较为严重且波动较大，乌、吉、塔三国财政赤字的风险相对较小。

通胀通缩风险较大，失业率高居不下（见表3）。除吉国外，其他四国通胀率长期在 5%以上，哈国2015年通胀率高达13.6%，乌国通胀率长期高于8%，主要是受货币贬值、工资、食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所致，塔国因2016年银行流动性危机，国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导致通胀率逐渐恢复高位，土国2014年后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失业率方面，2009—2017年，我国失业率维持在4.2—4.6%之间，除哈国较为接近外，其余四国达到中国的两倍，塔国失业率长期10%以上，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二）金融自身风险

金融自身风险主要是指利率水平、债务违约、信用培育等核心金融指标和外汇储备、主权汇率、外债负债等外汇指标存在的风险问题。乌、塔、吉三国本币贷款利率长期高于20%（见表4），哈国基准利率长期处于10%以上，融资成本极高，土国贷款审查严格且时间长，外资企业在土国很难融资。世界银行报告“信贷可得性”排名中，中亚国家“征信机构覆盖率”和“信用记录覆盖率”指标比较低，这不仅对提供信贷支持、刺激流动性造成阻碍，信用风险也使得各国债务泡沫风险持续集聚。

外汇风险形势较为严峻。受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元走强、卢布动荡等因素影响，中亚各国主权货币大幅貶值，汇率波动风险明显增强。近年来普遍采取“去美元化”，哈、吉、塔三国央行多次动用外汇储备，使得三国2015年以后的外汇储备规模持续下降。根据中国驻中亚各国经商参赞处数据，哈、吉、塔三国外债负债率均超过国际公认的20%负债率安全线。哈国近十年来外债负债率始终高于65%，2016年达到123%，吉国和塔国的经济体量和外汇规模较小，外汇无法覆盖外债，偿债压力持续增大。从汇率水平看，2009—2018年，美元对中亚国家本币汇率持续走强，哈、吉、塔三国的汇率整体呈现下跌趋势，哈国2015年、2016年连续出现明显“断崖式”贬值状态（见表5）。尽管五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和汇率安排出现了转型，但吉、塔、土三国仍基本维持有管理的汇率，且币值仍被高估，各国汇率长期走势面临较大贬值压力。

（三）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因素一直是开展经济金融合作的重要衡量因素。中亚国家位于欧亚大陆汇合的中心地带，油气和矿产资源丰富，宗教文化特征敏感、地缘政治复杂，一直是国际政治博弈的重要区域，政治因素交织叠加。俄罗斯将中亚地区视为其欧亚大陆“管辖区”一部分，美国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并发动“颜色革命”，伊斯兰世界则追逐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利益并有极端宗教思想渗入。除了外部政治风险，五国国内政治风险也较为突出。其中哈国和塔国政局相对稳定，吉国南部宗教极端势力较为活跃，土国与周边国家宗教纷争较多，乌国的费尔干纳等地区一直以来都受到极端宗教的困扰。利益矛盾和宗教冲突使得该地区政治局势较为紧张，与其开展金融合作极易受到大国政治博弈和内部不稳定因素的冲击。

（四）疫情冲击风险

一方面，疫情暴发蔓延使得抗疫、防扩散成为当下中亚国家最迫切的工作，各国普遍对经济活动采取了严格措施，经济发展尤其是外贸出口受到了极大制约。另一方面，中亚国家普遍对外资、外贸依赖度较高，疫情蔓延导致的“恐慌反应”对中亚国家原本复苏缓慢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挑战。IMF近期下调了中亚国家2020年GDP增长预测，哈国由3.9%下调到-2.5%，吉国由3.4%下调为-4%，塔国由4.5%下降到1%，乌国和土国由6%下调为1.8%。吉国经济部预测该国2020年经济增幅可能下滑7%并出现201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哈国国民经济部部长达列诺夫4月2日表示，当前哈国2020年度进出口总额预期617亿美元，较年初预期下降28.67%。

五、应对策略

（一）强化顶层设计，有效减轻地缘政治风险对金融合作的影响

加强政策沟通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更是减轻地缘政治风险的有力支撑。一是持续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框架作用，重点加强外交、经济乃至安全政策等领域的沟通协作，为加强合作、防控风险提供坚实基础。二是积极借助CAREC、上合组织银联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亚欧博览会丝绸之路金融论坛等现有平台机制，探索建立涵盖中亚各国常态化的双边金融会晤、协商机制，搭建金融合作平台，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向纵深多元发展。三是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哈国“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哈国在中亚各国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力。2019年9月11日，习近平主席同哈国总统托卡耶夫进行会谈，决定发展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要在现有的中哈合作框架下加强经贸、基础设施、能源、5G、科技、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形成可复制模式并广到其他国家。

（二）加强风险监控，建立完善风险预警研判机制

一是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健全“监控、预警、研判”为一体的风险应对机制，突出对风险发生的主要方式和重点国家的监测防范，采取灵活多变的规避措施，做到科学客观反映和及时高效处置潜在风险。二是构筑“日常+重点”的监控模式。探索建立各国间宏观经济和金融信息交换系统，在常规监测基础上，侧重对货币供应量、外债负债率、贷款利率、GDP、失业率、通胀率、汇率等重点金融指标和哈、吉、塔三国的重点国别监控。三是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预警研判。中塔金融机构合作已出现贷款逾期问题，我国是吉国最大债权国之一，在合作过程中应高度关注并吸取银行财务、外汇管制政策等特殊事件、异常变动情况的经验，提前做好突发事件风险预案，减少中资企业波及损失。四是健全风险协调救处置机制。以中哈金融合作分委会为基础，探索构建覆盖中亚国家的多边金融协调和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建立救援方案，积极形成国内外合力。

（三）提升经贸合作质量，积极营造良好的金融对接环境

经贸往来与金融合作是相互套嵌、互相推动的整体工程。一是注重深化双方经贸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工业产业链和货物贸易方面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要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共赢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的难得机遇，增强产业合作的粘性和感知经济风险的敏锐性，为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提供坚实保障。[6]二是拓宽经贸合作路径。充分利用哈国经济实力、区域影响力等优势，通过合作形成可借鉴、可复制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形成以哈国为中心，全面辐射的多元化经贸格局。三是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鉴于丝绸之路国际货运班列仍以新疆为主要通道，要积极发挥新疆作为“核心区”在向西开放中的巨大区位优势，依托17个一类口岸及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经济区，打造面向欧亚市场的加工贸易中心、进出口集散地和物流中心。四是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合作。将绿色低碳技术作为资本绿色化输出的核心，从技术上加强对出口产品、项目建设等全生命周期环境特性的研究，还可在中亚国家不断提升合作项目的绿色化水平，倡导使用环保技术打造绿色金融合作的样板工程，为长期稳定的金融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四）提升人民币使用覆盖面，增强企业应对金融风險尤其是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推动人民币使用是解决汇兑风险的有效路径。一是构建人民币使用的良好环境。要综合统筹国内国外利益均衡，充分考虑中亚国家政府态度、市场意愿以及美元、卢布等强势货币的传统影响，争取达到“政府支持+市场自发+外部平稳”的良好环境。二是努力提高人民币债券的广度深度。紧抓“去美元化”、卢布动荡良好机遇，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金融产品和衍生品，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人民币投融资和汇率避险工具。重点提升人民币在油气能源等大宗商品中的使用频率，创造更多人民币优质资产。三是鼓励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走出去”。当前中资银行数量少、规模小，要根据中亚各国实际，探索建立国有银行及金融机构在中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激励机制。四是做好人民币“内功”。建立健全国内金融市场体系，持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的全球信用等级和内含价值。以缓解中亚地区流动性不足问题为契机，推动人民币成为中亚非官方盯住“隐形锚”。借助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网络结算平台，增强民间领域对人民币的认同感，削弱美元、卢布惯性对人民币造成的阻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与交易量。

（五）深化区域抗疫协作，不断增强经济金融合作粘性

化危为机，通过抗疫合作构建多领域的稳定伙伴关系。一是在短期内，加大对中亚国家疫情发展的关注力度，加强对区域协调合作、抗疫经验分享及经济金融风险防控的支持，鼓励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对疫情严重国家的贸易伙伴给予物资援助。二是在抗疫协作的同时，注重探索实施线上远程医疗、线上抗疫物资贸易、电子商务等“线上经济”项目，积极同中亚国家开展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为金融服务“走出去”提供新载体和更适宜环境。三是针对中亚各国国内存贷利率较高、融资成本较高和疫情期间流动性缺口较大的现实状况，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平台，鼓励境内金融机构向中亚提供人民币贷款，并积极通过政府援助、政策性贷款等形式解决中亚国家基础建设的资金难题。

参考文献：

[1]孙力.2016年中亚国家总体形势及发展趋势.[EB/OL].[2020-01-20].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207/17/50615877_710899322.shtml.

[2]张银山，刘琦平，张栋.人民币作为中亚国家“锚货币”的思考研究[J].中国货币市场，2017（9）：9-15.

[3]张栋，董莉，郑红媛.中亚五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的比较研究（2009—2016年）[J].俄罗斯研究，2017（3）：162-194.

[4]王玉柱.“产能合作”对区城货币流通的影响机制研究—— 兼论中亚国家货币流通的实现机制[J].太平洋学报，2017（5）：84-91.

[5]刘文翠，李翠花.新疆与中亚五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存在问题及建议[J].新疆财经，2013（1）：70-74.

[6]徐坡岭.对中亚国家经济的几点思考[J].欧亚经济，2016（4）：10-24+125+127.